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兒子睡著,她準備去找主治醫生,卻在門外聽到了丈夫和醫生的對話

夜深了，醫院的走廊像一條被抽干了的河道，只剩下慘白和寂靜。消毒水的味道，混合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病氣，鉆進鼻子里，讓人心里發緊。兒子陸安終于睡踏實了，小小的胸膛均勻地起伏著，長長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淺淺的影子。我掖了掖他身上的薄被，感覺自己的骨頭縫里都透著一股涼氣。

這幾天，我就像一根被繃到極致的弦，不敢有絲毫松懈。陸安的病，像一塊巨石，沉甸甸地壓在我和丈夫陸建明的心上。主治醫生孫浩是個話不多的中年男人，鏡片后面的眼睛總是透著一股審慎和疲憊。他說孩子的病情復雜，需要進一步觀察和會診。每一次他欲言又止，都像一把小錘子，在我心上敲一下。

我輕手輕腳地走出病房，想去找孫醫生再問問情況，哪怕只是聽他重復一遍那些聽不懂的醫學術語，心里也能踏實一點。醫生辦公室的門虛掩著，里面透出一點光亮。我剛抬起手想敲門，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門縫里擠了出來，是陸建明。

我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

“孫醫生，您多費心了。”建明的聲音壓得很低，帶著一種我從未聽過的謙卑，甚至有些諂媚，“這是我們家的一點心意，不成敬意。孩子的事，全拜托您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這是在……送紅包？我眉頭緊鎖，一股無名火混雜著羞恥感涌了上來。我們家雖然不富裕，但還沒到需要用這種方式去乞求醫生盡心的地步。孫醫生是個好醫生，我信得過他。

然而，孫醫生接下來的話，卻讓我如墜冰窟。

“陸先生，你這是做什么？請你把東西收回去。”孫醫生的聲音很冷，帶著不容置喙的堅決，“而且，你昨天跟我提的那個事，恕我直言，我辦不到。病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診斷必須基于事實，一個字都不能改。”

我渾身的血液仿佛瞬間凝固了。改病歷？他要改什么？為什么要改自己親生兒子的病歷？一個可怕的念頭，像一條毒蛇，猛地竄進我的腦海，纏住了我的心臟，讓我幾乎無法呼吸。我扶著冰冷的墻壁，才勉強沒有癱軟下去。門里的對話還在繼續，每一個字，都像淬了毒的針，扎進我的耳朵里。

01

時間倒回三個月前，日子還像一碗溫吞的白開水，平淡，卻也安穩。

我在城西的老街上，守著一間從我師傅手里傳下來的老舊木工作坊，名叫“惜物齋”。鋪子不大，主要接一些修復老家具的活兒。這年頭，這種純手工的慢活兒，已經不怎么吃香了。年輕人喜歡新潮的、工業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東西，便宜，樣式也多。會把一件用了幾十年的黃花梨木椅子或者樟木箱子，不遠幾十里地送到我這里來的，大多是些上了年紀的老主顧，他們修的不是家具，是念想。

我丈夫陸建明，跟我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他腦子活，總想著“干大事，賺大錢”。前些年，他辭了工廠里鐵飯碗的工作，下海經商，倒騰過服裝，開過飯店，折騰了好幾年，錢沒賺到多少，倒是攢了一肚子的“生意經”。他總說我守著這破木工作坊是“老黃歷”，是“抱著金飯碗要飯”，說我這手藝，要是包裝一下，搞個“古法修復”的噱頭，找網紅帶帶貨，肯定能火。

我只是笑笑，不與他爭辯。師傅傳給我這門手藝的時候說過，“文君，咱們做的是修補的活兒，修的是物，養的是心。心不能急，手上的活兒才能穩。榫卯之間，差之一毫，就失之千里。做人，也一樣。”

我叫蕭文君，師傅的話，我記了一輩子。

我跟建明是經人介紹認識的。他那時候還在廠里當技術員，人長得精神，嘴也甜，會來事兒。他追我的時候，天天往我作坊里跑，看我刨木頭，看我打磨，一看就是一下午。他說就喜歡我身上那股子安靜的勁兒，像老木頭一樣，聞著就讓人心里踏實。我被他這話說動了心，覺得這個男人雖然看著浮躁，內里卻是個懂我的人。

結婚后，我們有了兒子陸安。安安的出生，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們這個普通的小家庭。建明更是把兒子當成了眼珠子，抱著就不撒手，嘴里念叨著：“我兒子將來可不能像我這么窩囊，得當老板，住大別墅。”

為了這個“大別墅”的夢，建明愈發地折騰了。去年，他跟朋友合伙，貸款開了一家小型建材公司，整天忙得腳不沾地，飯局一個接一個，身上的酒氣總也散不盡。他說這是“必要的應酬”，是為了給安安一個更好的未來。

