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2025】新學說傳媒創始人、CEO吳越：2025國際學校新趨勢

11月17至18日，芥末堆在北京舉辦以“教育有AI，學習無界”為主題的GET2025教育科技大會。新學說傳媒創始人、CEO吳越以《2025國際學校新趨勢》為題進行了分享。

以下為演講實錄，經編輯：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里。周末我們將在上海舉辦第十一屆國際學校發展大會；而芥末堆的GET大會同樣走到了第十一屆。2015到2025，我們算是共同走過了十年，只是關注的內容不同。我們始終專注于國際學校領域。這也是我第二次來到芥末堆的大會，上一次是在2016年，當時的會場在海淀。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國國際學校的新趨勢”。其中有不少內容，來自我們將在下周末發布的《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報告》。我挑選了其中的一部分核心發現，提前做一個摘要性的分享。

先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我長期工作在國際學校教育領域：從2009年起服務國際學校家庭；從2015年開始轉向行業側，為學校提供投資、戰略咨詢，以及為部分高管和校長提供培訓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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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年大會的主題定為“煥新”。

原因很簡單：過去一年，很多學校、很多從業者都在問同一個問題：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還有哪些可能性？這也是我們在設計今年的研究報告和大會主題時最核心的思考。

提到“新的東西”，大家最關心的無非兩個：這個市場是否還真實存在？是否還有進入和擴展的空間？有哪些真正意義上的“新點”值得關注？而說到“煥新”，并不是因為我們非要創新，而是因為“不煥新就沒有路了”。

這是我們從2015年開始持續監測的全國國際學校數據，目前行業內較為權威，包括很多省級教育廳、教育部相關研究中心以及高校都在使用我們的口徑。

按照我們基于“獲得認證授權學校”的統計口徑，今年是十年來第一次出現國際學校總量的下滑，而且下滑幅度不小。很多人聽到會很意外。畢竟市面上“新開”的聲音更容易被看到，而“離場”的聲音往往更小、更隱蔽；即便有一些大的離場事件，也更多是通過小紅書等平臺偶然被看見。但實際情況比大家看到的更劇烈。

正因如此，這一年對國際學校行業來說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我們才會反復強調：為什么此刻必須思考“煥新”？未來的方向在哪里？路徑如何打開？這些我會在后面繼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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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單從數據來看，我們需要先回到更大的背景。

我們在做背景分析時，通常會用PEST框架，從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維度理解宏觀環境。對大家而言，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經濟層面：房價、就業、市場情緒。但實際上，還有一些與教育更相關的因素，我們的感知并不強，比如民生服務體系、治理邏輯、風險管理等。教育和醫療都屬于民生服務行業，它們的變化往往隱在深處，需要更細致的拆解。

那應該怎么拆解？從教育行業的角度，最直接的方式其實就是問：我們的“客戶”變了嗎？

如果你在這個行業里已經工作了十年以上，不妨回想一下2015年你接觸的那批家長，無論是某個案例還是一個典型的群體。以我自己的感受來說，變化非常明顯。

2015年，幾乎所有人對國際學校都帶著一種向往與期待，覺得那是更好的教育、更理想的路徑，是應該擁有的一種選擇。

但到了2025年，我身邊很多家長，不僅是學校投資人，也包括普通的家庭，他們的心態已經完全不同了：不確定性太多了。上國際學校意味著什么？是去美國留學嗎？可現在很多人開始覺得孩子不出亞洲可能反而更穩當；即便送到英國，下一步是要讓他留下來嗎？要不要考慮移民？即便能留下，我愿意讓他真的在那里生活嗎？這些問題都不像十年前那樣有明確的答案。

這一連串的猶豫，本質上反映的是過去十年里家長對“出國”“留學”“國際化”的認知和預期發生了深刻變化。

基于這樣的心態轉折，我們再回頭看行業的數據、趨勢與變化，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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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需求端來看，我們的“客戶”究竟在想什么？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順著這個問題，我們也就能推演出未來供給端可能會出現哪些變化。

