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無線電臺：二局三局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丟失

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后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 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會議之 后，在毛澤東正確指揮下，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于6月中旬在懋功地區 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在會師前后的這段時間，我們的通信聯 絡工作是極為艱巨的。

軍委總部的電臺，特別是一、六兩個分隊，擔負的任務更繁 重，既要保障對中央紅軍所屬的一、三、五、九等軍團的指揮通信， 又要加強同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聯絡。因此必須確保24小時 不間斷的通信。

為此，總部電臺采取了一、六分隊交替行進的方 法，作到一部電臺行軍，一部電臺工作，從而使各對方臺能夠隨 叫隨應。各軍團電臺雖無條件實施交替行進，但都能與總部電臺 密切配合。他們常常不顧行軍的疲勞，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機會， 如行軍大休息的時間，或道路不好行進遲緩的時刻，都就地開設 電臺，與總部電臺取得聯系。

溝通聯絡后，只要沒有特別緊急的 情況，就一直工作到雙方的電報都收發完畢，才撤收機器，迅速 追趕部隊。每逢遇到這種情況，司令部總是派得力的分隊和參謀 人員警戒、護送電臺。若是有重要情況，一些首長還親自同電臺 在一起，對電臺十分關懷愛護。當時我在一分隊工作，對此有親身體會。

那時，國民黨軍隊常派飛機偵察掃射。為了防空和隱蔽我軍 的行蹤，部隊通常多在夜間行軍，但我們無線電隊為了工作的需 要，不得不在白天實施強行軍。這樣一方面要緊急趕路，一方面 還要不時地隱蔽防空，到了目的地，還要馬上架線工作。

因此，常常得不到適當的休息。同志們雖很疲勞，但由于有高度的政治 責任感，不論在什么情況下，工作都搶著干，從不怕累叫苦，互 相推托，始終保持著飽滿的情緒。

為了解決電臺的實際困難，在部隊騾馬十分緊缺的情況下， 上級首長仍給電臺配備了騾馬。可是因爬山越嶺，道路崎嶇，或為 了繞開敵人堵截，要穿越密林，行走不便，騾馬丟了不少。對僅 剩下的幾匹，大家都互相謙讓，總是讓給年大體弱的同志騎。環境越艱苦，同志間越是相互體貼照顧，這種團結友愛的精神，使 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在離開遵義到四渡赤水的兩個多月里，軍委總部同所屬各部 的聯絡始終暢通，來往電報現在看到的就有280余份。同紅四方面 軍的聯絡也非常密切，為了聯絡的順利，四方面軍電臺多是王子 綱臺長親自上機，因為他的手法好，發報點急劃長，間隔均勻， 聽起來清晰悅耳，我們都喜歡同他通報。

由于通信聯絡順暢，來 往電報收發及時，這對黨中央、中央軍委及時了解情況，正確制 定作戰部署，實施不間斷的作戰指揮，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起 了重要作用。電臺的工作是這樣，電話隊也不例外，他們常常在 大家休息的時候，不是架線，就是開始向新的營地開設新的線路。 而且又總是等部隊機關走了以后，他們才能撤線，然后再去追趕 部隊。在行軍途中，常常見到電話隊的同志，背負電話線，走得 滿頭大汗。他們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實在感人。

在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后，正向金沙江挺進時，不知什么原 因，我們同四方面軍的聯絡突然中斷了，這引起了中央首長的嚴 重關注。朱總司令、劉總參謀長為此常來電話詢問情況，鼓勵大 家千方百計地與四方面軍聯絡上。我們都非常著急，每天都按原定的聯絡時間，細心地呼叫、守聽，但總是聯絡無效。

直到搶渡 金沙江的前夕，大約是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剛接陳笑 云的班不久，突然聽到一個非常熟悉的信號，再仔細一聽，正是 四方面軍的電臺在呼叫我們，而且又是王子綱親自上機。他當時 呼叫得特別急促，時間也較長，我多想盡快地和他溝通聯絡啊!

在中央紅軍將要渡金沙江的關鍵時刻，能和四方面軍恢復聯絡， 這該是多么令人興奮呀!

我情不自禁地喊起來：四方面軍出來了! 出來了!

