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訊 | 深化中西經典交流互鑒——“中西文明中的經典文藝作品生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雅典舉行

為更好地推動中國文藝經典走向世界、深化中西經典交流互鑒，12月4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聯合主辦的“中西文明中的經典文藝作品生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希臘雅典舉行。60余位中外專家學者圍繞具有傳承性的經典文藝作品，就中西方文明中經典的生成機制與文藝傳統進行了深入探討。

在研討會開幕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丁國旗提出，中西文學經典的生成不僅是歷史沉淀，而且是跨文明對話與互鑒的結果。希臘悲劇通過“個體與命運”的張力探討人的主體性，中國古典詩歌則以士人的精神表達折射社會現實與歷史，二者共同承載著對人性、命運和社會的深刻思考。經典不僅體現美學價值，更承載精神與社會功能，通過對“真”的執著探尋，使作品穿越時空持續引發共鳴。在跨文化交流中，希臘文學給中國歷史劇創作帶來啟發，中國思想也被希臘現代文學吸收，這種互動彰顯了文明共生的可能。同時，經典不是博物館里的古董，而是一種“活的傳統”，通過現代舞臺、影視和數字媒體等被不斷激活，在當代繼續傳遞思想價值與審美生命力。

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長李新偉表示，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首個境外考古項目已正式向希臘文化部遞交申請，相關準備工作正穩步推進，預計2026年即可啟動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考古。這不僅是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邁向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一步，也將為中希兩國在文物考古、古代文明復原與遺產保護等領域搭建新的合作平臺。同時，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正持續拓展古典學研究的國際視野，將文學經典研究納入更廣闊的文明框架，從文本傳統、思想源流到審美表達多維推進。他強調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唯有在跨文明視角下彼此觀照，才能真正把握各自文化的獨特性及其深層結構。文明從來不是孤立發展的，真正的經典也不是在封閉中生成的，只有持續交流、合作與對話，中西文明才能在理解與互鑒中不斷成長。

“中西文明中的經典文藝作品生成”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現場 本報駐雅典特派記者 楊雪/攝

希臘雅典市副市長、作家阿薩納西奧斯·希莫納斯（Athanasios Cheimonas）表示，希中兩國相隔萬里，但都擁有綿延數千年的歷史傳統、獨特的語言和藝術傳承，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人們相似的熱情。在希莫納斯看來，此次研討會體現了文化交流的現實意義，“不是象征性的相互致意，而是一次真正的相遇與理解”，他期待兩國青年、學者與藝術從業者在此基礎上建立更持久、更深層次的合作與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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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視角下的中西文藝經典對比

在跨文化研究中，文化不僅體現為知識的傳遞，更是一套塑造個體理解世界方式的深層價值體系。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教授趙婧萱（Isabel

）認為，相關價值體系雖然塑造了文化內部的交往方式，但也可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引發誤讀與沖突。她建議，通過提升跨文化勝任力、加強語言學習者的文化理解以及在教學中引入比較視角，減少跨文化交流中的潛在誤解。

在文學與翻譯實踐中，跨文化對話更為直觀。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易冬蘭（Dimitra Amarantidou）介紹了希臘詩人喬治·塞菲里斯（Giorgos Seferis）早期對《道德經》的翻譯實踐。1940年初，塞菲里斯首次嘗試翻譯《道德經》，他稱這一文本具有“能折斷骨頭”的難度。20世紀60年代，塞菲里斯開始對赫拉克利特殘篇進行“轉寫”，形成跨越中國和希臘思想傳統的對話。易冬蘭認為，塞菲里斯的翻譯實踐體現了他對《道德經》的哲學與宗教理解，并與他對赫拉克利特的詮釋相互映照，展示了獨特的跨文化思想交流視角。

