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代電影人緣何選擇上海——左翼電影的肇興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今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上海又是近代中國電影的發源地和核心發展地。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電影界進步人士，在上海攝制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影片。

2025年12月7日 上海珍檔

這些左翼電影成為反映時代進步呼聲的獨特光影藝術，在中國電影史上寫下濃重的一筆，當年那些電影人為何紛紛選擇上海？

加入三大電影公司

上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的題材大多是武俠、戀愛、倫理之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眾的民族意識進一步覺醒，對此類脫離現實的影片漸失興趣，傳統的電影票房慘淡，題材亟需更新。

1931年9月，“劇聯”通過《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特別關注到電影的宣傳鼓動功能，并指明了努力方向：除產生電影劇本供給各制片公司并動員盟員參加各制片公司活動外，應同時設法籌款自制影片；組織“電影研究會”，吸收進步的演員與技術人才。1932年6月，在中共中央文委的一次會議上，討論是否要派人去明星影片公司，有人表示反對，有人則支持。當時，明星影片公司編劇顧問洪深，邀請左翼作家夏衍、錢杏邨、鄭伯奇三人來公司擔任編劇顧問，此前尚未有黨員涉足電影界。主持會議的瞿秋白最后作了結論，說：“不妨試一試。認識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養幾個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難是很多的。”瞿秋白還提醒他們要特別當心，不要性急，不要暴露，保存力量，培養干部。

《上海二十四小時》電影說明書

1933年2月9日，左翼文藝工作者和電影界進步人士在上海聯合成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號召電影工作者組織起來，開展“電影文化的向前運動”，建設“新的銀色世界”。協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正式開始。3月，夏衍、錢杏邨、王塵無、司徒慧敏、石凌鶴成立中共電影小組，這五位都是中共黨員。

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首開新風，聘請左翼文藝工作者參與電影創作，成立了由鄭正秋、洪深、夏衍、錢杏邨、鄭伯奇五人組成的編劇委員會，負責電影劇本創作與修改。五人中，鄭正秋、洪深是具有左翼傾向的人士，其余三人則是中共派駐電影界的重要代表。隨后，陽翰笙、聶耳等左翼人士加入有“新派”之稱的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許幸之、沈西苓、司徒慧敏等左翼人士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在短時間內，上海的明星、聯華、天一等三個較大的電影公司都有了共產黨的力量。

從外行變成內行

涉足電影界之初，左翼人士“為了站住腳”，首先要熟悉電影業務。夏衍追憶說，那時沒有什么書可以看，又沒有內行人可以商量，報刊也很少談到這門學問，就自己來說，主要是通過看電影來學習的。夏衍在一篇影評中自稱為“電影學徒”，經常坐在電影院里，拿著小本、秒表、手電筒。先看一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然后分析這個鏡頭為什么這樣用，為什么能感人。一段戲或一個鏡頭演完后，自己用秒表算幾秒鐘或幾分鐘，記下一個鏡頭的長度，然后逐一研究每一個鏡頭，從而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

司徒慧敏在日本留學期間，就開始寫電影評論，甚至有時從電影院發的電影說明書中抄錄一段故事梗概，用速寫勾畫出電影中的布景構圖、鏡頭畫面構圖和人物動態。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后，他放下身段，親自到電影院去學習鏡頭的編輯方法。當時，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愛普羅”和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夏令配克”電影院從清晨到半夜，一場接一場連續放映同一部影片，觀眾也是買一次票可以連場看下去，場內既不對號，也可以在放映當中進場和退席。“當我發現某一部影片有可學習的地方時，只要有時間就上這兩家影院去，帶著面包從早到晚地反復看、反復記錄。這種影院就是我們當時很好的電影學校。”“這些艱苦的，也許是笨拙的學習，我看對我們倒是很有好處的。”為了學習電影剪接手法，他和放映這些影片的管理人和放映師商量好，每天電影散場以后，在放映室的倒片臺上，一本本、一段段，有些地方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把畫面構圖，鏡頭的編輯次序，甚至把呎數、格數記錄下來。

除了看電影，夏衍還和有經驗的編劇、導演交朋友，虛心地向他們請教；親自到攝影現場看拍戲，當一個臨時“場記”的角色。“在大約兩年的時期內，對我自己來說，下了一點苦功，才初步掌握了編寫電影劇本的基本規律。”

《狂流》的電影廣告

創作電影劇本，是中共電影小組領導左翼電影運動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左翼電影人打開局面的主要“武藝”。雖然在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前，夏衍、錢杏邨、鄭伯奇等人都沒寫過電影劇本，但憑借深厚的文學素養，他們甫進明星公司就帶去了先進的電影劇本理念。當時，明星公司拍電影沒有劇本，只有故事梗概，他們幫助導演寫劇本。夏衍和程步高合作的第一部影片《狂流》，在已有故事的基礎上，夏衍承擔分場、加工的劇本編寫工作，這樣電影拍攝起來，相較之前進展快速很多。

