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上海一個女知青遇害，周總理嚴令：限期破案

1972年1月3日上午8時，上海市川沙縣楊思公社王家村生產隊一群女社員按往常習慣到田間勞作。

當時，公社試驗田里面種的是上海農業(yè)科學院新培育的“耐寒甘藍”。就在大家緊張忙碌之際，一個年輕的女社員發(fā)現(xiàn)地里一個“甘藍”長得不對勁兒，菜的葉子牢牢包裹著菜心。

女社員好奇的上前查看，發(fā)現(xiàn)這顆“甘藍”是用細麻線一圈一圈捆起來的，就招呼周圍的人一起上前來看。

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都認為這顆“甘藍”肯定不一樣，不然為啥要用細麻線捆住呢，于是在好奇驅使下，一群人剪開了麻線，結果菜葉被一層層撥開后，眾人看著里面的“東西”，驚叫了一聲，四散跑開了。

原來菜葉包裹著的，竟是一個女子的人頭。

王家村生產隊的負責人立馬報了警，川沙縣公安局立刻派了刑警隊過去，經過技術人員辨認，這確實是一顆女子的人頭。

不過，讓人并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案件投入緊鑼密鼓的調查階段時，這起案件引發(fā)的風波已經傳開。

同年1月4日，美國之音”華語廣播在特別報道里面報道了上海這起案件，因為作案手法過于詭譎多奇，在華人圈子里一下就傳開了，不久之后，紐約《每日快訊論壇》刊登了這起案件的部分情況，并渲染案發(fā)現(xiàn)場的細節(jié)，意在警告尼克松，如果你要去中國，他們就會對你采取類似的暴力手段。

要知道當時案件才發(fā)生也不過一天，許多上海市民都不知道這次案件，美國人的報道就出來了，顯然是別有用心。

1971年，基辛格多次秘密訪華后，雙方敲定了就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的事項，同年7月16日，中國政府就發(fā)出了公告，基于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多次提出想要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適當?shù)臅r候訪華。

尼克松愉快的接受了邀請。

很顯然，在這個時候上海傳來一起惡性案件，極大的影響了外交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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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的是，當年美國方面對尼克松訪華這一舉動，也有不同的看法。

當時，美國在野的民主黨就對尼克松訪華頗有微詞，甚至還利用各種手段組織，而上海的這起惡性案件，更是給了他們借題發(fā)揮的機會，他們造謠說上海出了一支“殺人團伙”，正在街頭散發(fā)傳單，預告接下來還會有新的案件。

“美國之音”則是推波助瀾：

“上海的治安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

鑒于事態(tài)嚴重，外交部緊急將這一情況上報周總理，那時周總理的身體情況已經很不好，但還是批示公安部，要求公安部敦促上海必須在當年春節(jié)（2月15日）之前破案。

上海市公安局接過此案后，立即派出專案組調查，不過由于正值特殊年代，許多富有經驗的一線老刑警多數(shù)都不在崗位，而是被迫去參加學習，這給破案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副處長顧向敏是當年為數(shù)不多還在崗位并富有經驗的老刑警，他參與勘察案發(fā)現(xiàn)場后指出，菜地并不是案發(fā)的第一現(xiàn)場，而是拋尸現(xiàn)場。

不過，即便是拋尸現(xiàn)場，也已經被破壞的差不多了，因為那時不少社員都在地里勞動，加上發(fā)現(xiàn)被害人遺骸后，驚嚇之余四處逃竄，菜地到處都是腳印，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的。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殺人拋尸，次數(shù)越少越好，顧向敏分析被害人遺體其余部分應該就在菜地不遠處。或是糞坑、池塘亦或是河里。

楊思公社水產大隊按照公安機關的要求，派出了18艘漁船，并讓具有水上經驗的漁民配合民兵一起打撈。

僅半個小時，就從附近河浜里撈出了一個油紙包，正是被害人遺體的一部分，隨后民兵繼續(xù)打撈，從河里一共撈出了16個這樣的油紙包。

上海市公安局法醫(yī)對被害人的遺體進行了拼接，隨后給出結論：

“年齡在19歲至23歲之間，身高約1.61米，體重約63公斤。死者生前體態(tài)豐滿，乳房發(fā)達，左側乳頭因發(fā)育不全呈凹陷狀，背脊近腰部位有一直徑1.5厘米的天生圓形黑色胎記。直接死因系頸部遭到扼掐而導致的機械性窒息，死亡時間約在發(fā)現(xiàn)尸體前的60至65小時。”