先從需求談起。十年前、八年前，很多家庭對于藤校、牛劍這些學校并沒有今天這樣的距離感。他們會覺得：難是難，但夠得著；投入和回報大體是匹配的；那時候雖然也在“卷”，但卷的代價尚在承受范圍之內。

而現在的情緒完全不同了。最近有幾個家長跟我聊起申請紐大（NYU）的事情，他們竟然開始考慮用捐贈的方式去解決。我一開始也疑惑：有必要嗎？十年前可能根本不需要。而現在，他們很坦然地說：如果二三百萬不行，那就五百萬。只要能給孩子托一把，他們愿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這說明什么？說明需求在變。

其中有一類家長，我們稱為“資產傳承型家庭”。這些家庭往往是二代、三代，甚至更多代。他們衡量問題的方式，和以工資收入為基礎的家庭完全不同。對于他們來說，月收入、年收入根本不是考慮因素。他們要的是確保孩子能夠穩穩進入一個“更高階的圈層”。

我身邊就有朋友這樣說：孩子成績上不了名校的門檻，但只要能進入那個圈子就夠了。尤其是女孩，在初高中階段，他們更在乎的是“站在什么位置”，而不是“考多少分”。既然父母有能力，就希望用這種方式幫孩子獲得向上的社交環境和未來資源。

這是當下很典型的一類需求：不計成本，只求圈層的躍遷。

當然，也有更加務實的一類需求：放棄正規的全日制學校，改為去全日制培訓班上學。這類家長認為，尤其是對于學習A-level等課程的學生，從考試成績和升學結果看，性價比更高。全日制學校每天有很多跟考試無關的“無用”課，比如體育、藝術等課程活動等，沒有用。

這類追求極致性價比的家長群體在上海尤為明顯，以至于上海的全日制培訓班學校這兩年風生水起，不少正規全日制學校甚至也以“個人A-level”學校為名義辦起了全日制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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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新增學校一年最多能達到八十多所，但現在如果你把視角放到中部、乃至更往下的城市，新校的機會已經非常有限了。招生表現持續好的基本都是最頭部的那批學校，而他們的首選客戶永遠是資產型家庭。甚至在中上部學校之間，未來也可能出現明顯的分化。

剛才講了資產型家庭，另一類則是收入型家庭，也就是靠月薪、年薪構成主要收入的家庭，即便父母是高管，他們可調度的“傳承性資源”并不多。過去幾年，這一群體在國際學校市場中的規模萎縮得非常快。激娃最狠的往往也是他們，但受經濟、房產等因素影響，他們對國際教育的承受力正在下降。從市場結構看，這部分需求是被擠壓得最明顯的。

十年前我們常說國際學校的客戶結構像一個橄欖球，最厚實的恰恰是中段。但現在這個橄欖球正在分裂：往上集中一小部分高凈值資產型家庭，往下則快速下沉和分化。

這種分化在留學取向上也表現得很明顯。2023年我們做過香港DSE課程和香港留學的研究。去年四月底、五月份，我們又組織校長俱樂部去日本考察，包括EJU考試體系。考察之后，大家普遍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收入型家庭正在放棄英美路線，轉向香港、日本、甚至歐洲尤其是荷蘭這樣的目的地。他們開始真正把“性價比”當成首要考慮。

而對于最頂端的那群家庭，他們早已不把留學當成單純的“出國”。他們追求的是全球范圍內的圈層進入、資源接觸和場景參與。孩子考試成績過線就行，真正關鍵的是父母在后方的托舉。這種從“普遍留學”到“兩極路線”的轉變，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結構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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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技術的使用上，學校整體的應用程度往往還是弱于培訓機構甚至其他行業。國際學校更是如此，目前真正把AI用得深入的并不多。

不過有一個例外。一家很多人可能聽說過的學校：阜南親情學校，一所典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我之前去過現場考察，印象非常深。

