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失誤就是：二戰勝利時，沒有殺在中國境內的倭寇

有人說，“中國最大失誤就是二戰勝利時沒有殺在中國境內的倭寇，如果當時殺光境內倭寇和收回琉球群島在曰駐軍，即是內戰也不能從倭國撤駐軍，現在倭國敢蹦跶嗎？”
1945 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全國沸騰。抗戰八年，千瘡百孔，終于熬到了頭。但就在全國歡慶的時候，東北街頭還有不少沒走的日本軍人和僑民。
確實從戰場上看，中國是勝利者，但從戰后處理上看，很多人心里都覺得憋屈。對日本的寬容，換來了什么？是感恩，還是遺忘？是和平，還是更大的隱患？
戰爭結束后，中國境內還滯留著大量日本僑民和戰敗士兵。按照國際慣例，這些人應由戰勝國處理。但中國并沒有選擇懲罰反而組織起一場有序的遣返行動，把他們一批批送回了日本。
當時中國剛打完仗，百廢待興，老百姓吃飯都成問題。可國家還是調集人力物力，保障這些日本僑民安全離開，出于人道主義考慮，也想向國際社會展現大國擔當。
諷刺的是后來這些被遣返者中，有不少人在日本成了有頭有臉的人物，甚至走上了政治舞臺，卻對曾經的侵略歷史閉口不談，甚至否認。
琉球，也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沖繩，歷史上長期是中國的藩屬地。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才趁著局勢混亂將其吞并，二戰結束前國際上曾有聲音表示，琉球可能要回歸中國。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確剝奪了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當時中國學者及各界曾主張琉球應歸還中國，國民政府并未正式提出 “中美共管” 主張。
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在面對這個問題時，顯得有些猶豫，擔心此舉激化矛盾另一方面也顧慮美國的態度。
而美國戰后自行將琉球納入托管體系，1951 年《舊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琉球權利、由美國托管，未明確主權，后續美國私自將施政權移交日本。
后來中國陷入內戰，根本無力顧及遠在海上的琉球問題，這塊原本有機會重新回到中國手中的島嶼，就這樣被別人輕松 “接盤”。

戰后，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原本是有資格參與對日本的軍事占領的。《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盟國可占領日本，美國最初計劃劃分四國島作為中國駐軍區域，英國僅派少量兵力象征性參與，蘇聯并未實際進駐日本本土，真正主導占領的是美國 46 萬駐軍。
中國也曾積極籌備駐軍，選定榮譽第 2 師完成整訓及先遣協商，計劃駐扎日本愛知縣及周邊區域。
但天不遂人愿，內戰的爆發打亂了所有計劃。國內局勢動蕩，原定駐軍部隊被調往內戰戰場，再加上國民政府面臨的經費、后勤壓力及美國的隱性門檻，中國最終沒能駐軍日本。
這就讓美國成了日本唯一的 “接管人”，從軍事到政治全面主導日本的重建。
對比德國的戰后清算，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顯得寬松得多。一些原本應該承擔戰爭責任的人，不但沒被徹底審判，幾年后還重返政壇，繼續影響日本社會。
如果當時中國能在日本駐軍，哪怕只是象征性地參與，也許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會多一些中國的聲音，少一些否認和歪曲。更重要的是，可能在一些關鍵政策上，能有更多制衡和影響。
說到二戰后中國對日政策，就不得不提當時的領導人蔣介石。他一方面希望通過寬容贏得國際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用 “以德報怨” 的方式促使日本民眾反思戰爭。
蔣介石提出的 “以德報怨” 方針主要針對普通日本民眾和僑俘，并非針對戰犯。國民政府積極參與東京審判，并在國內開展南京、上海等多地戰犯審判，懲處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戰犯，并非 “不進行大規模清算”。這種對普通民眾的寬容態度在當時被不少國際人士稱贊，說中國展現了大國的格局。
但問題是，歷史不是靠寬容就能修復的。日本國內很快在美國的庇護下迅速恢復，很多歷史問題被擱置甚至被美化。而中國這邊，因為戰后處理過于溫和，反而失去了在日本問題上的主動權。
蔣介石的出發點或許是善意，但在國際政治這個講究實力和籌碼的博弈場上，善意有時候也可能被解讀為軟弱。
很多事情，剛發生時人們可能意識不到它的重要性。但時間一長，影響就慢慢顯現出來了。戰后中國對日本的一系列 “克制” 政策，在當時或許出于現實考量，也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這些選擇所留下的空間，后來卻成為部分日本政客否認歷史、挑戰底線的溫床。
靖國神社的參拜風波、日本政界一些人對歷史事實的模糊態度、在臺灣地區問題上屢屢發聲干涉，
如果當年中國能更強硬一些，清算更徹底一些，駐軍更到位一些，也許今天的局面就不會這么被動。
歷史不能假設，但未來可以掌握。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那個戰后百廢待興的國家。不管是東海、南海，還是臺灣地區問題，中國的立場都越來越堅定清晰。
但國際政治不是辯論場，它更像是賭場，有時候，牌好不如出手果斷。
因為錯過一次，是遺憾；錯過兩次，就是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