被害人死亡的時間大致應該是在當年元旦，死前兩到三小時還吃過白菜肉絲年糕，不排除是和兇手在一起。

另外，被害人雖然是遭扼掐而導致的機械性窒息，但兇手在被害人死后，還花了很大功夫肢解尸體，顯然是對死者極為憤恨，從遺體切口處不難看出，兇手的力氣也很大，用刀或者斧子等工具應該很熟練。

專案組據(jù)此推斷，兇手應該是屠夫、廚師或者是木工。

令專案組有些意外的是，從被害人死亡算起已經過去了三四天天，期間竟然無家屬報失蹤，這顯得很不合理。

與此同時，公安部將周總理的指示批轉給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方面這才意識到，因為這起案件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外交方面。

不久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協(xié)同川沙縣公安局共同成立了專案組，顧向敏出任組長。不僅如此，當時周總理還要求，將專案組調查的情況每天向他匯報一遍。

不過，對專案組而言，更大的困難在于如何確定死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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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專案組的推斷，被害人打扮時髦，頭發(fā)樣式是當時上海市區(qū)流行的樣式，所以她應該是在上海市區(qū)生活的，可不同尋常的是，被害人的手掌很粗糙，也有繭子，老繭邊緣有軟化，這表明死者參加過體力勞動很長時間，但在近期應該是生活條件有所變化，沒再參加勞動。

從被害人牙齒磨損來看，她生前應該喜歡吃炒蠶豆黃豆，被害之前還吃過吃白菜肉絲年糕，這些都是本地人的生活習慣。

隨后，公安機關以菜地為中心，在周圍尋找失蹤的女青年，但是查了一圈后，卻并沒有什么有用的線索。

專案組后來又把目光聚焦在過去上海失蹤人員，但查了十幾個失蹤女青年，但都與被害人的特征不吻合。沒有辦法，專案組只好把被害人的樣貌拍下來，在全市進行摸排。

不過，就在全市展開摸排后，很快就有了情況。

1972年1月10日，上海市普陀分局傳來消息：

“轄區(qū)內潭子灣派出所管內第六里委會居民郎某的女兒郎小玲和死者的樣貌相似。”

根據(jù)資料記載，報案的是個老太太，她發(fā)現(xiàn)鄰居一個姑娘郎小玲已經失蹤了好幾天，然而郎小玲的父母卻支支吾吾，不肯說明情況。

專案組上門調查后，才發(fā)現(xiàn)鬧了個烏龍。

郎小玲本人活得好好的，而且人就在老家休養(yǎng)，她本來是上海港務局裝卸區(qū)的清潔工，但因為從去年開始就礦工，大家才誤會她失蹤了。

根據(jù)郎小玲父母交代，郎小玲之所以曠工十幾天，完全是因為未婚先孕，父母覺得很丟人，于是就把女兒送回老家響水打胎，結果因為操作不當引發(fā)大出血，人差點沒了，好在經過搶救，這才救回來。