這所學校原本沒有什么選擇空間，教學資源薄弱，師資也有限，但正因為快要“走到盡頭了”，反而愿意徹底轉向AI，把自己整個教學體系重做。它是一所主攻高考的學校，高三畢業生有1500人，居然能做到八成以上的一本率。更夸張的是，他們起步時只有五六百人，一本率還不高，但三年之后竟然能做到90%多，超過當地最好的重點高中。

為什么他們能做到？創始人的原話非常直接：如果當時不改變，這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就徹底不存在了。在安徽北部一個鄉鎮，車開出去幾公里就是荒草地的地方，要想活下來，只有靠技術來“自救”。他們是那種不革自己的命就沒有未來的學校，所以敢用，也能把AI用透。

國際學校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資源更豐富，教學工具也更全面，反而讓AI在它們內部的發聲并不大。但我認為機會依然存在，只是場景需要進一步探索。如果現場的各位在做相關服務，也歡迎交流，我們也希望找到更合適的產品，讓國際學校能真正把AI用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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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國際學校，繞不開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政策，尤其是K12層面的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合作。

最近如果大家刷過小紅書，會看到一個討論度很高的事件，之所以會被廣泛討論，根本原因就在于“政策不合規”。辦一個做留學升學的培訓機構問題不大，但一旦是全日制學校，就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

最關鍵的是要看政策是否允許，否則無論情懷、理念多動人，一旦遇到監管層面的硬碰硬，學校的波動對孩子來說是無法承受的。今天換場地、明天換牌子，這種來回折騰一定是不行的。這是辦學者必須承擔的責任。

說到政策，再說國際合作。為什么現在要談“煥新”？從1993年民辦教育興起，到國際學校體系逐步成熟，這30年來，我們的路徑幾乎只有一條：往外走，往英美走。因為在60后、70后、80后的觀念里，歐美是默認的最好、最高標準。

但這一點正在發生變化。

我們看到一些新的國際教育合作方向正在浮出水面，比如“一帶一路”。舉個例子，行業里有一所學校——天津英華，他們和哈薩克斯坦的總統中學合作，辦了一個留學生部。雙方之間有共建項目，每年會有一定數量的哈薩克斯坦學生來中國參加考試，再輸送到國內的大學。這類合作過去多少帶著一些政策推動的意味。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英華學校目前已經累計輸送了500多名“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進入中國大學。這個數字在今天的國際學校行業里其實非常值得關注。我們過去看全球流動，只看中國孩子要去哪里，看QS排名，看英美錄取。

但事實上，這只是我們習慣的視角。我們只看“把中國學生送出去”，而忽略了另一個趨勢：“把世界的學生吸引進來”。這一點，可能才是未來國際教育需要重新理解的煥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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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職業生涯再往前看三十年，我們其實都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未來還有哪些可能？站在當下這個岔路口，是繼續順著過去那條“大泡泡”的慣性往前走，還是在此刻嘗試換一個視角，探索一個新的市場？

大多數人很難在尚未被充分驗證、甚至還沒被廣泛認知的方向上投入資源，但我們也知道，每個行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都可能被夾手。可一旦有人做出了結果，方向就會開始變得清晰。

正是基于這樣的好奇，我們去重新研究了一下“一帶一路”相關的數據。去年政府發布了《教育強國規劃綱要（2024-2035）》，里面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信號。比如，2024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留學生數量超過50萬，單年增長率達到12.3%。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是亞洲第一、全球第三的國際學生目的地。

政府正在全力推進這件事，背后其實和經濟的產業鏈布局密切相關。我們在做學校投資、做戰略規劃時，看的是整個鏈條的協同關系，教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這個國家未來想把產業和人才鏈條往哪里推。

這也就回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你對中國未來的判斷是什么？你認為機會在哪里？只有在這一點上想清楚，才能決定是否繼續在國內投入辦學，辦什么樣的學校；或者，如果你選擇“出海”，你準備去哪里，你對那個國家的信心又來自何處？

我們必須在這些問題上形成自己的分析，而不是被慣性推動著走向一個已經擁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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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特別熱門的一件事，是朋友們不斷提醒我去關注的——CSCA。我本科在北京語言大學讀書，很多同學現在都在做漢語水平考試、對外漢語等方向。他們跟我說：“吳老師，你一定要了解一下CSCA。可能會是2025年中國教育領域最重要的事件。”