我還是守著我的“惜物齋”，刨花的氣味和木頭的紋理，是我生活的底色。作坊的收入不高，但穩定，足以應付家里的日常開銷。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強。

可天不遂人愿。

安安是從初夏的時候開始不對勁的。起初只是有些蔫，胃口不好，幼兒園的老師也說他午睡起來總是沒精神。我帶他去社區醫院看了看，醫生說是季節交替，有點感冒，開了些藥。可吃了幾天，非但沒好，反而開始斷斷續續地發低燒。

那段時間，建明正為了一個項目四處奔走，焦頭爛額。我跟他說起安安的病，他總是不耐煩地揮揮手，“小孩子家家的，發個燒不是常事嗎？你別大驚小怪的，我這兒正忙著呢！”

我心里不舒服，但看著他眼下的青黑和滿嘴的燎泡，也沒多說什么。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家里的事，我多擔待點也是應該的。

可是，安安的臉色越來越差，嘴唇也失了血色，以前那個滿地亂跑的小皮猴，現在整天就懨懨地靠在我懷里。我心里那塊石頭，越懸越高。我決定帶他去市里的大醫院好好查查。

那天，我給建明打電話，讓他陪我們一起去。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半晌，才說：“文君，我這兒實在走不開，一個重要的客戶等著我呢。你先帶安安去，有什么事隨時給我打電話。別怕花錢，給孩子用最好的藥。”

掛了電話，我抱著懷里滾燙的兒子，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種孤立無援的寒意。錢，錢，他滿腦子都是錢。難道在那個節骨眼上，還有比兒子的健康更重要的事嗎？

我獨自一人，帶著安安，擠上了去市醫院的公交車。車廂里人聲嘈雜，混著汗味和各種食物的味道。安安把頭埋在我頸窩里，小聲地哼哼著。我摟緊他，感覺自己像一只護著幼崽的母獸，滿心都是戒備和恐慌。

02

市醫院像一個巨大的、高速運轉的機器，到處都是行色匆匆的人，空氣里彌漫著焦慮的味道。我抱著安安，在迷宮一樣的樓道里穿梭，掛號，排隊，化驗，等待。每一個環節，都是漫長的煎熬。

輪到我們看診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坐診的是一位姓張的老專家，頭發花白，戴著老花鏡，看人的眼神很溫和。他仔細地給安安做了檢查，又翻來覆去地看那些化驗單，眉頭越皺越緊。

我的心也跟著揪成了一團。

“孩子這種情況，多久了？”張專家問。

“斷斷續續快一個月了。”我聲音發顫。

他沉默了一會兒，推了推眼鏡，說：“從血常規來看，有幾項指標異常得比較明顯。我建議，馬上住院，做個骨髓穿刺，進一步確診。”

“骨髓穿刺？”這四個字像針一樣扎進我耳朵里，“醫生，很嚴重嗎？到底是什么病？”

“現在還不好說，但不能掉以輕心。”張專家的語氣很沉重，“家屬要有心理準備。”

那一刻，我感覺天旋地轉，整個世界都在下沉。我抱著安安走出診室，腿都是軟的。我扶著墻，給建明打電話，電話接通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就決了堤。

“建明……醫生讓安安住院……要做骨穿……”我泣不成聲。

電話那頭，建明的聲音也慌了：“怎么會這樣？別哭，文君，你先別哭！你先辦住院手續，我……我這邊處理完馬上就過去！”

建明趕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他滿身酒氣，領帶也扯得歪歪扭扭，臉上寫滿了疲憊和驚惶。他沖到我面前，一把抱住我和安安，聲音沙啞：“怎么樣了？醫生怎么說？”

我把張專家的話重復了一遍。建明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他抱著安安的手臂在微微發抖。這個平日里總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掛在嘴邊的男人，在兒子可能面臨的重病面前，第一次露出了脆弱和恐懼。

那一夜，我們倆守在安安的病床前，徹夜未眠。病房里很安靜，只有儀器發出的滴滴聲。窗外的城市燈火輝煌，卻照不亮我們心里的黑暗。

“都怪我，”建明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頭，眼圈通紅，“我這段時間太忙了，忽略了你們娘倆。我要是早點帶安安來醫院，說不定……”

我搖搖頭，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冰涼，全是冷汗。“現在說這些沒用，建明。我們得一起扛過去。”

那一刻，我們之間的隔閡仿佛消失了。在共同的災難面前，我們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骨穿的結果，三天后出來了。安安得的是一種罕見的血液系統疾病，治療過程漫長，費用高昂，而且……治愈率并不樂觀。

拿著診斷書，我感覺自己像是被判了死刑。建明看完，一屁股坐在走廊的長椅上，半天沒說一句話，只是用手捂著臉，肩膀劇烈地抽動著。我走過去，蹲在他面前，想安慰他，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們像兩個被巨浪拍到岸上的溺水者，除了絕望，一無所有。