王諍聽了馬上走過來，從我頭上摘下耳機，他戴上親自抄 收了對方的一份長報，接著把我們積壓的電報也發出去了。

據以 后了解到：紅四方面軍的那份長報，除了通報當面的詳細敵情外， 還說明了四方面軍的行動概況。

在這樣的緊要關頭，收到如此重 要的電報，對中央紅軍決定爾后的行動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接 著我們勝利地渡過金沙江和大渡河兩大天險，把蔣介石幾十萬大 軍遠遠地拋在了后邊。蔣介石妄圖圍殲我中央紅軍于大渡河南 岸，使我重蹈石達開覆轍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在這種情況下，四 川軍閥劉湘部也聞風喪膽，紛紛向東逃竄，被迫龜縮在雅安一線組織防御。

強渡大渡河以后，我們無線電臺的工作，仍然處于緊張繁忙 的狀態，對所屬各臺(含四方面軍)的電報數量頓時猛增起來。 這期間，中央紅軍乘勝向敵人展開猛烈攻勢，一鼓作氣，連克滎 經、天全、蘆山等縣，對雅安之敵形成合圍的態勢。我先頭部隊， 隨即向北推進，進抵寶興，翻越夾金山，于6月12日到達懋功達 維地區，與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三十軍勝利會師。

14日，黨中央、 中央軍委到達達維，當晚兩個方面軍舉行了會師慶祝大會。

16日， 黨中央、中央軍委及中央紅軍主力到達懋功地區。至此全部實現 了一、四方面軍會師的重大戰略決策，為增強紅軍戰斗力，開創 新的局面，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的先遣臺是徐明德領導的 五臺，這也是我們同四方面軍相遇的第一個電臺。

因為在遵義會議之后，我們就知道了要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意圖，所以經過了整 整半年的行軍，克服了重重困難，現在終于實現了會師，大家的 激動心情，真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徐明德同志非常熱情地款待 了我們，使我們大飽口福。大家傾心交談，沉浸在親密歡樂的氣 氛之中。五臺的同志為了讓我們得到很好的休息，還主動地為我 們轉抄了不少電報。

會師以后，中央機關很快就進駐兩河口地區。那時四方面軍 的領導也都集中到中央來了。在這段時間里，由于部隊處于休整狀態，我們電臺的工作比較輕松一點，大家都有了比較充裕的時 間進行休息。但是缺糧的問題又接踵而來，我們只好摻吃野菜， 好在這一帶野菜很多，象韭菜、蕈菜之類的野生植物，遍地皆 是，很容易采到。

在部隊休整期間，組織上進行了必要的調整，變動較大的是 總部直屬機關和一方面軍的電臺。當時，除隨電臺建制調到四方 面軍的以外，還零星地調了不少人去。現在記得的就有劉俊英、 朱忠村、李景瑞、曾慶良、聞述堯、黃萍、李鰲魚、鐘明江等，

這大大地加強了紅四方面軍的電臺工作。四方面軍也在物資上給 了一方面軍很大支持。所有這些都充分地體現了革命軍隊團結一 致和大公無私的革命精神。

到四方面軍去后，我和聞述堯被派到六臺工作。六臺政委徐 定選、副臺長秦華禮等都是四方面軍的同志。直到一、二、四方 面軍會師以前，我都一直在六臺工作，大家相處得很好。有時雖然 也發生點不愉快的事，都能正確對待，并沒影響到互相間的團結。

在六臺工作的過程中，也遇到過一些挫折。如在松潘戰役中， 六臺跟隨許世友軍長(紅四軍),一次工作中發報機突然失諧 了，連續幾天不能發報。

許世友同志知道后，非常著急，當即把 我們叫了去，問明情況后，嚴肅而又關切地說：當前情況很緊 急，松潘之敵已經被包圍，我們很快就要發起進攻，你們要想盡 辦法把機器修好，保證完成這次作戰任務。

我們聽了，深感責任重大，回到電臺后，抓緊檢修機器，尋找和排除故障，同時采取 了抄“野”報的方式，抄收總部和附近友鄰部隊的來往電報。

我 們雖然不能及時地向總部報告情況，但由于抄收了這些電報，仍能了解上面的意圖和整個戰場的形勢，為四軍首長決定自己的行 動提供了依據，從而避免了大的影響。

后經反復檢查，發現兩只 發信管子中有一只失效了。因為兩只管子是并聯的，把失效的一 只去掉后機器便恢復了工作，盡管發射功率小一些，但很快便和 總部溝通了聯絡。

過了幾天，紅四軍轉移到毛兒蓋地區和總部會合，從總部得到補充，發信機便完全恢復了正常。

另一次是1936 年5月，六臺跟隨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委李干輝),當時 的任務是進軍川西南，迎接紅二，六軍團的到來。

在向理化挺進 的途中，一天我們正抄收總部電報時，忽然聽不到聲音了，檢查 結果是真空管燒了。因為沒有備份的，又一次和總部失去了聯系。 這對于三十二軍的行動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上一次發信管子壞了， 仍然能夠抄收總部和友鄰臺的電報，知道總部的意圖，了解敵我雙 方的情況，影響并不大；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收信機壞了， 無法抄收總部的指示，等于完全失去了耳目，這對于部隊的行動 將會造成多大的困難啊!