起初我覺得有些夸張。后來他們繼續解釋：這不僅是一次考試制度的變化，更有可能重塑未來十年中國作為全球教育目的地的格局。于是我花時間仔細看了一下相關政策。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今年12月21日將進行CSCA的全球首次考試。它測什么？過去來華留學生主要依靠高校自主招生，再考一個漢語水平考試（HSK）。而從2028年開始，所有來華攻讀本科的學生都需要參加CSCA。它會變得有點像美國的SAT，既考語言，也考學科。

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突然覺得這件事的分量遠比我最初想象的大。

如果把它放進一個更長的時間軸里去看：中國的經濟地位、產業鏈位置、國際關系的重構，都意味著我們的教育供給必然要發生新的變化。

三十年前，中國學生把英美當作遠方；三十年后，會是誰把中國當作目的地？而站在中國這個節點上，我們能做什么？我們如何借助這個位置去觀測、反思、判斷？

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不確定性當然存在，政治的不確定性、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產業結構的不確定性。但恰是在這樣的不確定中，國際教育的空間卻被重新打開了。

從CSCA這樣的制度端口，到全球流動的大背景，我們都能看到一些趨勢正在形成，一些新的市場也正在被悄悄推開。這或許正是值得我們在判斷未來、規劃路徑時留意的那些“細小卻關鍵的觀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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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收費區間來劃分，全國國際學校的平均學費大約在11.5萬元左右；在上海，如果一所學校的學費在15萬至18萬元之間，就已經屬于高端水平了（北京則往往要到20萬以上）。

高端學校的數量正在下降。過去兩年，上海出現了多起國際學校主動降費的情況，其原因并不復雜：高端家庭的數量已經不再像十年前那樣高速增長，那時一批創業者迅速積累了財富，拉動了需求；而現在，這類增量明顯收窄。

與此相對的，是學費在10萬元左右的中端學校數量在穩步上升。從整體來看，上海國際學校的市場正在發生分化：上一輪普遍“往高端擠”、把學費定到15萬甚至20萬的局面，正在被重新校準。學校開始主動擠出自身的泡沫。

事實上，早幾年我們就判斷，部分動輒二十幾萬學費的學校存在明顯的價格虛高。如今，在壓力之下，它們不得不“瘦身”，讓自己的結構變得更健康、更可持續；否則，就會被迫退出市場。

退出正在發生，而且并不罕見。

現在全國每年都有兩位數的學校關停，只是公眾感受并不強烈。我以北京為例：根據我們掌握的數據，在未來三年內，北京至少會有十幾所學校消失。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因為我知道它們現在還有多少學生，多少教職員工，投資人的背景如何，更關鍵的是，投資人還愿不愿意再承擔三到五年的連續虧損？

一旦投資端松動，而學校又無法通過招生改善現金流，它往往撐不過去。這就是為什么北京和上海的國際學校正在經歷一輪“看不見但很真實”的周期性收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市場正在明顯分化。舉一個例子：有一所學校招收的很多學生學習成績不是特別突出，但是招生結果非常好。這至少說明了一點：部分家長已經看清楚，并非每個孩子都能走上學霸路線。雖然多數家庭仍希望孩子走向頂尖學校，但他們也需要一個性價比高的“托底學校”——讓孩子在正常學習環境中得到發展，而不是直接進入職業學校或者提前進入社會。

這就體現出，學校的分層與學費分層正在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背后，實際上是客戶群體結構變化的直接結果。未來，高端國際學校依然一票難求，但大部分學校并不難進入，而少數學校則可能面臨退出市場的風險。這構成了目前的基本市場格局。

不過，如果我們只局限在眼前的這一塊市場，很容易局限了視野。

更大的機會在于從中國的區位出發，觀察整個留學生態鏈條：出國留學、來華留學，以及整個國際教育流動的趨勢。無論是向東、向西，還是向南、向北，都值得深入關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