主治醫生換成了年輕有為的孫浩博士。他很專業，也很冷靜，給我們詳細講解了治療方案。方案很復雜，化療、靶向藥、骨髓移植……每一個詞都像一把刀，割在我們的心上。

“費用方面，”孫醫生看著我們，語氣很平靜，“前期化療和藥物，大概需要三十萬。如果后期需要移植，費用會更高。你們要做好準備。”

三十萬。這個數字像一座大山，轟然壓下。

我們家所有的積蓄，加上我作坊里這些年攢下的錢，滿打滿算，也才十萬出頭。建明的公司，看著攤子鋪得挺大，實際上前期投入太多，到現在還沒開始盈利，外面還欠著銀行的貸款。

錢，成了我們面前最現實，也最殘酷的一道坎。

從那天起，建明變了。他不再消沉，而是像上了發條的陀螺，瘋狂地轉了起來。他白天守在醫院，晚上就出去打電話，聯系朋友，找門路，想盡一切辦法籌錢。他的聲音總是壓得很低，帶著一種近乎哀求的語氣。

我看著他日漸消瘦的臉頰和布滿血絲的眼睛，心里又疼又酸。我把“惜物齋”里幾件還沒來得及修復的、材質上好的老家具掛到了網上，標了個低價，希望能盡快出手。

可錢的窟窿太大了，我們能做的，不過是杯水車薪。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發現建明開始有些不對勁。他常常一個人躲在樓梯間里打電話，神神秘秘的。有一次我給他送飯過去，無意中聽到他在跟人爭吵。

“……不行！這批料子以次充好，要是被查出來，我們就全完了！”

“什么叫變通？這是砸自己的招牌！做生意，不能沒有底線！”

他掛了電話，看到我，臉色一變，勉強擠出個笑容：“公司里一點小事。”

我沒多想，只當他生意上遇到了麻煩。可后來，他又開始頻繁地向我打聽我們老家附近那家新開的化工廠的情況。

“文君，你說那家廠，排污達不達標啊？離我們以前住的地方，有多遠？”

“好像挺近的吧，就在村東頭。怎么了？”

“沒什么，就隨便問問。”他眼神閃爍，岔開了話題。

我心里隱隱覺得有些不安，但安安的病情占據了我所有的心神，我沒有精力去深究。我天真地以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給兒子籌集救命的錢。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他那顆被金錢和絕望逼到角落的腦子里，已經滋生出了一個多么瘋狂而可怕的念頭。

03

在醫院的日子，時間仿佛被拉長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滿了煎熬。安安開始接受第一期化療，藥物的副作用很快顯現出來。他嘔吐，脫發，整個人迅速地瘦了下去。看著他小小的身體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我的心就像被放在油鍋里反復煎炸。

我能做的，就是寸步不離地守著他，給他講故事，唱他喜歡的兒歌，用盡一切辦法分散他的注意力。每當他因為疼痛而哭泣時，我都會把他緊緊抱在懷里，告訴他：“安安不怕，媽媽在。我們安安是小勇士，一定能打敗病魔的。”

可每當夜深人靜，看著他蒼白的小臉，我自己的眼淚，卻總是無聲地流淌。

為了省錢，我在醫院附近租了個最便宜的單間，每天自己做好飯菜給安安送來。那段時間，我幾乎沒怎么回過“惜物齋”。偶爾回去拿點東西，推開門，一股熟悉的木頭和桐油混合的香氣撲面而來，讓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作坊里，一切都還保持著我離開時的樣子。刨床上還放著一件做到一半的活兒，那是一張民國時期的楠木書桌，桌角被蟲蛀了，需要用同樣年份的老料子來填補。我伸手撫摸著那細膩溫潤的木紋，冰涼的觸感從指尖傳來，心里卻感到一絲久違的安寧。

我想起了我的師傅，王老爺子。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孤寡老人，一輩子沒娶妻生子，就把這間作坊和這門手藝當成了自己的命。我從小在老街長大，沒事就喜歡往他作坊里鉆，看他用那些神奇的工具，把一件件破敗不堪的老物件變得煥然一新。

師傅見我喜歡，就有意無意地教我。他教我辨認木材，認識榫卯，教我如何用最傳統的“大漆”工藝來修復漆面。他說：“文君，這木頭是有生命的。你得懂它，順著它的性子來。一塊好木頭，到了咱們手里，不能讓它受了委屈。”

他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活兒，要做得地道。做人，也要地道。”

什么叫“地道”？那時候我不懂。我只知道，師傅接活兒，有自己的規矩。材料不對，不接；催得太急，不接；想用化學膠水代替傳統卯榫的“巧活兒”，更是不接。他說，那是糊弄，是糟蹋東西，更是砸自己的招牌。

有一次，一個大老板拿著一個據說是明代的紫檀筆筒來修復，開口就給了一大筆錢，但要求三天內必須交貨。師傅看了看，說：“這東西傷得深，要慢工出細活，沒一個月下不來。”