我們把這一情況立即向羅軍長作了報 告，羅軍長并未責怪我們，而是要我們盡量設法補救。首長的體 諒，更使我們感到內疚，在這樣關鍵時刻，出現這樣的嚴重問題， 大家的心情是很沉痛的。

最后我們想到，收信機管子壞了，收聽不到對方臺的訊號，但發信機還是好的，仍可以發報，只要總部 能及時地了解我軍的情況并及時通報給二、六軍團，便可以協調 雙方的行動。

于是我們就采取這樣的方法：把呼叫的時間稍為拉長些，并在每呼叫一遍后，就告訴對方我臺的收信機壞了，不能收聽，只能盲發，請注意抄收我們的電報。

每次聯絡結束前，向對方預告下一次發報的時間，請對方按時收聽、抄收。

總部得知上述情況后，也作了相應的安排。后來證明，這種方法很有效，我們盲發的電報，總部完全收到了，無一漏抄。這樣持續了一周時間，我軍就進到了理化附近。

在這里，我們發現遠處的草原上有一大片牛、馬、羊群，象 翻滾的彩云一般，向理化東北的山區移動，并有騎兵護送。因為 我們當時的任務是迎接二、六軍團，所以無意戀戰，只是布置了 警戒，監視其動向。我們就地開設了電臺，向總部發了一份電報， 隨后就隨部隊和機關后撤休息了。因為這里是山區，沒有人家， 只好住在帳蓬里。有的同志沒有帳蓬，就只好在山上露營。

到了 第三天，畜群才基本過完，但后面還留著一小部分。為了解決食用、運輸問題，我們立即組織出擊，結果沒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把畜群截了下來，一清查僅牛、馬就有五六百頭，羊只更多了，另 外還得了部分糧食。

當日，我們進駐到理化縣城。這里是藏、漢 民族雜居的地方，附近一帶人煙比較稠密，物資也很豐富，為我 們迎接二、六軍團的到來，提供了物質基礎。

在進駐理化的第三天，紅二、六軍團的先頭部隊——六軍團 的十七師來到理化同我們會師了。

在電臺不能收信的情況下，為什么會師得如此順利呢?

后來在我們與總部會合時了解到，總部按時 抄收了我們盲發的電報，知道了我們的行進路線，就及時電告二、 六軍團，從而協調了我們之間的行動，為順利會合創造了條件。 羅炳輝軍長知道這些情況后，非常高興，表揚電臺的同志做得好。

當時配屬在二、六軍團先頭部隊的電臺隊長是龍振彪，報務 員有周涌、嚴成欽。周涌原是一方面軍的，又是我的同學，沒想 到在這里相逢，真是欣喜若狂。尤其使我難忘的是，當龍振彪得 知我們收信機的管子被燒后，立即把他們的一副備用管子給了我 們，使我們很快恢復了同總部的聯系。我們同六軍團的同志一起， 在理化休整幾天后，即分頭向甘孜進發。

1936年7月2日，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齊集甘孜，勝利會 師。這時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7月上旬，兩個方面軍開 始北上，10月與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宣告 了蔣介石聚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

長 征 路 上

1933年初黨中央由上海遷到瑞金。

5月，中央決定在瑞金組建 中革軍委機關，任命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葉劍英任總參謀長。

我隨總參謀長從瑞金城的紅軍學校到沙洲壩的烏石垅，由葉負責 組建軍委總司令部機關。在這之前，瑞金只有一個衛戍區，機關 很小，沒有軍委機關。

成立總司令部時，我記得是由翁瑛負責通 信工作。三局(開始稱四局)成立的時間大約在1933年底，那個 時候前后方分為兩攤，前方是紅一方面軍司令部，負責通信工作 的是王諍，后方是軍委總司令部，負責通信工作的是翁瑛。

不久， 劉伯承從前方調回瑞金任總參謀長，葉劍英調前方任一方面軍參 謀長。前方二局局長是曾希圣,后方二局局長是錢壯飛。后來 前后方合并，二局局長曾希圣，副局長錢壯飛；三局局長王諍。

