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歷史,既是熱點,也是爭議最多的部分。
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康雍乾三朝通紀》就以康雍乾三朝134年的歷史發展脈絡為主線,這段時間占清朝268年統治時長的一半,可作為“半部清朝史”。這套書由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朱誠如撰寫,他從政治、經濟、文化、邊疆治理等維度構建起理解這段歷史的框架。
12月2日,《康雍乾三朝通紀》新書發布暨交流研討會在北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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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誠如分享
1979年,年輕的朱誠如參與了白壽義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承擔康雍乾三朝部分的撰寫工作,由此開啟了對這一歷史時段的系統研究。1988年,在國內尚無該領域專史的情況下,他出版了21萬字的《康雍乾三朝史綱》。
1998年,朱誠如教授調任故宮博物院后,又在王思治、馮爾康等史學大家提議下,編纂出版《清朝通史》;2003年國家清史工程啟動,朱誠如全程參與從開篇到定稿的工作。持續的學術實踐的積累,最終促成了這套71萬字的《康雍乾三朝通紀》。
本書最大的特點在于,朱誠如強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政治制度、治國方略上具有強烈的連續性和遞進關系,是一個不可割裂的整體發展階段。比如就政治制度而言,康熙除鰲拜、雍正創軍機處到乾隆“乾綱獨斷”的權力集中的過程,證明三朝應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去研究。
朱誠如談道,談論三朝的歷史價值時我們會發現,這是國家治理的“經典時段”:這一時期不僅形成了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奠定了130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版圖,還促成了多元一體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經濟上,農業發展達到歷史之最,耕地面積達10.5億畝,人口增至3億;文化上,《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巨著相繼問世。
盡管很多學者以“康乾盛世”與“秦漢雄風”“盛唐氣象”并提,朱誠如表示,自己在著作中刻意使用“治世”而非“盛世”的表述,是基于學術嚴謹性、研究視角定位、辯證史觀的考量,“治世”的本義是“相對于亂世而言的政治清明、社會穩定期”,更側重“政權由亂到治的務實進程”。
之所以稱“治世”,是因為我們不該回避這一時期的深層問題: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敗,如和珅專權、文字獄對思想的禁錮(康雍乾三朝約200起,為中國古代之最)、“重農抑商” 對資本主義萌芽的壓制,以及“閉關自守”政策導致的與西方產業革命的不同步等等。
朱誠如系統梳理道,康雍乾三朝,政治上,設置軍機處、秘密立儲等制度,強化中央集權;邊疆治理上,新疆軍府制度、西南改土歸流、蒙古盟旗制度“因地制宜”;經濟上,有“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等,緩解民生壓力、穩定財政(乾隆朝國庫常年存銀6000-7000萬兩);文化上,肯定《四庫全書》《康熙字典》的編纂成就,但也批判對典籍的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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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
專家對話環節,大家持續探討上述康雍乾三朝涉及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劉鳳云從歷史地位和歷史遺產兩方面切入,認為清朝的大一統遠超漢唐,其1300萬平方公里疆域實現了有效的行政管轄,設有官員、駐扎軍隊,建立完整行政建制,這是以往朝代無法比擬的。對于人口問題,她提到清朝通過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制度,推廣玉米、薯類種植,成功養活3億人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原副館長李國榮總結康雍乾時期的諸多閃光點,包括國家疆域大一統、人口達到歷史峰值、周邊形成穩固的宗藩體系等等。同時,他也客觀指出了歷史教訓,如康熙、乾隆晚年的懈怠不作為,文字獄造成的思想窒息,乾隆中后期滋生的嚴重腐敗,以及天朝大國心態導致的對外視野狹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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