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放火者”？梅思平從學生領袖到漢奸的墮落之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空氣里彌漫著憤怒與激情。當游行隊伍行至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時，局勢達到了沸點。據多方史料記載，時為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的梅思平，是翻墻進入曹宅的幾名激進學生之一。在一片混亂中，曹宅起火。這場“火”，既是實指趙家樓那場改變了事件性質的物理之火，更是象征思想解放與愛國激情的燎原星火。當時的梅思平，與無數熱血青年一樣，懷揣著救國圖存的理想，他的行動被賦予了“愛國義舉”的光環。這場運動將他推上了歷史的前臺，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之一。

歧路之初：從學界到政壇的蛻變

五四運動后，梅思平順利從北大畢業，并赴美留學。歸國后，他步入學界與政壇，先后在上海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并擔任過江寧實驗縣縣長、江寧區行政督察專員等職務。這一時期，他身上依然籠罩著“五四青年”的光環，并試圖在地方行政實踐中踐行某些改革理想。從一些歷史細節中，已可窺見其人格與政治品格的微妙變化。有回憶錄指出，他在地方任職期間，雖有一定政績，但也漸顯熱衷權位、講究排場之態。五四時期那種純粹的理想主義色彩，在復雜的官場環境中開始逐漸褪色。他人生的軌跡，正悄然偏離最初的航向。

深淵抉擇：滑向叛國投敵的臨界點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1938年，戰局急劇變化，日軍占領上海、南京等地。正是在這樣的民族危亡關頭，梅思平面臨了人生最關鍵的抉擇。他最終選擇了與抗日陣營背道而馳的道路。是年，他受汪精衛集團指派，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禎昭等在上海進行秘密談判，商討所謂“和平”條件。這次談判，成為汪精衛集團公開投敵的重要序曲。昔日那個在趙家樓點燃愛國之火的青年，此刻卻在密室中與侵略者磋商損害國家主權與利益的條款。史料記載，他參與起草了《日華協議記錄》等賣國文件，其筆下的文字，每一行都背離了五四精神的核心——愛國與進步。

偽廷高官：在罪惡泥潭中的沉淪

1940年，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梅思平隨之身居高位，先后擔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組織部部長、偽實業部部長、偽浙江省省長等重要職務。此時的他，已徹底完成了從“五四青年”到漢奸政客的蛻變。他不僅為汪偽政權的“合法性”搖旗吶喊，更直接參與了對淪陷區的經濟掠奪與社會控制，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政策服務。其地位越高，所作所為對國家和民族的傷害就越深。歷史照片中，他身著偽官服與日寇頭目觥籌交錯的影像，與五四歷史圖冊里學生裝束的激昂身影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這巨大的落差，記錄了他個人靈魂的墮落，也映照出那個時代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強權與生死考驗下的悲劇性迷失。

終受審判：歷史正義的最終裁決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漢奸審判的序幕隨之拉開。梅思平作為汪偽政權核心人物之一，自然難逃法網。1946年，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的漢奸罪判處其死刑。在法庭上，他或許也曾回望1919年那個夏天的自己，但一切悔悟為時已晚。同年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執行槍決。刑場的槍聲，為他復雜的一生畫上了句號，也宣告了歷史正義對叛國者的最終裁決。他的死，與五四運動中為國捐軀的烈士們的死，其意義判若云泥，一個重于泰山，一個輕于鴻毛。

余思：火焰為何熄滅，道路為何偏斜

梅思平的人生軌跡，從五四的“放火者”到民族的背叛者，是一條極具警示意義的墮落之路。他的轉變，固然有時代動蕩、局勢復雜的客觀因素，但究其根本，在于個人理想信念的根基不牢。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其中最根本的是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當梅思平將個人名利地位置于民族大義之上時，他便已經背離了這一核心。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崇高的起點并不能保證光明的終點，歷史洪流中的個人選擇，時刻考驗著信仰的純度與人格的硬度。在民族大義面前，任何妥協與動搖，都可能滑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他的命運，最終由他自己的選擇鑄就，也由歷史這面最公正的鏡子，照出了最終的忠奸善惡。

【參考資料】《五四運動史》（彭明著）、《中華民國史》（李新總編）、《汪偽政權全史》（余子道等著）、《抗日戰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