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歌中的一句歌詞引發(fā)爭議，毛澤東表態(tài)：同意周總理的意見

1949年9月25日傍晚，北平西郊的豐澤園已泛起微涼的秋意，燈光卻讓勤政殿內(nèi)的空氣有些發(fā)熱。數(shù)十位政協(xié)籌備會常委圍坐方桌，桌面上摞著一疊疊稿紙——那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國歌應(yīng)征作品，也是大家此刻的“難題”。開國大典僅剩六天，國旗基本敲定，國歌卻依舊懸而未決。

馬敘倫首先發(fā)言，語氣略帶焦灼：“籌備組收到的歌詞有一百多件，旋律也不少，可要說放在天安門前響徹的，有分量的真不多。”他話音剛落，一旁的專家顧問馬思聰翻了翻手里的曲譜，“不少稿子寫得熱鬧，卻缺少一種貫穿幾十年斗爭的勁頭。”

葉劍英想起了會前幾位音樂家私下的討論。問題并不在找不到好歌，而在大家都知道《義勇軍進行曲》太合適，卻又對其中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心存顧慮。新中國即將成立，再唱“最危險”，是否顯得不合時宜？這樣一來，“換還是不換”成了擺在桌面中央的真正議題。

爭論持續(xù)了二十分鐘，周恩來穩(wěn)穩(wěn)地接過話頭：“不妨先回到歌曲本身。”隨即，他提議把討論拉回到1934年的上海。那一年，田漢正在撰寫電影《風(fēng)云兒女》的劇本。彼時華北危急，上海十里洋場卻彌漫紙醉金迷。田漢逛了一圈舞廳，忍不住感嘆：“整座城市被靡靡之音捂住了耳朵。”一次飯后，他對好友聶耳脫口而出：“寫一首能把人喚醒的歌怎么樣？”沒有任何鋪墊，兩人一拍即合。

聶耳的曲譜寫得極快，幾乎是一口氣完成旋律框架。拍板時，他跟導(dǎo)演許幸之只改動了一個細節(jié)：把原詞里的“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換成“冒著敵人的炮火”。理由很簡單——一來節(jié)奏更緊湊，二來唱起來省氣。完成曲譜不到兩個月，聶耳赴日考察，沒想到此行為他的人生畫上句號。消息傳回上海，《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從電影插曲變成街頭巷尾的口號。東北淪陷區(qū)、華南游擊區(qū)乃至延安窯洞，一群群抗日青年用洪亮嗓子把這首歌唱進了戰(zhàn)火硝煙。

歌聲也漂洋過海。1940年初春，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曼哈頓公共圖書館大廳開唱。他先用英文解釋歌詞意涵，然后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地唱，偌大場地聽得出奇地安靜。那天的錄音后來被宋慶齡帶回重慶，成為陪都電臺的深夜固定曲目。

正因為有這段傳奇履歷，《義勇軍進行曲》在1949年“意外”回到議事日程，從來不只是“方便”二字。當(dāng)年6月，周恩來批準(zhǔn)向全國海選國歌稿件時，他的內(nèi)心其實已有八成把握。真正的懸念是那句“最危險”的保留與否。

座談會上，幾位參與過長城內(nèi)外作戰(zhàn)的軍代表最先發(fā)聲。“危險遠沒過去，美蔣還有幾十個師龜縮在臺灣、海南。”言語不多，卻直指要害。田漢本人雖然傾向修改，但也坦言：“若保留能提醒后人，倒也未嘗不可。”

爭論膠著到夜半，周恩來突然把話題拉得更遠：“一首國歌，既要記錄過去，也要提示未來。”他放慢語速，清晰地念出整段歌詞，然后抬頭問：“刪掉危險，兩年、五年、十年后，再有外敵來敲門，我們用哪一句提醒自己？”會場陷入短暫沉默。

“我同意周總理的意見。”毛澤東的聲音隨即打破僵局，帶著濃重湖南口音，卻清晰無誤。他放下手中香煙，補了一句，“新中國是勝利，但絕不是終點，還是那句話，居安思危。”幾秒后，近乎整齊的掌聲響起，爭議就此落定。

9月27日，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決議：在國歌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暫準(zhǔn)國歌，歌詞不做任何改動。文件由周恩來親筆簽發(fā)，當(dāng)晚即刻抄送各大新聞機構(gòu)，同時抄報各軍區(qū)，確保10月1日無誤奏唱。

10月1日天安門上空碧藍得幾乎沒有一絲云。15時整，毛澤東按下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軍樂隊的銅管在短暫吸氣后爆發(fā)第一聲號角，《義勇軍進行曲》的前奏隨即滾出城樓。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幾十萬群眾的合唱里顯得鏗鏘，毫無遲疑。此后七十余年，無論是南海風(fēng)雨，還是邊境硝煙，旋律與歌詞從未改動半字，依舊承擔(dān)著提醒與鞭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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