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教授雷林科（Alicia Relinque Eleta）關注中希兩大古典傳統早期文學理論的異同。在她看來，中國和希臘雖然都早早形成了成熟的文學觀念，但發展路徑迥異。《毛詩大序》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各自奠定了雙方的文學理論基礎，而朗吉努斯的《論崇高》與陸機的《文賦》則在傳統框架內為文學之“美”與審美體驗提供了新闡釋。盡管文化背景不同，但這些作品在關注文學本質、審美特質以及文學與精神境界的關系上，呈現出了意想不到的共通性，為中西文學理論的跨文化對話提供了新視角。由此可見，跨文化研究不僅能揭示差異，而且能發現文化間潛在的共鳴與互通之處。

這種跨文化聯系既存在于古典理論或哲學文本中，也貫穿于文學敘事與民間故事的傳承。意大利錫耶納大學教授瑪麗亞·奧莫德奧（Maria Omadeo）表示，在多語言與跨文化課堂上，師生之間往往形成“互相想象”的關系，即基于對他者文化的想象理解彼此，卻常被象征性“鏡像”所誤導。她強調，當童話故事被恰當地呈現時，它們能跨越世代、階層與文化成為紐帶。例如，蒲松齡與意大利當代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通過采擷民間故事、以精煉語言重塑敘事并幽默地批判社會，使傳統故事獲得跨時代生命力。《灰姑娘》等童話故事的全球傳播案例，也顯示了童話如何在不同文化中扎根，成為促進理解與文化記憶連接的橋梁，展示了世界文學共享的深層結構，并為當代多元社會的文化共生提供了重要啟示。

通過對照閱讀意大利作家阿爾貝托·莫拉維亞的（Alberto Moravia）《喬恰利亞女郎》與蕭紅的《生死場》，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魏怡提出，兩部作品雖誕生于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卻都呈現了戰亂中女性遭遇的暴力、家庭瓦解與社會秩序的崩塌，也展現了女性在極端處境中堅韌求生的力量。與意大利文學作品生動刻畫個體命運的破碎和創傷相比，中國敘事更強調群體性的苦難與生命力的頑強延續。

“中西文明中的經典文藝作品生成”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桌論壇環節現場 本報駐雅典特派記者 楊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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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觀察中國文學經典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永清認為，中國文學經典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呈現出繁盛而多元的發展格局，每個歷史時期都獲得了獨特而深遠的文學成就。整體而言，中國文學經典跨越體裁與時代，以思想深度、審美成就與文化價值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文學發展貢獻了獨特而持久的力量。

在梳理中國文學歷史脈絡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子彥表示，中國歷史上文學高峰的形成與穩定的社會環境、均衡的個體與集體關系、文化傳播的普及以及印刷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同時，盛世向衰的歷史經驗也使創作者在審美與思想上更具深度。她強調古代“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理論命題在當代仍具解釋力，提醒文學創作在情感表達與價值尺度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金永兵從文學評論和美學視角出發提出，文藝經典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在歷史語境中通過文藝評論不斷發現、確認和建構的結果。經典的確認主要通過三條路徑實現：以既有經典為標桿進行價值比較、通過對文藝體系的挑戰發現新的價值、從外部社會歷史價值中確認作品的重要性。同時，他強調文藝評論必須具備自我反思能力，要進行“元評論”以防止濫用評論權，要讓經典真正成為時代文化的“燈塔”和“路標”。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孫士聰則從文藝美學視角出發表示，作為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理論中的獨特范疇，文藝美學近90年的發展既體現了中國學術對古典傳統的傳承，也展現了與西方文藝理論和當代文學實踐的張力與探索。文藝美學不僅延續了詩教、禮教、樂教的傳統，還在藝術美學與哲學美學體系中確立了獨立地位，成為觀察和理解當代中國文學與藝術研究的重要切入口。由此可見，經典不僅通過歷史脈絡和社會環境形成，也通過評論與美學實踐不斷被理解、確認和延伸，呈現出多維度的文化生命力。

