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多日未接到保姆回信，宋慶齡頓感不妙：她一定有事瞞著我

“1961年12月15日清晨，北京，夫人，上海又沒有來信。”秘書低聲稟報。宋慶齡捏著茶杯，手指微微顫動，“李姐從不失約，出事了。”短短一句，把屋里氣氛全凍結。

她與李燕娥保持“每周一信”的習慣，二十多年雷打不動。碰上外出考察，李燕娥也會托人代筆，只要信箋準點送到北京寓所，宋慶齡便能安心工作。可這一次，日歷翻過三頁，信箱依舊空蕩。宋慶齡先是讓秘書撥電上海，無人敢明說原因；再查上海衛(wèi)生局住院名單，也沒有李燕娥的記錄。耐心迅速被焦慮吞沒，她斷定李燕娥正咬牙隱瞞某件麻煩事。

線頭最終還是暴露。隋學芳被宋慶齡攔在書房門口，“你跟了我十幾年，別對我藏著掖著。”隋學芳沉默半晌，吐出一句：“李姐受了重傷，現在華東醫(yī)院。”宋慶齡額頭瞬間冒汗，連聲問：“是誰干的？為什么？”得到的回答卻讓她更心驚——行兇者竟是公寓廚師何元光。

事情要從11月25日說起。那天早晨，李燕娥像往常一樣去廚房盤點食材，剛推門就被劈面一刀。叫喊聲驚動了外側打掃的周和康，他沖進去，也被鐵棍擊中頭部。鮮血噴濺在白瓷墻面，廚房仿佛成了屠宰間。警衛(wèi)聞訊破門，先是口頭警告，見兇手持刀瘋狂叫囂，只得開槍擊中其右臂才將其制服。兩名傷者被抬往華東醫(yī)院，李燕娥因失血過多一度休克。

為何一個廚師敢下此狠手？說來并不復雜：他偷拿鯧魚、豬肝被戳穿，自覺顏面盡失，加之對李燕娥心存猥念遭痛斥，于是惡向膽邊生。此事本可止于內部處理，沒料到演變成血案。對外，上海方面選擇封鎖消息，生怕驚動北京。可瞞得了一時，瞞不了宋慶齡對“李姐”的敏銳嗅覺。

追溯兩人緣分，還得回到1931年。那年冬天，年輕的李燕娥從廣東一路漂泊到法租界莫利愛路29號。她身無長物，卻有雙干凈的眼睛。宋慶齡一見便產生信任感，留下她照料起居。沒多久，軍統特務以金錢與愛情雙線誘惑李燕娥，想刺探宋宅情報。李燕娥雖文化不高，卻本分機警，一次次把情況詳細告訴宋慶齡。兩人由主仆變成盟友，情分至深。

太平洋戰(zhàn)爭時期，香港炸彈如雨。防空洞里，李燕娥先推宋慶齡下梯，自身則抱著被褥斷后。轉戰(zhàn)重慶時，諜報網把威脅延伸到菜市口，李燕娥夜夜點燈，守在宋慶齡臥室外。她說：“夫人睡得安穩(wěn)，我才放心。”這些細節(jié)，足以解釋宋慶齡為何把她視作“親姐姐”。

抗戰(zhàn)勝利后，宋慶齡重返上海。那座香山路老宅交由何元光看守，他卻暗中出租、侵吞房租。宋慶齡考慮舊情，沒深究，只調他來做廚師。可惜“救錯人”這一章最終釀禍。周和康采購魚肉，每次交接后都發(fā)現分量短缺，便與李燕娥合力暗查。一連三次對比實秤，鐵證如山。1961年9月，何元光被叫去談話，口頭認錯，卻心存怨恨。11月的那把刀，就是他的報復。

12月底，宋慶齡再也坐不住，搭乘專機南下。飛機落到龍華，她直接進醫(yī)院探視。隔著紗布，李燕娥勉強露出笑容，“夫人別擔心，傷口已經結痂。”宋慶齡輕輕摸著她手背，聲音發(fā)顫，“我在北京夜里總夢見你喊疼。”她吩咐醫(yī)護加倍護理，把李燕娥的伙食標準提至最高，還調來北醫(yī)三院專家會診。

臨走前，宋慶齡讓秘書起草報告，下發(fā)公寓：“李姐傷愈前，不許其操勞一分鐘。”而對兇手，宋慶齡態(tài)度鮮明——“此人惡性難改，依法嚴處。”案件審理拖到1967年才結案，她給張春橋寫信，要求執(zhí)行“長期勞動改造”，文件言辭平實卻毫不含糊。

傷勢落下后遺癥，李燕娥開始頻繁頭暈。宋慶齡不惜工本請專家，但病根難除。1979年，子宮內膜癌確診，手術、放療、化療輪番上陣，病情仍急轉直下。1981年初夏，她衰弱到無法行走，只能靠輪椅曳過淮海中路那段熟悉的梧桐陰影。5月的一個夜晚，宋慶齡守在床邊，聽她斷續(xù)說完“這一輩子能遇見夫人，是福氣”，然后心電監(jiān)護圖歸零。兩周后，宋慶齡在北京病逝，時人曾嘆：她似乎跟著“李姐”去了。

按照遺愿，宋慶齡將李燕娥骨灰安放在自己父母墓旁，還預留了并肩合葬的位置。有人質疑這種“破格”，家屬卻理解：在宋慶齡眼里，沒有雇主與女傭的界線，只有并肩抵御危難的戰(zhàn)友。對我而言，這樁跨越階層的情誼，比任何頒獎詞都更能說明什么叫“人民性”。

兩件事值得記住。一是宋慶齡對同志、對勞動者的深情，不以身份取人；二是國家機器在她的推動下，最終讓兇手伏法，給弱者一個交代。權與情，在這段故事里并存且互不掩映。或許正因為如此，當年那個小保姆才會說：“我愿意伺候夫人一輩子。”而宋慶齡回她的，是堅持一生的承諾——“李姐，你我姐妹，無需主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