這邊郎小玲的嫌疑剛排除，專案組就又接到消息。

1972年1月10日，長寧區(qū)周家橋派出所接到報案，管內長寧路1380弄居民談某報告說《協(xié)查通報》上的死者是其已經失蹤兩個月的女兒胡秀梅。

按照報案人的說法，胡秀梅現(xiàn)年23歲，在一家機械廠當車工，10月19日失蹤，胡秀梅身上也有一塊胎記，描述與被害人的情況很相似。

專案組接到消息后，立即派人上門調查，一開始大家都很振奮，覺得死者就是胡秀梅，然而在經過一番比對后，發(fā)現(xiàn)并不是。

胡秀梅本人在勞保醫(yī)院補過牙，而被害人卻并沒有補過牙的痕跡。

失蹤的胡秀梅并不是被害人。

這么一來，所有人都很泄氣，因為被害人的情況尚未查清楚，反而又出了一樁案子。

胡秀梅失蹤后來也成為一宗懸案。

眼看春節(jié)將近，大街小巷都充滿了過年的氣息，而專案組卻焦慮重重，特別是當時公安部一天一個電話，詢問案件的進展程度，每個人的心里都有很沉重的壓力。

1972年1月13日午夜，上海市公安局軍管會成員，副局長王鑒把專案組負責的同志顧向敏等人叫去，明確要求他們務必要在三天之內弄清楚死者是誰。

就在眾人感到為難之際，第二天凌晨5時30分，南市分局上報了一個新的情況。

南市區(qū)小南門街道辦事處的一名女干部在和當?shù)刂伪Ｖ魅瘟钠疬@件案子的時候，治保主任隨口說了一句：

“我看啊，那個死人的臉有點像四里委黑皮爺爺?shù)呐畠?。不過這不可能，人家早就去云南了。”

當時，這名女干部并沒有追問，畢竟隨便說人家女兒像死人，任誰也不高興，但回到家后，她仔細想了一下，最后還是決定向派出所報備一下。

南山派出所對這條線索也很重視，專門去四里委打聽了一下，原來“黑皮爺爺”指的是當時在上海港務局當裝卸工人的吉關山，因為人長年累月在戶外搬貨，皮膚曬的漆黑，而他有個女兒吉慧萍在云南插隊。

專案組聽說消息后，立刻馬不停蹄的趕往南市。

事實上，當專案組的協(xié)查通報下發(fā)到派出所的時候，有人就懷疑那名死者是吉關山的女兒，而吉關山本人是個暴脾氣，一聽人這么說，立馬發(fā)脾氣將人趕出來。

考慮到這一情況，專案組也沒有貿然上門。

不過，好在治保主任的女兒和吉關山的女兒是同學，家里就有照片。派出所的同志在仔細看了照片后，認為被害人與吉慧萍十分相似。

根據(jù)記錄，吉慧萍本人在云南插隊，專案組決定，干脆向云南拍封電報詢問，如果吉慧萍本人就在，那不就證明被害人不是吉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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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發(fā)現(xiàn)給吉慧萍所在的農場——云南勐臘軍墾農場，當天下午，農場就回電稱：

“電悉。經查，吉慧萍自去年11月19日離場后，未曾返回。據(jù)連隊稱，系曠工返滬。特告?！?/p>

專案組掌握這一消息后，才登門詢問，吉關山夫婦這才著了急。

有了吉關山夫婦的協(xié)助，專案組很快就查清，死者不是別人，就是他們的女兒吉慧萍。

在確定這一情況后，專案組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到云南去調查，一路就留在上海繼續(xù)摸排吉慧萍的社會關系。

其實話又說回來，吉關山之所以脾氣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和這個女兒有關系的。

吉關山是上海港務局的裝卸工人，媽是港務局食堂的炊事員，在當時來看，算是雙職工家庭，所以吉慧萍從小生活上應該算是不錯的，父母對她也很寵愛。

也許是吃的比一般人家好，隨著吉慧萍年齡增長，容貌身材也愈發(fā)漂亮，為此深受周圍人的追捧，也受到了不少人騷擾。

吉關山夫婦對女兒始終保護的很嚴，然而終究還是有疏漏。

吉慧萍16歲的時候，被一個上海滬光電器廠的22歲青工騙失了身，自此以后，吉慧萍開始墮落，整日里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周圍的鄰居也開始說一些閑話。

吉關山個性古板，脾氣又急，見周圍人總是風言風語，氣急之下，總對女兒拳腳相加，即便如此，吉慧萍依然故我。

1970年，18歲的吉慧萍與當時多數(shù)年輕人一樣，走上了上山下鄉(xiāng)之路。

對于即將離開家里的女兒，吉關山并沒有不舍，反而是有些解脫，畢竟女兒從小嬌生慣養(yǎng)，能吃一吃苦也是好的，他知道女兒很可能受不了提前跑回來，于是就給女兒定下規(guī)矩：

“你別想著回上海，三年探親一次，你要是提前回來，我們就打斷你的腿。”