各局的順序，一局管作戰指揮，二局收抄、破譯敵人電報， 三局管通信。

這三個局的工作關系很密切。各局的名稱有時也有 變化。葉劍英后來當過四局局長，管人事工作，以后人事工作又 改稱六局。四局管直屬隊的供給。

管通信聯絡一直是三局，印象 較深。我的印象是三局專管無線電臺，而通信連(隊)包括電話、 通信員是由我們一局直接管，在一局下面有個通信科。

從我當參謀起，大家一個共同的觀點是二局、三局在任何時 候都不能丟。丟掉了我們的腦袋也沒了，這說明了這兩個局的重要性。

1934年長征之前，曾經開過一次授獎大會，我親眼看到周 恩來親自給二局嘉獎并給曹祥仁戴上獎章，這說明二局是立了功 的。

在行軍打仗時，我們作戰科一定要想方設法保證總部幾部電 臺的安全。

長征時，總部有兩部電臺交替前進。1部電臺工作，1 部電臺行軍，以保證不間斷的通信聯絡。每到宿營地，首先是向 電臺和二局架電話。其它單位不架，這兩個單位也要架。

那時， 有無線電臺、有線電話和徒步(含乘騎傳遞)三種通信手段。我 們下達作戰命令時，首先是要求由下向上報告情況。因為上面的 位置是比較固定的，下面的部隊經常移動，所以才作了這條規定。

長征途中，無線電通信聯絡一直是比較好的，我記得最好的 是過金沙江。三局命令傳達得好；二局情報掌握得好，我們才有 可能順利地甩掉敵人渡過金沙江。

當我們離金沙江邊還有三天行 程時，敵人在我們的后面只有一天的路程。敵人前面是十三師，師長萬耀煌怕死要保存實力，蔣介石問他前面有沒有共軍，他謊 報情況說前面沒有共軍，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 再返回來又要三天，這樣就和我們的距離差了六天，所以我們才 有時間把一軍團從龍街渡、三軍團從洪門渡都調到皎平渡順利渡 江。

當時對部隊的調動、指揮全靠無線電，通信非常暢通。我們 部隊是在5月8日全部渡過金沙江，敵人5月9日趕到江邊，我 們早已走得很遠了。

渡金沙江和渡湘江不一樣，渡湘江時可以說完全是打亂仗， 這主要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揮造成的，但情報掌握不準 也有關系，所以部隊損失很大。

渡金沙江和渡赤水也不一樣。

“四渡赤水”是紅軍處于困難 時期。遵義會議以后，紅軍準備取道桐梓、習水、赤水，然后在 瀘州與宜賓之間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因為土城那一仗沒 有打好，部隊損失很大，才退到扎西，這時為了輕裝便于機動作戰， 就把大功率的電臺也丟了。為了擺脫敵人，打運動戰，所以有后 面的“三渡赤水”的勝利。

土城那一仗打得不好，是由于我們對敵人的情況沒有摸準，原來以為是4個團，實際上是6個團，還 有后續部隊；我們還有輕敵思想，覺得貴州的敵人是“兩桿槍”, 戰斗力不強，估計川軍戰斗力也差不多，實際川軍戰斗力比貴州 王家烈的軍隊強得多。加上我們分散了兵力，所以打了消耗戰， 沒有消滅敵人，自己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也可以說是敗仗。

“四渡赤水”時，我們的電臺同四方面軍是采取定時通報的 方法進行聯系。因為通報密碼是通過上海傳到四方面軍的，比較 簡單，所以通報的內容比較慎重，只講一些一般的情況，核心機密 不講。

他們也向我們提供一些四川軍閥的情況。由于有電報來往， 四方面軍過嘉陵江、過岷江的情況我們基本上是了解的。

同二、六軍團也有電報聯系，用的密碼是從中央蘇區直接送去的，比較 保險。

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后，我是在黑水、蘆花時隨葉劍英到右 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的。

前敵總指揮部基本上是四方面軍總指 揮部的成員。我去了當作戰科副科長，電臺負責人是王子綱。宋 侃夫和蔡威是隨左路軍張國燾行動的。

總司令部機關是由兩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機關組成的，三局局長宋侃夫，政委伍云甫。

原來四方面軍電臺管譯電，會合以后就 把機要與電臺分開。去總指揮部搞機要譯電的記得有陳茂生、黃 明惶、丁園等。

當時曾希圣帶軍委二局，王諍帶軍委三局隨中革軍委和毛主席行動。

這時的領導機關實際上分成三攤：

毛主席、周恩來同志一攤 為中央、軍委，北上到了陜北；

朱、張一攤為總司令部；

徐、陳 一攤為四方面軍總指揮部。

我是隨總指揮部南下的，南下以后， 一直是兩個機構，一個是總司令部，一個是四方面軍總指揮部， 兩個機關有時在一起辦公，多數時期是分住兩地，總指揮部受總 司令部的領導，和一方面軍沒有聯系。

南下以后，只有總司令部 一個三局，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沒有成立三局。

前敵總指揮部的電臺一直是由王子綱負責。后來，北上到西路軍時，宋侃夫和我們在一起了。他是怎么來的我記不清楚了。 可能是徐向前、陳昌浩把他調來的。在西路軍我們還一起破譯敵 人的電報。那時陳昌浩把我調去當情報科長，又一起到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