《桃李劫》的主題曲《畢業歌》唱片

為了進一步鉆研，夏衍還學過剪接，應云衛拍攝《桃李劫》時，夏衍就幫他搞過剪接。程步高拍攝時，夏衍每天都去看，“看我所寫的分鏡頭劇本，他是怎么拍的，一點點記下來。經過這樣的學習和努力，使我漸漸從外行變成內行，與導演們有了業務方面的共同語言，取得了有關電影藝術創作的發言權。”

1933年是中國電影年

1933年3月5日公映的《狂流》是左翼電影運動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有較完備文學劇本形式的電影腳本，具有開創性意義。該影片編劇署名“丁謙平”，實則是夏衍，這也是夏衍受命進入電影界后建立的首功。

該片以1932年長江流域大水災為背景，揭露農村階級對立和抨擊時弊。導演程步高前期帶隊親赴武漢，攝錄了大量真實的水災鏡頭，再加以仿造的近景，拼在一起天衣無縫。通過運用蒙太奇、閃回等電影新技法，使電影鏡頭有了很大的改觀。夏衍還巧妙地將進步的思想滲入進去，在無聲影片中加進革命的對話，他自己戲稱這是“撒胡椒面”。在《狂流》第六幕“堤邊”，男主人只商量抗洪救災事宜，銀幕映出字幕：“頂可靠的就是我們自己！”此話既符合劇情的發展，又喚醒勞苦大眾要改變命運。《狂流》因現實取材，被譽為“中國電影新的路線的開始”。

以此為起點，一大批新題材、新思想、新內容的電影作品，陸續登上銀幕。1933年誕生了多部優秀的國產電影，是上世紀30年代整個電影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年。明星影片公司相繼拍攝《壓迫》《春蠶》《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堪稱左翼電影的經典之作。藝華影片公司拍攝《民族生存》《肉搏》等影片，聯華影業公司出品《天明》《三個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續故都春夢》等電影，天一影片公司制作《孽海雙鴛》電影。

電影拍攝是時有危險的。田漢在藝華影片公司擔任編導，在拍攝《民族生存》時，由于沒有攝影棚，許多場景是利用真實的地方拍攝的。田漢追述：“至今還記得在楊樹浦一家繅絲廠拍過瑞姑們跟資本家進行罷工斗爭的場面；也到龍華拍過監獄的場面。” 1933年3月18日，在隨攝制組前往上海吳淞口拍外景的途中，田漢遭遇車禍而受傷昏迷。正是由于田漢的堅持，電影《民族生存》非常真實地展現了上海的城市街景和工廠面貌。

首版《義勇軍進行曲》唱片

1933年中國攝制了66部影片，被譽為“中國電影年”。1934年1月，洪深在《1933年的中國電影》一文中，對國產電影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他將1933年國產影片的主題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反帝國主義”，第二類是“反封建制度”，第三類是暴露現實問題和“婦女解放問題”。在第三類作品中，洪深稱頌《三個摩登女性》《狂流》《天明》《都會的早晨》，是電影中的“幾顆強烈的炸彈”。

左翼電影人的首創之功

1934年，中共電影小組成立了電通制片公司，夏衍、田漢負責電影創作，司徒慧敏擔任攝影場主任，袁牧之、許幸之、孫師毅、吳印咸等人參加主要工作。該公司拍攝了《桃李劫》《風云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四部膾炙人口的作品，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標志性的文化堡壘。其中，《桃李劫》于1934年12月16日在金城電影院首映，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有聲電影。其主題曲《畢業歌》由陳瑜作詞、聶耳譜曲，成為當時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1935年初拍攝的《風云兒女》，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家喻戶曉的革命歌曲。

1935年5月24日，《晨報》刊載《風云兒女》的公映廣告

左翼電影的迅速發展，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恐慌。1933年末，國民黨政府出臺電影管控政策，嚴苛的電影檢查制度成為新興電影發展的重要障礙。明星影片公司迫于政府壓力，于1934年10月解聘了夏衍等左翼電影人。

位于楊浦區的國歌展示館內的《風云兒女》拍攝場景復原圖

左翼電影創作從編劇起步，鍛煉了一支由編劇、導演、演員，乃至音樂、攝影組成的比較完備的左翼電影隊伍。據夏衍等人確認，1932—1937年，共出品74部左翼電影。左翼電影的出現，改變了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以商業潮流為主的導向，涌現了一大批反帝反封建的影片，使電影成為挽救“民族危機”的“戰斗任務”。追求進步的電影人在上海創作的具有思想性、藝術性的左翼影片，被作為中國電影的標志性作品載入史冊。

原標題：《上海珍檔 | 李憶廬：一代代電影人緣何選擇上海——左翼電影的肇興》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王瑜明

來源：作者：李憶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