老板不高興，說：“王師傅，錢不是問題，我再加一倍。我這是要送人的，時間不等人。”

師傅搖搖頭，把筆筒推了回去，淡淡地說：“錢是好東西，但不能壞了規矩。您另請高明吧。”

后來我問師傅，為什么要跟錢過不去。師傅點上一袋旱煙，瞇著眼睛，煙霧繚繞中，他的臉顯得格外滄桑。他說：“丫頭，人活一輩子，得有點自己個兒的講究。要是為了錢，什么規矩都能破，什么底線都能不要，那人活著，跟行尸走肉有啥區別？咱們的手藝，傳下來的是技術，更是良心。良心要是沒了，手藝再好，也是空的。”

師傅的話，像一顆種子，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這些年，我一直守著他的教誨，守著“惜物齋”，也守著這份“講究”。我以為，建明是懂我的。我以為，我們雖然生活方式不同，但骨子里的那份“地道”，是一樣的。

可現在，我越來越不確定了。

安安的治療費用，像個無底洞。我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親戚朋友，建明公司的賬上也早就空了。他開始變得越來越煩躁，脾氣也越來越大。我們之間的話題，除了安安的病情，就只剩下了錢。

“那個楠木桌子賣出去了嗎？”

“網上問的人多，真心想買的沒幾個。”

“你就是死腦筋！價格再降一點，先拿到錢再說！現在是什么時候了，你還講究那個！”他沖我吼道。

我心里委屈，卻沒有力氣跟他爭吵。我知道他壓力大，他也是為了兒子。可是，他的話像刀子一樣，扎得我生疼。那張楠木桌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才找到配料的，它的價值，遠不止那點錢。在建明眼里，它卻只是一個可以隨時變現的商品。

我們之間的裂痕，在金錢的重壓下，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深。有時候，我看著鏡子里自己憔悴的臉，會突然感到一陣陌生。這個為了錢而焦慮、爭吵的女人，真的是我嗎？那個在“惜物齋”里，可以為了打磨一個完美的卯榫而耗上一整天，內心平靜而富足的蕭文君，去哪里了？

我感到一種深深的恐懼。我怕的不僅是失去安安，更怕的是，在這場與病魔和貧窮的抗爭中，我們會先失去自己。

04

陸建明覺得自己快要被逼瘋了。

公司的項目出了問題，合伙人卷款跑了，留給他一個爛攤子和一屁股的債。銀行的催款電話，一天比一天緊。而醫院這邊，安安的治療費用清單，每天都在刷新著他的認知。他感覺自己就像一頭被困在陷阱里的野獸，四面八方都是絕路，無論怎么沖撞，都只是徒勞。

他開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睜著眼睛，盯著天花板。腦子里像一團亂麻，各種念頭交織在一起。他想過去借高利貸，可那無異于飲鴆止渴。他想過去求那些曾經稱兄道弟的“朋友”，可人家一聽他要借錢，不是說手頭緊，就是干脆不接電話。世態炎涼，他算是徹底領教了。

就在他快要絕望的時候，一個念頭，像黑暗中劃過的一道閃電，突然照亮了他的腦海。

那天，他回了一趟家，想看看還有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可以變賣。在抽屜里，他翻出了一份舊的租房合同。那是他們結婚初期住的地方，在城鄉結合部，離村東頭那家新開的化工廠不遠。

一個大膽的計劃，開始在他心里瘋狂地滋長。

他上網查了大量關于環境污染導致兒童血液病的案例，看得越多，他心里的那個計劃就越清晰。如果……如果能證明安安的病，是那家化工廠的污染造成的，那么，他們不僅可以獲得巨額的賠償，還能博取社會的同情。到時候，別說安安的治療費，就連公司的債務，也能一并解決了。

這個念頭一出來，就像藤蔓一樣，迅速纏住了他的理智。他知道這是在撒謊，是在欺詐，甚至是在利用自己兒子的病情。可是，他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他告訴自己，他這么做，全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安安。只要能救安安，讓他做什么都行，哪怕是出賣自己的靈魂。

他開始不動聲色地為自己的計劃做準備。他去老家附近，偷偷拍了化工廠排污口的照片，收集了一些所謂的“證據”。然后，他找到了孫浩醫生。

第一次，他只是旁敲側擊。

“孫醫生，您說，我們安安這病，有沒有可能是……環境因素引起的？”

孫浩醫生很嚴謹地回答他：“血液病的成因非常復雜，遺傳、病毒感染、化學物質暴露都有可能。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證據，我們不能隨意下結論。”

建明不死心。第二次，他把那些照片拿給了孫醫生看。

“孫醫生您看，這是我們老家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的污水都是這種顏色的。我們以前就住在那附近，會不會是……”

孫浩醫生只是瞥了一眼，就把照片推了回來。“陸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僅憑幾張照片，說明不了任何問題。診斷，要靠科學依據。”

