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禁書作者”到“國家教材”：朱熹的封神之路有多離譜？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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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代理學家黃干曾說：“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這一二人里，最具爭議也最傳奇的，當屬朱熹了。

他活著的時候，是朝廷眼里的麻煩制造者，可等他死后百年，畫風突然反轉了，他的《四書章句集注》成了科舉圣經，牌位被請進孔廟配享孔子，康熙皇帝親題學達性天匾額送給他的考亭書院，連日本江戶時代的幕府都把朱子學定為官方思想。

究竟是什么讓他從偽學魁首到朱文公，從武夷山間被人嫌棄的朱老到孔廟里僅次于孔子的亞圣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朱熹的一生～

生前落魄：被皇帝點名批判的偽學魁首

朱熹的人生麻煩，從他踏足權力場的第一天就埋下了種子。

紹熙五年（1194年），55歲的他終于等來仕途最高點：宋寧宗剛繼位，召他做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相當于皇帝的私人哲學老師。

可朱熹偏不按官場的潛規則來，別的侍講都講陛下圣明的套話，他一開口就給寧宗灌心靈砒霜：“陛下要先正心誠意，才能管得住天下；要遠離奸邪之臣，才不會走亡國老路。”

這里的奸邪之臣，明擺著指向權傾朝野的韓侂胄，寧宗皇后的叔父，把持朝政的真皇帝。韓侂胄哪能忍？立刻讓黨羽在寧宗耳邊吹風：這老學究只會講虛話，根本不懂治國！

寧宗本就嫌朱熹的正心誠意聽著煩，這下徹底爆發了。有一次次聽朱熹講經，直接站起來打斷：”先生所言，皆虛誕之事，非朕所急也！”沒幾天就下旨：“罷去侍講之職，改任提舉武夷山沖佑觀”，這是一個無實權的閑職，等于把他趕出了朝廷核心。

可朱熹偏要撞南墻。第二年，他又寫了篇《壬午應詔封事》，指名道姓罵韓侂胄：“侂胄假托外戚之名，竊弄威權，結黨營私，誤國誤民”！韓侂胄的黨羽立刻給朱熹扣上偽學魁首的帽子，上奏說：“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若不嚴禁，恐生禍亂”。

宋寧宗的反應更狠：直接下詔朱熹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送道州編管。不僅剝奪朱熹所有官職俸祿，連他最得意的學生蔡元定都被流放湖南道州，半路上就病死了。

緊接著就是慶元黨禁，朝廷編了本《偽學逆黨籍》，把朱熹和59個門生故舊列進去，定為逆黨。下旨禁止傳播朱學，敢讀朱熹書的人治罪，敢拜他為師的人流放。甚至有官員貼出告示：藏朱熹著作者，罪同謀反！

更惡心的是輿論謀殺：當權者編造各種謠言潑臟水，說他不孝繼母（可《朱子年譜》明確記載，朱熹親自照顧繼母到去世），說他與兒媳通奸（完全無中生有），甚至說他私藏兵器圖謀造反。

這些謠言傳得滿城風雨，連朱熹的學生都怕了：有的偷偷改投別的老師，有的路上遇到他趕緊繞道走，老友辛棄疾寫信勸他暫避鋒芒，他卻回信：“吾道所在，雖刀鋸在前，猶將直前，況此區區者乎？”

朱熹的麻煩，還來自他的善政。他在福建崇安推行社倉法：災年用官糧和民間捐糧救濟百姓，豐年收點利息存起來，避免地主趁災年高價賣糧。這本是救民的好事，卻斷了豪強的財路。

以前災年地主能賺得盆滿缽滿，現在社倉法讓他們沒了暴利。于是豪強聯名告他擾民擅用官糧（《朱子文集?社倉事目》），朝廷雖沒追究，但從此把他當成和地主作對的刺頭。

到了晚年，朱熹的日子過得像被監視的囚徒：住在武夷山上的武夷精舍，門口常有官員盯梢，連寫封信都要藏在竹筒里偷偷送；學生來上課，得先繞幾座山確認沒人跟蹤；還有匿名信塞到門口，寫著再講偽學就殺了你（《朱子年譜》）。可他還是該講就講，該寫就寫——用最后幾年寫完《四書章句集注》的最后幾卷，天天在精舍里給學生講存天理、滅人欲。