吉慧萍到云南農場插隊后，脾氣性格依然故我，不過因為生活條件艱苦，她有些受不了，后來干脆就從云南逃回了上海。因為父親有言在先不準她回家，所以吉慧萍回上海跟誰也沒說。

那么，吉慧萍到上海后，究竟會落腳在哪兒呢？

專案組通過摸排吉慧萍的社會關系后發(fā)現(xiàn)，吉慧萍回來后是躲在同學房潔君的姐姐房潔珍家。

根據(jù)房潔珍的說法，吉慧萍是11月26日來她家住，當時她說是在云南和農場連隊鬧翻了，想在上海躲一躲再回去，房潔珍也沒拒絕，就讓她在家里住下了。

吉慧萍在頭兩天里一直睡覺，一直到第三天才出門，而且還是經常下午出去，晚上回來。房潔珍也知道吉慧萍的“名聲”，但她也不好管，任由吉慧萍折騰。

1971年12月10日，房潔珍發(fā)現(xiàn)吉慧萍跟自己丈夫私下里勾搭，她一怒之下，就把吉慧萍給趕了出去。

專案組根據(jù)房潔珍的描述，去找了其丈夫許某，確實了這一情況，并排查后，發(fā)現(xiàn)許某沒有作案時間。

那么，被趕出門以后的吉慧萍又去了哪里呢？

這時又有知情人提供了一個關鍵的線索，他曾在12月21日見過吉慧萍，那是她正乘坐11路公交車，見吉慧萍在中華路附近。

這是吉慧萍最后一次露面，大約七八天之后，她就遇害身亡了。

根據(jù)現(xiàn)有的線索，專案組推斷，吉慧萍被房潔珍趕出自己家后，實際上一直就在南市區(qū)，所以吉慧萍遇害也應該是在南市區(qū)，而從南市區(qū)到楊思公社王家村農場，要乘坐輪渡，這中間不可能沒人看見。

功夫不負有心人，事實上還真有人目擊了兇手。

1972年1月20日，楊思公社薛家浜村50多歲的社員杜阿秀被人舉報去南市區(qū)賣菜。根據(jù)當時的規(guī)定，擺攤不算是正式的經營活動，很多社員也只是私底下偷偷買一些家里的蔬菜。

杜阿秀為了將功贖罪，提供了一個線索，她聲稱自己在1月2日凌晨3時帶著菜出門時，曾見到有個人望河里扔東西。

盡管當時天還不算太亮，但杜阿秀還是看清了這個人的面孔，雖然說她不認識這個人，但卻見過這個人，這個人經常上她的攤位來買菜。

根據(jù)杜阿秀的描述，犯罪嫌疑人大概40歲左右，身高一米七到一米七五左右，口音不是純正的上海口音，夾雜著江浙的方言……

此后十天，專案組根據(jù)杜阿秀的描述，先后調查了五人，但上述五人均有不在場的證明

由此可見，即便有杜阿秀提供的線索，但這個范圍仍然很大，專案組沒法鎖定兇手。眼看公安部要求的限期將至，專案組也很憂慮。

2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以及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前往上海、杭州，考察接待尼克松的準備工作，并對專案組捎去了周總理的口信，鼓勵他們再接再厲，爭取破案。

無奈之下，專案組決定擴大調查范圍，調查南市區(qū)定范圍內精通木工和廚工的男性人員。

恰在這時，“上海民兵”指揮部傳來了個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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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3日，民兵指揮部在街頭抓獲了一對兒摟抱的男女，因為在當時這屬于生活問題，就被帶去了民兵指揮部查問。