兩次試探，都失敗了。建明知道，孫醫生這種人，嚴謹、刻板，油鹽不進。想讓他幫忙“變通”，常規的辦法是行不通了。

于是，就有了我撞見的那一幕。他準備了厚厚的一個信封，揣在懷里，像揣著一個炸藥包。他想用錢，來砸開孫醫生那道堅固的防線。他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錢辦不成的事。如果有，那就是錢不夠多。

他甚至想好了說辭，想好了如何引導孫醫生，在病歷上寫下“疑似與工業化學污染物暴露相關”這樣模棱兩可，卻又足以作為起訴依據的話。

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在懸崖上走鋼絲的賭徒，下面是萬丈深淵。他賭的，是自己的良心，是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更是自己兒子的未來。他已經紅了眼，顧不了那么多了。

而這一切，我都毫不知情。

我依然沉浸在兒子病情的痛苦和籌錢的焦慮中。我甚至還因為他為了籌錢而日漸憔悴，對他心生愧疚，覺得是自己沒本事，不能為他分擔。

那天晚上，我把熬好的湯送到病房，建明不在。護士說，看到他往孫醫生的辦公室去了。我怕他一個人又跟醫生說什么不該說的，心里不放心，就想著過去看看。

就是那么巧，我走到了那扇虛掩的門前。就是那么巧，我聽到了那段足以將我的世界徹底顛覆的對話。

“……病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診斷必須基于事實，一個字都不能改。”

“孫醫生，求求您了！只要您幫我這個忙，這個數……”建明的聲音帶著哭腔，“我實在是沒辦法了！我兒子等著這筆錢救命啊！”

“救命的錢，要走正道去掙。”孫醫生的聲音里，帶著一絲失望和憤怒，“你這是在拿你兒子的病做交易！你這么做，對得起你的孩子嗎？對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嗎？！”

良心……

這兩個字，像一把重錘，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扶著墻，胃里一陣翻江倒海。我終于明白了，明白了他最近所有的反常，明白了他為什么總是打聽化工廠的事，明白了他為什么要在深夜里和人爭吵……

原來，他不是在為錢發愁，而是在策劃一場驚天的騙局。他要用自己兒子的病，去訛一筆錢。

一股徹骨的寒意，從腳底瞬間竄遍了我的全身。我看著門縫里透出的那道光，覺得無比的刺眼。那個在里面苦苦哀求的男人，還是我認識了快十年的丈夫陸建明嗎？那個曾經說喜歡我身上“老木頭”味道的男人，他的心，是什么時候開始腐朽的？

0.5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病房的。我的雙腳像是踩在棉花上，每一步都虛浮無力。整個世界都在旋轉，耳邊嗡嗡作響，只有孫醫生那句“你對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嗎”在反復回蕩。

推開病房的門，安安還在熟睡。我走到他床邊，借著窗外透進來的微光，仔細地端詳著他的臉。那么小，那么脆弱，像一朵在風雨中飄搖的蓓蕾。他是我的命，是我和建明愛情的結晶，是我們這個家未來的希望。

可他的父親，卻在計劃著，如何將他的苦難，變成一筆可以交易的籌碼。

我渾身發抖，一種混雜著惡心、憤怒和巨大悲哀的情緒，幾乎要將我撕裂。我坐在床邊的椅子上，雙手捂住臉，卻流不出一滴眼淚。我的心，好像已經干涸成了一片沙漠。

過了不知多久，門開了，陸建明走了進來。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臉上閃過一絲不自然。“文君，你……沒睡啊？”

我抬起頭，看著他。他的臉上還殘留著被拒絕后的屈辱和不甘，眼神躲閃，不敢與我對視。

“你去找孫醫生了？”我開口，聲音沙啞得像被砂紙磨過。

“啊……是，我去問了問安安的情況。”他含糊地應著，一邊說一邊脫下外套。

“只是問情況嗎？”我盯著他，一字一頓地問，“陸建明，你到底要改什么病歷？”

他的身體猛地一僵，臉上的血色瞬間褪得一干二凈。他難以置信地看著我，嘴唇翕動了幾下，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我聽到了。”我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連我自己都覺得害怕，“在孫醫生辦公室門口，我都聽到了。”

他臉上的最后一絲偽裝，也終于被撕了下來。他頹然地跌坐在旁邊的空床上，雙手插進頭發里，痛苦地呻吟了一聲。

病房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我們誰都沒有說話，只有墻上的時鐘，在滴答滴答地走著，像是在為我們之間這段瀕臨破碎的婚姻，倒數著時間。

“為什么？”我終于還是問出了口，聲音里帶著無法抑制的顫抖，“建明，你告訴我，為什么？那是我們的兒子！你怎么能……你怎么能拿他的病去做這種事？”

“我能有什么辦法！”他猛地抬起頭，眼睛里布滿了血絲，像一頭被逼入絕境的困獸，“公司完了！我們欠了一屁股債！安安的治療費，一天就上萬！我不這么做，我們拿什么去救他？你告訴我，拿什么？！”

