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5日凌晨,洛杉磯比弗利山莊的燈還沒完全熄滅,警方接到電話稱“有人昏迷,可能自殺”。二十分鐘后,29號住宅的門被撞開,瑪麗蓮·夢露的遺體被發現。官方記錄寫著:“死于急性巴比妥類藥物中毒,可能系自殺”。然而,這份簡短筆錄壓不住后來數十年鋪天蓋地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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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檢報告給出的數據相當明確:夢露血液中的戊巴比妥含量達到38毫克/100毫升,已是致死劑量的數倍。問題在于,胃里幾乎找不到藥物殘渣。若是一次性吞服大量藥片,胃壁通常會留下可見顆粒。醫學鑒定專家帕森斯在1978年重讀材料時搖頭:“缺失藥渣,太異常。”他的疑問讓“強迫灌藥”一說悄然傳播開來。
警方最初對夢露的臥室進行了簡單搜查,三樣東西引發注意:碎裂的電話機聽筒、一盞摔倒的床頭燈、空空如也的筆記本抽屜。夢露有寫日記的習慣,這在她的朋友圈里不是秘密。可當晚翻遍整間屋子也沒找到任何筆記。熟識她的化妝師后來低聲說過一句:“她總把心事寫下,怎么會突然清理得一干二凈?”
再把時間往前撥半個月。7月13日,夢露剛結束新片《泰特河畔》的補拍,對媒體開玩笑稱自己“累到像斷了電的燈泡”。那段日程確實混亂:治療抑郁、與經紀公司爭執、電話里頻繁與“肯尼迪先生”交流。根據酒店賬單,她在圣莫尼卡海灘與羅伯特·肯尼迪碰面兩次。坊間猜測,日記里極可能記錄了這些來往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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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夢露與肯尼迪兄弟的關系給案件染上了濃厚政治色彩。冷戰正酣,白宮不希望這位性格外向的女星掌握任何“家庭八卦”。前CIA雇員摩蘭在90年代回憶:“高層擔心她口風不緊,與其冒險讓她到處開口,不如提前做點準備。”這句話真假難辨,卻讓“政府介入論”始終不缺聽眾。
另一方面,夢露長期服用安眠藥,并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她的私人心理醫生格林森聲稱,在死亡前兩小時還接到她的來電:“我感覺自己撐不下去了,救救我。”電話線路記錄證明了撥號時間,但顯示通話不足一分鐘。有人猜測線路被強行切斷,否則電話機為何會破碎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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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露自己開門嗎?”這是案卷里排在第七位的疑問。保姆尤尼斯·穆雷向警方陳述,當晚11點門是反鎖狀態。但依照尸體硬直推斷,她的死亡時間極可能早于11點。也就是說,在穆雷敲門之前,很可能有人進出過房間。穆雷之后的多次訪談漏洞百出,例如關于是否看見羅伯特·肯尼迪的說法就前后不一。
有意思的是,法醫拍攝的現場照片直到80年代才被公開。細心研究者發現床單上多個不規則凹陷,與夢露體重并不吻合。進一步推理,房間里或多或少還躺過第二個人。若真有人同處一室,為何警方早期筆錄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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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美國司法部短暫重啟調查,理由是“案件材料存在缺漏”。但一份機密函件很快封存,行動就此擱淺。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夢露母親在1965年控訴“有人竊走女兒日記,意圖銷毀證據”。她的律師嘗試追溯那本紅皮日記的流向,卻在好萊塢經紀網絡中撞得頭破血流。
從技術層面講,最能釋疑的是毒理結果。1975年美國病理學會采集殘存組織做二次檢測,檢出戊巴比妥,卻沒有找到和口服對應的包衣成分。具體解釋只能是:藥物以溶液或粉末形態直接進入血液。換言之,注射可能性高于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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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把針頭找出來就行”,曾在現場的探員杰克遜這樣對年輕同事說過。問題是,任何細小注射痕跡都會在幾小時內因尸僵變得難以分辨。加之夢露生前常接受維生素注射,識別難度更大。最終報告干脆寫下“無明確注射痕跡”。這四個字為兇手留下了想象空間。
假如真是他殺,誰有足夠動機?主流猜測擺在三條線上:第一,好萊塢資本,擔心她毀約索賠;第二,肯尼迪家族顧慮丑聞爆炸;第三,聯邦安全機構為保密而行動。三者之中,動機強弱各有千秋,卻都缺乏直接證據。案情就像被拉開的三股線,在1962年的節點突然斷裂,之后再也接不上。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洛杉磯警署檢視舊檔案時,曾找到一張無日期錄音帶,上面記錄了夢露與未知男子的對話:“別擔心,我會把本子收好。”聲音經聲紋比對,80%吻合羅伯特·肯尼迪。但帶子來源不明,法律效力受限,最后仍以“資料不足”擱置。
至今,夢露死因在法律上保持“可能自殺”結論。公眾層面,“他殺說”卻總能卷土重來。缺失的日記成為唯一可見又不可及的拼圖。若哪天它突然出現在拍賣會清單,眾說紛紜的線索或許就能重新縫合。遺憾的是,六十多年過去,紅皮封面遲遲沒有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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