這對兒男女中，男的大約四十來歲，因為妻子遠離，欲火難耐，這才動了歪心思，民兵只是對他略作教育，就給放了。

不料想女的被帶回以后，竟然撒起潑來，非說自己是在談戀愛，眼見巡查組沒有釋放自己的意思，那女子干脆譏諷道：

“你們也就只會捉想我這種在馬路上談朋友的人，真正的大角色你們是抓不到的。有人殺了人，斬斬碎，拋掉，一點事兒沒有?！?/p>

巧的是，當時楊浦分局一名公安干警正在民兵指揮部拿材料，聽到了隔壁這段對話后，立馬匯報給了專案組。

不久之后，這名女子被帶去了楊浦分局，經過詢問后，警方鎖定了殺人兇手。

女子名叫陳招娣，20來歲年紀，江都人，她是跟著父母一家在上海定居，還有個姐姐、一個弟弟。

根據(jù)陳招娣描述，她姐姐陳來娣嫁給了在上海大達機械廠做木工的江都人李泰洋，婚后陳來娣就住在李泰洋的江都老家，雖然李泰洋比陳來娣要大十幾歲，但勝在工作穩(wěn)定，收入也很不錯，陳家人對這個女婿很是滿意。

李泰洋這個人十分摳門，后來岳父去世，只送去了兩塊錢，弄得陳來娣也下不來臺，久而久之，兩家人關系鬧得非常僵。

1971年12月，陳來娣接到了母親生病的消息后，沒和丈夫打招呼，就到了上海，住在娘家照顧母親。

元旦節(jié)那天，陳來娣回了家一趟，當天就又返回，據(jù)陳招娣描述，姐姐回來時臉色很不好，她一開始以為是姐姐姐夫吵架了，可萬萬沒想到，就在當晚，姐姐跟母親哭訴，說家里都是血，李泰洋殺了人，并且剁成塊扔了。

隔了沒幾天，李泰洋笑容滿面的來接妻子回家，就和沒事人一樣。

不過，李泰洋萬萬沒想到，自己妻子回了家以后，會把他的情況說出來，偏偏還叫小姨子陳招娣聽見了。

專案組聽了陳招娣講述后，當時就很疑惑，因為他們排查了南市區(qū)幾乎全部的木匠，怎么里面就沒有李泰洋這個人呢？

后來，專案組專門到大達機械廠詢問，才明白端倪。

根據(jù)大達機械廠的保衛(wèi)科科長說法，李泰洋這個人平素就很老實，每年都評先進，不像是殺人犯，因此廠里在商量后，就自作主張的給排出去了。

之后專案組把李泰洋的照片給杜阿秀看，杜阿秀從十二張年齡相仿的男子照片中，一眼就認出了李泰洋。

這下沒什么好說的，專案組直接出動，將李泰洋抓捕歸案，并對其住所進行了勘察。

盡管李泰洋已經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凈凈，但還是留下了很多蛛絲馬跡，砸開地面水泥后，專案組甚至還發(fā)現(xiàn)了 殘留的血跡。

李泰洋一開始還想狡辯，但在證據(jù)面前，卻也不得不低頭。

原來，李泰洋與妻子陳來娣結婚后，兩人長期分居兩地，本來還老實的他在受到周圍一些混混的影響后，就想找個出賣肉體的女人發(fā)泄。

1971年12月31日，李泰洋在中華路附近偶遇了吉慧萍，就把她當成了賣淫女，偏巧的是吉慧萍本人對這類事也來者不拒，雙方在談好后，兩人還去吃了頓飯，為了保險起見，李泰洋甚至還買了避孕套。

不料回到家雙方發(fā)生關系后，吉慧萍獅子大開口，向李泰洋索要50元，而李泰洋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才54元。

兩人在價格上沒談攏，就起了爭執(zhí)，吉慧萍威脅李泰洋：

“我是云南知青，你要是不付給我50元，我就告你強奸，辦你個‘破壞上山下鄉(xiāng)罪’。”

吉慧萍過去常用類似的手段要挾男人給錢，而且是無往而不利，不料此次竟然栽了，李泰洋雖然老實，但被逼得急了，一怒之下，直接狠下手把吉慧萍給掐死了。

事后，李泰洋從從容容的將吉慧萍分尸、拋尸，甚至還安撫了期間回家的妻子。

不過，此案中唯一不能解釋的就是，李泰洋在拋尸后，為何要單獨把被害人的頭放在菜地里，這一點也成為本案之中唯一一個未解之謎。

案件調查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周總理在得知此案偵破后，立即命令新華社香港分社將消息發(fā)布出去，西方媒體紛紛轉載，所謂“東方殺手”的謠言也同時不攻自破。

1972年4月28日，李泰洋被執(zhí)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