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唐詩之路初論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巴蜀唐詩之路簡圖。作者提供

近年來，唐詩之路研究蔚然興起，這是唐詩學領域對金克木先生四十年前所提“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的遲到回應。唐詩之路研究表現出對地理和空間的強烈關注，它要求學者走出書齋，走向山川和田野，考察唐代詩人留下的詩路史跡，捕捉至今仍依稀可辨的文學地理細節，深化對于文學生產空間場域的認識，并采集原始文獻，拍攝影像，繪制圖表，在此基礎上開辟唐詩研究的新境。

唐代詩人多入蜀，從初唐四杰一直到晚唐李商隱、溫庭筠等，大大小小的詩人絡繹不絕地進入蜀中。他們行走于巴山蜀水之間，留下了非常豐富的詩路文化遺存，我們可以稱之為“巴蜀唐詩之路史跡”。這一概念兼具時空兩方面的屬性。以時間而論，它既涉及唐詩中書寫的前代巴蜀史跡，如蜀道開辟的傳說、前漢揚馬的文章、蜀漢王朝的風云；也包括因唐詩的流傳而在后世生成和演變的史跡，如杜甫草堂、浣花溪和薛濤井。從空間上講，一處史跡往往是某個具體的地點，這些地點一個個串連起來，呈現出路線的形態，且因唐代詩人的行走而具有空間流動的特征。同樣，作為限定詞的“巴蜀”，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巴蜀”其空間范圍并不一致，筆者在《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論》一書的緒論中就此進行過深入討論。要而言之，“巴蜀唐詩之路史跡”是當下唐詩之路語境里的新概念，其地理空間的邊界既不同于唐代的巴蜀，也不同于當代的巴蜀。認識到這一點，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概念與“蜀道”之間的聯系和區別。

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結合唐代詩人在劍南三川及山南東道忠、萬、夔諸州的行蹤，巴蜀唐詩之路涉及的地理空間可以限定為唐代的戎州（今四川宜賓）、雅州（今四川雅安）、三泉縣（今陜西寧強縣陽平關鎮）、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四地連線而成的區域，大體與四川盆地重疊，而排除唐代山南西道的巴山以北地區，也不包括今日四川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具體說來，巴蜀唐詩之路由以下五路一樞紐構成：

一、金牛詩路。起點金牛驛，經五盤嶺、利州、劍門關、劍州、綿州、鹿頭關、漢州，至成都府天回驛。

二、嘉陵詩路。起點三泉縣，沿嘉陵江而下，經利、閬、果諸州，至合州匯入涪江處。

三、涪江詩路。起點龍州，沿涪江而下，經綿、梓、遂、合諸州，至渝州匯入大江處。在唐代，合州至渝州江段，稱涪江而非嘉陵江。

四、蜀江詩路。起點成都府江瀆廟，循大江沿線眉、嘉、戎、瀘、渝、涪、忠、萬、夔諸州，至巫山神女廟。

五、巴山詩路。也可稱作“巴水詩路”，大體對應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篇二六之“山南境內巴山諸谷道”。與前述四條詩路的單一線狀不同，巴山詩路由多條較小線路組成，整體呈網狀特征，其中相對重要的是自集州南下經巴州、蓬州至渠州一線，以及自今萬源市經唐宣漢縣、開州至萬州一線，后者部分與天寶荔枝道重合。

六、詩路樞紐成都。唐代詩人入蜀，多自長安南下，越秦嶺，過漢中，經金牛道至成都；出蜀時一般自成都舟行，順流而東可直至荊州，再循大驛道北歸長安，從而形成一個環狀的空間移動軌跡。所以，成都府既是金牛詩路的終點，又是蜀江詩路的起點。

