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時，一個日軍少尉把嬰兒挑在刺刀尖上拍照寄給妻子

故事，南京大屠殺時，一個日軍少尉把嬰兒挑在刺刀尖上拍照寄給妻子。他妻子回信中寫：“干得好，為咱們家爭光！”這不是段子，是1938年《東京日日新聞》刊登的“婦人會優秀會員家書”。
1937年末的南京，天陰冷得讓人咬牙，城南一片廢墟，巷子里傳來哭聲和犬吠，日軍隊列中，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尉停下腳步，手里端著步槍，刺刀上挑著一個還沒睜開眼的小嬰兒。
他身邊的同伴舉起照相機，快門響了一下，空氣里彌漫著血腥和恐懼，照片洗出來后，這個少尉把它夾進信封，帶著一行字——“今日斬獲，足以告慰家門。”他用大概只有在戰場上才會有的冷靜，把這封信寄回了日本。
幾周后，家鄉傳來回信，他的妻子千代子用娟秀的字跡寫道：“看了你寄來的照片，心里很自豪，咱們家在村里都抬得起頭了。”
這是1938年《東京日日新聞》一則真實報道里出現過的片段，配著那張照片，標題是“婦人會優秀會員家書”，這樣的信件，那年冬天在日本不少家庭中流轉，成為飯桌上的談資，甚至被當成“榮譽”掛在墻上。
很多年后再看這些老照片，最讓人難受的不是畫面里的血和淚，而是那些寫信人眼里的自豪，你很難想象，一個普通人，怎么會在短短幾個月里變成這樣。
其實他們的轉變有跡可循，像井上清一這樣的軍官，剛參軍時不過是個普通青年，1931年，井上清一新婚，妻子千代子為了“激勵丈夫”，竟然在家自殺，成了全國報紙上的“昭和烈女”。
日本軍國主義宣傳把她包裝成“為國獻身”的模范，把一個家庭的悲劇變成了全民的“勵志故事”。
井上清一帶著這份“家族榮光”踏進中國東北，后來成了平頂山慘案的主要指揮，1932年9月16日，他帶著部隊包圍了撫順平頂山村，三千多名平民在槍口下倒下。
遇難者唯一能做的就是緊緊抱著家人，井上清一的部下有的哭，有的發瘋，但他自己卻在日記里寫下“為天皇盡忠”的字眼，那一年，《東京日日新聞》還在連篇累牘地報道“百人斬競賽”，把殺人當成體育賽事。
細想起來，這種“家書”并不只是一個人的瘋狂，而是整個社會機制在推著人往深淵走，報紙、學校、婦人會、甚至鄰里之間，都在比誰更狠，誰更“愛國”。
日軍士兵的日記里，也經常出現自我矛盾和恐懼，有的寫著“今天奉命殺了十幾個民眾，手一直在抖”，有的晚上失眠，夢里全是被殺的孩子和老人。
但白天他們在鏡頭下還是要裝出一臉“戰功卓著”的樣子，給家里人報平安，順帶炫耀一番。
和這些日本士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冒著生命危險保存證據的中國人，像羅瑾、吳旋這樣的普通市民，拼死把照片、檔案藏起來，藏在墻縫、地窖、甚至河底，正是這些零散的證據，一點點拼出了南京大屠殺的全部真相。
幾十年過去，南京大屠殺檔案成了世界記憶名錄，鐵證如山，日本部分右翼勢力再怎么否認，也無法改變事實，中國方面一邊不斷發掘新證據，一邊出版日軍士兵的原始日記。
像森岡周治這樣的日軍下級軍官，日記里寫滿了恐懼和愧疚，和當年報紙上那個“英勇殺敵”的他判若兩人。
說到底，一個社會怎樣制造劊子手？不是天生的惡魔，而是普通人被推著走，有人說井上清一是瘋子，可他的成長軌跡就是被“模范”妻子、家鄉父老、媒體、上司一步步塑造成了戰爭機器。
殺人如麻的照片被當成榮譽寄回家，背后是一整套軍國主義的洗腦和獎勵機制，千代子自殺的事，日本媒體大肆宣揚，誰家有這種“烈女”，誰家就能在村里揚眉吐氣，孩子們在學校里學的不是道德課，而是“為天皇盡忠”。
戰爭結束后，不少日本士兵成了沉默者，有些人一輩子沒敢和家人提起南京，可戰爭期間，家書、報紙、照片都在催促他們“再立新功”。
很多人活在兩種人格里，一邊殺人，一邊害怕夜里做噩夢，村里人說，誰家有兒子在中國“立功”，誰家就是“光宗耀祖”，可等到戰爭結束，才發現那些所謂的“光榮”，其實是血債。
再看當下，否認歷史、歪曲真相的聲音還偶爾冒出來，有人說“照片造假”，有人說“數字夸大”，可史料越來越多，南京大屠殺檔案被聯合國收錄，每年都會有新證據被發現。
越來越多的日本普通人也開始反思祖輩的經歷，許多原始日記、軍用相冊被捐給南京紀念館，事實擺在那里，想遮也遮不住。
歷史有時讓人覺得無力，但也有讓人醒悟的時刻，那個少尉刺刀上的嬰兒，那封“為家爭光”的家書，至今依然讓人心頭發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