他嘶吼著，壓抑了許久的絕望和壓力，在這一刻盡數爆發。

“難道就要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嗎？！你的那些破木頭能換來錢嗎？你那套‘地道’‘規矩’的狗屁道理，能救安安的命嗎？！”

他的每一個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地插進我的心臟。破木頭……狗屁道理……原來，我一直堅守的東西，在他眼里，竟然是如此地一文不值。

我笑了，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所以，為了錢，你就可以不要良心，不要底線，是嗎？”

“良心？底線？”他冷笑一聲，“文君，你醒醒吧！現在這個社會，良心值幾個錢？能當飯吃嗎？能換救命的藥嗎？我是在救我們一家人的命！你懂不懂？！”

“我不懂！”我站起身，指著病床上的安安，聲音因為激動而變得尖利，“我只知道，如果我們用這種骯臟的手段拿到了錢，用這筆錢治好了安安的病，你讓他以后怎么做人？你讓他怎么去看待這個世界？你讓他怎么去看待他的父親？！”

“等他長大了，他會理解我的！”

“他不會！”我決絕地打斷他，“他只會覺得羞恥！因為他的父親，曾經試圖拿他的生命和痛苦，去行騙！”

我們激烈地爭吵著，卻又都刻意壓低了聲音，生怕吵醒了安安。這使得整個場面顯得更加詭異和壓抑。我們像兩個在黑暗中搏斗的影子，用最傷人的話，互相攻擊著對方最脆弱的地方。

我看著眼前這個面目猙獰的男人，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寒心。我們之間，隔著的已經不僅僅是錢，而是兩條永遠無法逾越的鴻溝。那是價值觀的鴻溝，是做人底線的鴻溝。

“陸建明，”我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一些，“我們離婚吧。”

他愣住了，仿佛沒聽清我說什么。

我重復了一遍，清晰而堅定：“等安安的病好了，我們就離婚。我不能和一個沒有良心的人，過一輩子。”

說完，我不再看他，轉身拿起我的包，頭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我需要離開這個令人窒息的地方，我需要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走在凌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冷風吹在我的臉上，像刀割一樣。我的眼淚，終于洶涌而出。我不是在為這段即將結束的婚姻哭泣，我是在為那個我曾經深愛過的，如今卻已經面目全非的男人哭泣。我是在為我們那個曾經充滿歡聲笑語，如今卻被金錢和謊言侵蝕得千瘡百孔的家，而哭泣。

06

那一夜，我沒有回醫院附近的住處，而是一個人回了“惜物齋”。

推開那扇熟悉的木門，作坊里的一切，都籠罩在清冷的月光下。空氣中彌漫著我最熟悉的味道，那種混合著各種木材、生漆和時光的氣息，像一個溫柔的擁抱，瞬間包裹住了我疲憊不堪的靈魂。

我走到那張做到一半的楠木書桌前，伸出手，輕輕撫摸著上面細膩的紋理。冰涼的觸感，卻讓我的心，一點點地平靜了下來。

我想起了師傅。如果他還在，看到今天這一切，會怎么說？他大概會嘆一口氣，然后用他那雙布滿老繭的手，拍拍我的肩膀，說：“丫頭，路走歪了，就得想法子掰回來。物是這樣，人也是。”

掰回來？還能掰回來嗎？

我一夜未眠。天快亮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走進里屋，打開一個塵封已久的樟木箱子。箱子里，靜靜地躺著一件東西，用厚厚的棉布包裹著。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露出里面一張造型古樸的琴桌。

這張琴桌，是師傅留給我唯一的遺物。它不是什么名貴的木材做的，只是最普通的榆木。但它的工藝，卻巧奪天工。整張琴桌，沒有用一根釘子，全憑榫卯結構拼接而成，嚴絲合縫，渾然一體。桌面因為常年撫摸，已經呈現出一種溫潤如玉的光澤。

這是師傅的巔峰之作，也是他一輩子心血的結晶。他臨終前，把這張琴桌交給我，說：“文君，這是咱們手藝人的臉面。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它。”

現在，就是萬不得已的時候了。

我拿出手機，給一位相熟的收藏家發了條信息，拍了琴桌的照片過去，只問了一句：“周先生，我師傅的這張桌子，您還感興趣嗎？”

當年師傅還在世時，這位周先生就曾多次上門，想高價收藏這張琴桌，都被師傅婉拒了。

沒過多久，周先生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聲音里透著一絲驚訝和激動：“蕭師傅？這……這是王老先生的那張琴桌？您……您真打算出手？”

“是。”我的聲音很平靜，“但我有個條件。我不要錢，我需要您幫我聯系最好的血液病專家，國內的，國外的，都可以。所有的費用，就從這張桌子的價款里出。”