有次學生問他：先生，外面都說您是偽學魁首，您怕嗎？朱熹摸著胡子笑：怕什么？我講的是天理，天理在我心里，就算全天下人罵我，天理也不會變。（《朱子語類》）

他大概沒料到，自己窮其一生追求的道，會在死后百年變成科舉圣經；而他這個偽學魁首，會變成孔廟里配享孔子的朱文公。他只是在武夷山間的小屋里，對著窗外的山嵐說：我死之后，道會不會傳下去？應該會吧，總有懂的人。（《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

這就是活著的朱熹——不是什么圣人，只是個抱著天理不放的老學究，在罵名里熬著，在監視下寫著，用一生的落魄，守著心里那點不變的東西。

死后才翻身

1200年農歷三月初九，，68歲的朱熹躺在木床上，枯手攥著學生黃干的袖口，斷斷續續說：“《四書章句》的最后幾卷……你替我收著，總有一天……有人會懂”。話沒說完，便咽了氣。

那天的葬禮寒酸得讓人鼻酸，只有二十幾個學生敢來送葬，大多數人怕被偽學牽連，躲在巷子里遠遠張望。黃干湊了三兩銀子買了口薄棺，把朱熹埋在在建陽唐石村的山腳下。

出殯時，路口還站著兩個穿皂衣的公差盯梢，黃干對著棺材哭：“先生一輩子講天理，怎么死得比普通人還委屈？”

朱熹不會想到，他的委屈只持續了7年。1207年，權相韓侂胄的腦袋被裝在木匣里，送到金國求和，這位曾經罵朱熹偽學誤國的權臣，因為發動開禧北伐慘敗，被史彌遠和楊皇后聯合謀殺。

史彌遠剛坐上相位，沒過多久就下詔書：“慶元以來的偽學之禁，一概廢除。”《宋史?寧宗本紀》

史彌遠的算盤打得精，韓侂胄的專權早讓士大夫們恨得牙癢癢，平反慶元黨禁既能拉攏人心，又能把自己包裝成撥亂反正的賢臣。

于是，朱熹的學生們終于敢站到臺面上，黃干抱著朱熹的遺稿，跑到江西、浙江的書院講學，說朱先生的道，比我這條命還金貴。

真德秀寫了本《西山讀書記》，把朱熹的天理掰碎了講，連鄉間私塾先生都偷偷抄錄；甚至有官員上書寧宗，朱熹的學說是孔孟正統，該恢復他的名譽！

真正讓朱熹翻身的，是宋理宗趙昀，這位皇帝的身世比朱熹還傳奇：本來是浙江紹興的普通宗室子弟，史彌遠為了把持朝政，把他從民間找回來擁立為帝。趙昀心里清楚，自己的正統性得靠意識形態撐著——而朱熹的理學，剛好是最趁手的工具。

理宗有多喜歡朱熹？他把《四書章句集注》放在御案上，每天早朝后讀兩頁，還寫了篇《御制朱子贊》，直白說：“朕讀朱熹的書，像見著孔孟當面說話，句句都在講怎么當好皇帝、怎么管好人”。

1227年，他剛親政就下旨：追謚朱熹為文，這是古代文臣最高謚號，只有歐陽修、蘇軾得過。

1230年，又贈太師，封信國公，到1241年，更重磅的命令來了，將朱熹配享孔廟，列在顏回、孟子之后。科舉考試必須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凡答題敢違背朱注的，直接落榜！

這道命令像顆炸雷，徹底改寫了朱熹的命運，從此，《四書章句集注》成了科舉圣經。以前讀書人考科舉，還能寫點詩賦、發點議論。

現在不行了，經義題全出自《四書》，答案必須嚴格按朱熹的注釋來，哪怕你覺得朱注有點生硬，也得憋著——否則考官會批你離經叛道，連卷子都不會看完。

更諷刺的是，以前罵朱熹斷人財路的豪強地主，現在也把朱熹牌位供在家里，因為他們的兒子要考科舉，必須學朱注，甚至有地主出錢修朱子祠，說朱文公是我們家的考神。

而那些曾經躲著朱熹的學生，現在都以朱門弟子自居：黃干的學生真德秀，后來成了理宗朝理學名臣，還寫了本《大學衍義》，把朱熹的天理往治國上靠，說朱學能讓天下人都守規矩，皇帝坐得穩。（《真德秀文集?大學衍義序》）

