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對罪犯“越狠”，可能害處越大？——刑罰計算的底層邏輯

在一些惡性犯罪的新聞下面，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評論：“必須死刑！”“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大家的正義感令人動容。但作為一名法律從業者，我想從專業的角度和大家探討一個反直覺的觀點：刑罰，并非是越重越好。在某些情況下，情緒化的重刑主張，甚至可能讓我們的社會更不安全。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刑罰背后那套精密的“計算法則”。

首先，我們要明確現代刑罰的核心目的。

目前國際社會主要采用“威懾理論”，即刑罰不僅僅是為了懲罰已經犯罪的這個人，更是為了震懾社會上那些潛在的、可能犯罪的人，讓他們不敢以身試法。

按照這個邏輯，似乎刑罰越重，威懾力就越大。但問題在于，刑罰是有限的，而罪行在理論上是無限的。

國家的刑罰體系，從拘留、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緩到死刑，就像一把長度有限的卷尺，死刑就是盡頭。而犯罪的嚴重程度，卻像一條可以無限延伸的公路——一個人可以偷一次，也可以偷一百次；可以殺一個人，也可以殺一百個人。

如果我們出于憤怒，輕易就把“卷尺”拉到盡頭，后果會怎樣？

刑罰很可能會過早地失去威懾力。

舉個例子，假如法律規定：人販子一律判死刑。

那么，一個帶著孩子正在潛逃的人販子，在可能被抓的時候，他會怎么想？

· 不滅口：被抓=死刑。

· 滅口：被抓=死刑；但逃脫的概率大大增加。

你看，對于這個罪犯來說，殺人滅口成了最“劃算”的選擇。法律的本意是震懾搶劫，卻因為刑罰設置不聰明，反而在變相鼓勵殺人。

這種現象，在法學上被稱為“邊際威懾失靈”。

它就像玩游戲時，你放一個大招和一次普通攻擊，消耗的都是“全部法力”，那你肯定會每次都無腦放大招。

當輕重不同的犯罪面臨同樣的頂格懲罰時，我們就消除了阻止罪犯升級暴力的最后一道防線。

再舉個例子：如果貪污100萬是死刑，貪污1000萬還是死刑，那么對于已經貪污100萬的貪官來說，他會有何顧忌？他只會想著如何貪得更多，來掩蓋之前的罪行或準備后路。

所以，情緒化的“一律重判”，看似解氣，實則可能把我們這些守法者置于更危險的境地。

那么，法律該如何避免這種困境呢？

答案是把刑罰看作一筆稀缺的“社會預算”。這筆預算（從拘留到死刑）是固定的，我們必須用它來“購買”最大化的社會安全。

理性的法律，會像一個精明的管家，建立起一套清晰的“刑罰價目表”：

· 偷竊 → 坐牢X年

· 搶劫 → 坐牢Y年 (Y > X)

· 強奸 → 坐牢Z年 (Z > Y)

· 殺人 → 死刑

這個價目表的核心目的，是給所有潛在的危險分子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請止步于輕罪！” 當你準備實施搶劫時，你知道如果升級為殺人，代價會從一個高等級瞬間跳到頂格。

這個巨大的代價差，就是能在關鍵時刻拉住他們、保護我們生命安全的關鍵。

最后，回答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為什么法律有時“輕罪重罰”，有時“重罪輕罰”？

明白了“預算有限”和“價目表”原理，其實就很好理解了。

為什么對“酒駕”處罰很嚴？

因為酒駕數量龐大且無處不在，直接威脅我們每個人的日常安全。法律必須將一部分寶貴的“預算”分配到這里，用一個嚴厲且敏感的處罰，強力遏制住這個龐大的犯罪基數。這好比預防疾病，多花點錢廣泛打疫苗，遠比大規模感染后再花巨款治療，性價比高得多。

為什么貪污幾百萬和上億，判刑可能相差不大？

這正是“卷尺”有限長度的體現。當罪行嚴重到一定程度（比如已觸及“無期徒刑”刻度），再往上，刑罰的提升空間就非常小了（只剩“死刑”）。所以，法律對頂級犯罪的“區分度”會自然下降。這不是縱容，而是刑罰這把尺子的物理極限，讓它無法精確丈量“巨惡”和“極惡”之間的全部差距。這就像我們的感官：你能輕松分辨35度水和45度水的區別，但很難分辨95度和96度水的區別——因為都已經燙得無法忍受了。

可能有人覺得這不符合大家對公平的直覺，別急，現實中還有一個關鍵變量，即破案率。

對一個潛在罪犯來說，他要考慮的犯罪成本不僅包括預期懲罰，還包括被抓概率。

就像我們曾經把盜竊罪的死刑適用放得很寬，依然沒能消除盜竊，而攝像頭普及之后，短時間內盜竊犯罪率就急劇下降。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提出“命案必破”的口號，如果罪行刻度在這里已經用盡，那么我們就盡可能把破案率拉到極限，從這個角度來增加罪犯成本。

總而言之，法律的終極智慧，不在于在每一個案中都滿足我們“同態復仇”的原始正義感，而在于用有限的資源，設計一套最精明的系統，來最大化我們所有人的長期安全。

動不動就呼吁“一律重判”，就像生病時要求醫生直接上最貴的抗生素，不僅可能無效，還會催生更強的“超級細菌”，即更兇殘的罪犯。

真正智慧的法律，應該像位冷靜的精算師，嚴格維護“刑罰價目表”的梯度，確保每一分威懾力都用在刀刃上。

這，才是對社會最長久的負責與保護。

我是周兆成，做一名專業且有溫度的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