周先生沉默了片刻，說：“蕭師傅，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放心，這件事包在我身上。王老先生的為人，我敬佩。您的為人，我也信得過。這張琴桌的價值，遠不止請幾個專家。您先別急，我馬上幫您聯系。”

掛了電話，我看著那張琴桌，心里百感交集。師傅，對不住了。我動了您的“臉面”。但我想，如果是您，也一定會支持我這么做的。因為，救安安的命，要用干凈的錢，要走堂堂正正的路。這，才是您教給我的，最根本的“規矩”。

做完這一切，我感覺心里那塊壓了許久的巨石，終于被搬開了一點。天亮了，陽光透過窗欞，在地上灑下斑駁的光影。我站起身，走出了“惜物齋”。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直接去了孫浩醫生的辦公室。他剛上班，正在看病歷，看到我，有些意外。

“蕭女士？這么早。”

我走到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孫醫生，對不起。”

他愣住了，連忙起身扶我。“你這是做什么？”

“為了我丈夫昨晚的言行，我向您道歉。”我抬起頭，直視著他的眼睛，誠懇地說，“他被錢逼昏了頭，做了糊涂事，說了糊涂話。請您不要放在心上。我們相信您的醫術和醫德。”

孫浩醫生看著我，鏡片后的目光變得柔和了許多。他嘆了口氣，說：“蕭女士，你快坐。我能理解你們的壓力。但是，原則就是原則。”

“我明白。”我點點頭，“孫醫生，安安的治療，我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不管多難，我們都會走正道。這是我作為一個母親，能為他做的，最基本的事情。”

我說著，把手機里琴桌的照片拿給他看。“我已經聯系了買家，前期的治療費用，應該很快就能到位了。后續的，我也會繼續想辦法。砸鍋賣鐵，我也不會放棄。”

孫浩醫生看著照片，又看看我，眼神里流露出一絲動容和敬佩。他沉默了良久，才鄭重地點了點頭。

“蕭女士，你放心。”他說，“為人父母，為人醫者，我們都有自己的堅守。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就會盡百分之百的努力。我馬上就組織全院會診，邀請國內頂尖的專家一起，為孩子制定最周全的治療方案。”

走出辦公室的時候，我的腳步，前所未有的堅定。

07

我回到病房時，陸建明正坐在床邊，背影看上去蕭索又疲憊。他一夜沒睡，頭發亂糟糟的，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看到我進來，他抬起頭，眼神復雜，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么，最終卻只是化作一聲嘆息。

我沒有理他，徑直走到安安床邊。小家伙已經醒了，正睜著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看著我，見我回來，虛弱地笑了笑，伸出小手：“媽媽，抱。”

我的心瞬間就軟了。我把他抱進懷里，親了親他光禿禿的小腦袋。“安安乖，媽媽回來了。”

“文君，”陸建明終于開口了，聲音嘶啞，“我們……真的要走到那一步嗎？”

我抱著兒子，沒有回頭。“陸建明，你錯的，不是因為窮，也不是因為想救兒子。你錯在，為了走捷徑，就想把黑的說成白的。你忘了，人心里得有桿秤。那桿秤要是歪了，就算拿到了金山銀山，人也站不直了。”

我的話，像一記記重拳，打在他心上。他痛苦地閉上眼睛，身體微微顫抖。

“我……我知道錯了……”他喃喃地說，“我昨天想了一夜。我是個混蛋，我不是人。我怎么能……怎么能動那種念頭……”

我沒有說話。有些錯，不是一句“我知道錯了”就可以抹去的。它像一道裂痕，出現在一件精美的瓷器上，即便用最高明的手段修復，痕跡也永遠都在。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之間的氣氛降到了冰點。我們不再爭吵，也很少說話，只是在交接照顧安安的事情時，才會有幾句簡短的交流。我知道，我們都在等，等一個最終的結果。

周先生的效率很高。他不僅很快敲定了琴桌的交易，打來了第一筆款，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還真的通過他的人脈，聯系到了北京一位頂尖的血液病專家，陳教授。陳教授在看過安安的病歷資料后，決定親自飛過來一趟，參與會診。

這個消息，對我們來說，無異于天降甘霖。

陳教授來的那天，孫浩醫生特地把我們叫到辦公室。除了陳教授，還有醫院的好幾位主任醫師。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如此陣仗，心里既緊張又充滿希望。

陳教授是個六十多歲的儒雅老人，說話不疾不徐，卻帶著一種讓人信服的力量。他詳細詢問了安安的病史和用藥情況，又仔細分析了所有的檢查報告。

會診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我和建明在門外，像兩個等待審判的犯人。我手心全是汗，建明則不停地在走廊里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門終于開了。孫浩醫生讓我們進去。

“經過我們專家組的詳細討論，”陳教授看著我們，語氣嚴肅而謹慎，“孩子的病，雖然罕見，但并非沒有希望。目前國際上有一種新的靶向藥，針對他這種基因突變，臨床效果非常顯著。只是……這個藥非常昂貴，而且國內還沒有上市，需要通過特殊渠道申請。”