朱熹的翻身，本質上是一場思想的招安。他生前講存天理、滅人欲，本來是想約束統治者，比如罵韓侂胄誤國，就是因為韓侂胄違反了天理。

可到了理宗手里，天理變成了約束百姓的工具：皇帝是天理在人間的代表，大臣要忠君、兒子要孝父、妻子要從夫，這些都是天理，違反了就是滅天理，該受懲罰。

就像黃干后來給朋友寫信時感慨的：“先生生前講天理，是要讓所有人都守規矩。可現在的天理，變成了皇帝的規矩——先生要是活著，說不定會罵這些人歪解我的道。”

但不管怎樣，朱熹的思想總算活了下來，從武夷山間的偽學，到孔廟里的朱文公。這中間的反轉，從來不是朱熹的運氣，而是他的理論剛好接住了統治者的需求，當皇帝需要一套能管得住人的意識形態時，朱熹的理學正好站在那里，成了最合心意的選擇。

而《四書章句集注》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考試教材，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這套書整整統治了考場近600年。那些捧著書背子曰詩云的讀書人，或許不會想到，他們背的不是朱熹的話，是統治者需要的秩序。

他的封神之路

朱熹在宋理宗時勉強翻了身，但真正把他推上思想界皇帝寶座的，是明清兩個最懂集權的王朝。就像農民種莊稼要選最耐旱的種子，明清統治者選意識形態，一眼就看中了朱熹的理學。這門強調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學問，簡直是為封建王朝定制的統治工具。

朱元璋雖然是泥腿子出身，卻比誰都明白統一思想的重要性。他稱帝后做的第一件文化大事，就是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塞進科舉考場。

《明史?選舉志》寫得明明白白：科舉只考《四書》《五經》，而《四書》的注釋必須用朱子的；寫文章要仿朱子經義，用排偶句（也就是后來的八股），想考功名？先把朱子的書背得滾瓜爛熟，連標點都不能錯。

朱元璋為什么這么寵朱熹？《明太祖實錄》里有段對話說得直白：”朕小時候沒讀過書，打天下才知道讀書的重要。可儒家經典太晦澀，只有朱子的書明白易懂，句句都是怎么做人、怎么聽話的道理，教百姓讀朱子的書，比派一百個公差管著管用！”

到了朱棣這，他剛篡位成功，就下令編三部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用今天的話講，這就是官方指定教材+標準答案。

《四書大全》直接照搬朱子注，刪掉所有其他解讀，《性理大全》收集朱子天理言論，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把這些變成萬世不變的準則。

朱棣在《大全》序里放了狠話：這些書是圣賢精義，天下讀書人都得遵守，不許有半個字異議！誰敢說朱子注不對，就是離經叛道，抓去坐牢！

從那以后，全天下書院都講朱子學，連鄉間私塾先生都得背《四書大全》，你要是敢教學生朱子的話不一定對，輕則被逐出師門，重則扭送官府。

到了清朝，這些皇帝比明朝更懂朱熹。康熙剛親政，就把朱熹的牌位從孔廟先儒升為先賢，這是僅次于四配（顏回、曾參、子思、孟子）的地位，等于捧他成孔孟之后第一人。

康熙還親筆寫學達性天四個大字，送到朱熹的考亭書院掛著，說：“朱熹的學問能讓凡人通達天理，是清朝的治國根本。”

乾隆更夸張，直接讓大學士李光地編《朱子全書》頒行天下。他在序里說：“朱熹的學說是孔孟正統，沒有朱熹，儒家道就斷了；沒有朱子的書，清朝沒法管天下！”

連科舉考場潛規則都更嚴了，考《四書》題必須用朱子注原話，敢用其他注釋？考官直接劃叉，批語就四個字：背離圣賢。

到了民間，朱熹早不是學者，而是萬能的神了。福建建陽朱子祠，農民帶著香燭來拜，說朱文公能保田不長害蟲。浙江蘇州讀書人考前，要去玄妙觀朱子像前磕三個頭，默念保佑我背的注都考到。甚至有婦人求子也往朱子廟塞香火錢，反正不管求什么，拜朱文公總沒錯。

老達子說

今天的我們，為什么還會想起朱熹？
不是因為他是孔廟陪祀的朱文公，不是因為他是科舉考場的標準答案，而是因為他的故事里，藏著每個人都懂的掙扎：你有沒有過明明知道對，卻不敢說的時候？有沒有過想堅持點什么，卻被全世界反對的時候？

朱熹的回答很簡單：“天理在我心，雖千萬人，吾往矣。”這不是圣人的口號，是一個普通人的倔強，就像你加班到深夜，卻不肯做假賬；就像你看到不公，卻不肯閉眼睛；就像你讀一本難讀的書，卻不肯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