巴蜀地域廣闊，其內部各州府的文化發展程度并不均衡，這相應地體現在詩路生態的盛衰差異上，具體就是詩路行走的詩人以及相關的文學創作之數量多寡。成都是“見史以來，中國西南部最重要且恒久性之政治軍事中心”（嚴耕望語），是巴蜀地區的交通樞紐，從而也是巴蜀文化的地理樞紐和巴蜀唐詩之路最重要的節點。因其相對國家政治中心而言地處西南，所以長期以來，自長安出發，越秦嶺，經漢中，往南偏西方向歷五盤嶺、劍門關、鹿頭關至成都的金牛道是最繁忙最發達的交通命脈，也是詩人入蜀的首選路徑。故上列詩路五線一樞紐，以樞紐成都和金牛詩路最為重要。涪江流域在唐為劍南東川屬地，梓州為東川節度使治所，受此區域行政格局之影響，涪江詩路的表現大有可觀，青蓮、射洪兩地，更是這條詩路上的兩顆明珠。自成都府沿大江直至巫山，順流而下，一日千里，鮮少舍舟登陸徒行者，故沿線的詩路遺跡留存并不算多，戎、瀘、渝、涪諸州，實已接近巴蜀地域文化區的南部邊緣；夔州則因其地處峽口，眾水所匯，其重要性僅次于成都和梓州，又因瞿塘滟滪，斷阻行程，行李往來聚集為多，故是蜀江詩路一重要節點。嘉陵詩路之三泉縣至益昌縣桔柏渡區間，部分與金牛詩路重疊，桔柏渡沿江以下，閬州人文蔚盛，其余較為蕭條。巴山詩路所在集、巴、壁、通、渠諸州，在唐代地處偏陋，前蜀吏部侍郎韓昭賣官鬻爵，時人有“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巴蓬壁集，侍郎不惜”之語，可見此數州經濟文化并不發達，相較前述各條線路，更為冷落。

各條詩路遺存的史跡，可分景觀和地名兩大類。實地景觀較為復雜，多是曾經詩人題詠或留存有唐詩故事的山川形勝，其自然地理狀貌千古如斯，并無改易，然而附著于其上的人為遺跡，隨著朝代更迭、時間推移，漸次荒沒于草莽叢林之中。詩路記憶沉睡在文獻記載里，但并沒有消失，一旦這種記憶被喚醒，修舊起廢，重建景觀，就是官方或民間常見的行為。巴蜀地區疊加宋元和明清兩次易代之際的社會大動蕩，現存唐詩之路的人為遺跡，宋代及其以前者多為摩崖石刻，和詩路主題有關聯，但不密切，而關系密切的驛道設施、詩文碑刻、名人祠墓、亭臺樓閣等等，現今遺存中價值較高者，時間多在明清以后；另有大量新建景觀，集中在最近五十年之內，其文物價值究有幾何固毋庸辭費，那些缺乏確鑿文獻支持的“假古董”更是常常招致學術界的嚴厲批評，但就詩路研究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正呈現出詩路文化陽春氣暖、萌芽日長的狀態，倘能歷經歲月而不廢，也必然會成為后人眼中的詩路文化遺產，此即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之義。地名史跡，在這里專指古代的文化實物蕩然無存，今日也未見有景觀重建，但其名稱卻保存著豐富的唐詩之路文化信息，它不僅是位置的標識，也是詩路的注腳，不僅是地理的，也是唐詩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從唐至今，很多地名都發生了不止一次的名稱改變和位置漂移，這和詩路文化在歷代的空間衍變和傳播息息相關，是研究過程中需要著重予以關注的。這類史跡既可能一直從文獻到文獻，以地名形態保存在方志等典籍之中，也可能在某個時期因緣際會，轉化為實地景觀。基于唐代交通路線的實際走向，把這些景觀和地名逐一串連起來，就能準確地繪制出巴蜀唐詩之路的路線圖。

當然，正如金克木先生明確指出的，文藝的地域學研究“不是僅僅畫出地圖，作描述性的資料性的排列，而是以此為基礎提出問題”。唐詩之路史跡的現地考察是詩路研究的起點，簡錦松先生的現地研究，在方法論意義上可以提供非常寶貴的借鑒；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詩路史跡的現地研究并不具有“文學地理學”那樣獨立的學科性質，它仍然只是唐詩研究工作的文獻爬梳和清理環節，只不過，在傳統的唐詩研究中，這一工作多是在圖書館進行，唐詩之路研究則要求學者回歸文學歷史的地理空間，像唐代詩人那樣，走向全國的山程水驛，走向唐詩地理的深處，把研究的基礎牢牢構筑在大地上。

（作者：張仲裁，系西南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