希望，伴隨著又一座金錢的大山，同時向我們壓來。

“不管多貴，不管多難，我們都要試！”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

陸建明也立刻表態：“教授，錢的事，我們來想辦法！只要能救孩子！”

從辦公室出來，我們倆相顧無言。巨大的希望和巨大的壓力，讓我們都有些喘不過氣。

“文君，”建明忽然拉住我的手，他的手心滾燙，“對不起。之前……是我混賬。你放心，從今天起，我陸建明要是再動一絲一毫的歪念頭，就讓我天打雷劈！”

他看著我，眼神里是我許久未見的真誠和悔恨。“我會把公司剩下的東西都處理掉，房子……咱們的房子也賣了吧。我出去打工，送外賣，去工地搬磚，什么苦我都能吃。只要能把安安的藥錢湊上，只要……你還能給我一個機會。”

我看著他通紅的眼睛，心里五味雜陳。我知道，他是真的悔悟了。那根在他心里已經歪掉的秤，正在努力地，一點點地，往回擺。

我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我只是輕輕地抽回了手，說：“先把安安的病治好再說吧。”

有些信任，一旦崩塌，重建需要時間。我愿意給他時間，也給自己時間。

08

為了籌集后續的治療費用，我們賣掉了城里唯一的房子。簽合同那天，我回去收拾東西，看著這個我們親手布置起來的，充滿了歡聲笑語的家，心里空落落的。可一想到安安，這點不舍，便也算不了什么了。

陸建明也兌現了他的諾言。他解散了公司，變賣了所有能變賣的資產，用來償還債務和支付安安的醫藥費。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好高騖遠，而是踏踏實實地去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當司機，每天早出晚歸，風雨無阻。

他瘦了很多，也黑了很多，但眼神，卻比以前亮了，也穩了。他不再談論什么“生意經”和“人脈”，下班回來，就坐在安安的病床前，笨拙地給他削蘋果，講一些他從廣播里聽來的笑話。

安安很喜歡聽。每次建明講到好笑的地方，他都會咯咯地笑起來，蒼白的小臉上，也泛起了一絲紅暈。

在陳教授和孫醫生的幫助下，新的靶向藥通過特殊渠道申請到了。藥很貴，每一粒，都凝聚著我們全部的希望。幸運的是，安安對新藥的反應很好，各項指標都在一點點地，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生活雖然清苦，但看著兒子一天天好起來，我們的心里，卻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踏實和安寧。

周末的時候，我會回到“惜物齋”。作坊里的活兒，我沒有丟下。我把那張修復了一半的楠木書桌，重新搬上了刨床。我用師傅教我的手藝，一點點地，將那些殘缺和破損，修補完整。

刨花在陽光下飛舞，散發出陣陣清香。我專注于手上的活兒，心無旁騖。我忽然明白了師傅說的那句話，“修的是物，養的是心”。修復一件舊物，何嘗不是在修復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經的裂痕和傷口，需要用耐心、真誠和堅守，去慢慢地填補，打磨。

一天下午，陸建明提著飯盒，找到了“惜物齋”。他站在門口，看著作坊里忙碌的我，有些局促，像個做錯了事的孩子。

“我……下班早，順路過來看看。”

我停下手里的活兒，擦了擦汗，“進來吧。”

他走進來，把飯盒放在桌上，目光落在我正在修復的那張書桌上。桌角那個曾經被蟲蛀空的洞，已經被我用一塊紋理、色澤幾乎一模一樣的老料子，用最精密的“楔釘榫”給嚴絲合縫地補上了。不仔細看，幾乎看不出修復的痕跡。

“真……真厲害。”他由衷地贊嘆道，“跟新的一樣。”

“不是新的。”我搖搖頭，用砂紙輕輕打磨著接縫處，“只是修好了。它經歷過什么，痕跡總會在的。但只要骨架還是正的，芯子還是好的，它就還能用，還能傳下去。”

他聽懂了我的話外之音，眼圈一下子就紅了。他看著我，嘴唇動了動，千言萬語，最終只化作一句：“文君，等我。等我把欠下的都還清，等我能堂堂正正地，再給你和安安一個家。”

我沒有回答，只是遞給他一塊干凈的抹布，指了指旁邊一張落了灰的八仙桌。“別傻站著了，搭把手。”

他愣了一下，隨即咧開嘴笑了，那笑容，像雨后的太陽，干凈又明朗。他接過抹布，用力地點了點頭。

陽光從門口斜斜地照進來，將我們兩個人的身影，拉得很長很長。作坊里，刨花飛舞，木香清幽。我知道，我們這個家，就像這件老家具一樣，雖然經歷過蟲蛀和破損，但只要我們用心去修補，用愛去打磨，總有一天，它會重新變得完整、堅固，散發出比往日更加溫潤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