隨著中國文學經典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其“走出去”的實踐呈現多維面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一帥表示，中國四大名著在中外讀者中的受歡迎程度存在差異。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印數顯示，《紅樓夢》《三國演義》在國內更受歡迎；2024年豆瓣讀書排行榜也顯示《紅樓夢》《三國演義》閱讀人數居前。而在海外，在線閱讀社區和圖書推薦平臺Goodreads的數據顯示《西游記》閱讀人數遠超其他三部，亞馬遜的銷量和評價也顯示其受歡迎度突出，而能完整讀完《紅樓夢》的西方讀者并不多。這反映出西方讀者難以理解東方美學中的“空”“夢”等概念，更偏好敘事性強的《西游記》，也顯示了該作品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

澳門科學文化中心教授歐安娜（Ana Cristina Alves）從哲學層面探討道家思想對中國藝術尤其是古琴的深層影響。她表示，古琴不僅是一種樂器，更是承載道家思想的重要媒介，其曲目大量取材自《莊子》《列子》等典籍，體現了藝術與哲學的深度交融。通過分析“濠梁觀魚”“魯侯養鳥”“鷗鷺忘機”等典故在音樂創作中的呈現方式，她展示了作曲家如何以聲音重現道家所強調的自然、無為與心境澄明。歐安娜強調，有關作品通過意境與象征，使道家哲學跨越文本進入審美領域，為理解中國古代思想與藝術的互動提供了重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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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的中西文學經典傳播

在數字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學經典正在以新的形式與渠道實現跨文化傳播和再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教席指導委員會負責人、希臘愛奧尼亞大學教授斯塔夫洛斯·卡茨奧斯（Katsios Stavros）表示，從荷馬史詩、薩福抒情詩到古典悲劇和希臘化詩歌，希臘文學的審美價值始終建立在形式完備性、語言力量以及“美與善統一”的哲學追求之上。他梳理了希臘經典在文藝復興、浪漫主義與現代批評中的再詮釋過程，指出經典的價值在于開放性和可持續生成新意義。面對數字時代，他提出“形式的再媒介化”“參與式接受”“遺產保護”三大范式，認為數字化為經典研究帶來新的閱讀方式、全球共享文本資源與多媒介體驗，但必須保持嚴謹的文本學基礎與深度閱讀能力，以確保審美價值不被削弱。

希莫納斯回顧了希臘文學綿延近三千年的發展脈絡，提出“經典”并非靜止概念，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不斷被重新理解與定義的文化成果。他從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與哲學著作談起，認為古典作品不僅奠定了文學傳統，更塑造了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繼而梳理19—20世紀現代文學的興盛，展現了希臘文學在民族重建與思想解放進程中煥發的新創造力。他強調，古典與現代之間形成了一條延續至今的語言與精神紐帶，“每一個繁榮時期都是連續敘事的一章”。希臘文學至今仍在生成新的聲音與經典，持續向世界傳播其獨特的思想表達與審美影響。

希臘作家迪米特里斯·索塔基斯（Dimitris Sotakis）認為，20世紀以來，希臘文學在社會巨變中不斷轉型，每一次時代震蕩都催生新的文學主題與表達方式。現代希臘文學兼具歷史厚度與當代活力，在女性書寫、都市經驗、身份議題及跨媒介創作等方面多元發展，持續豐富著地中海乃至歐洲的人文版圖。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周淼通過回溯中葡跨越五百余年的海上交流歷史，探討了其對葡萄牙文學形成的獨特“精神世界主義”的影響。周淼認為，葡萄牙文學始終以跨文化想象、神話創造與海洋精神為核心，這一文化結構與中國文化產生深層交匯。此外，文學作品通過翻譯與再闡釋超越原初文化邊界，成為促進文明理解與共生的重要紐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趙薇的發言圍繞數字人文背景下的文學研究方法展開，重點關注深度學習技術在文學批評中帶來的“算法黑箱”問題。她介紹了如何將可解釋的機器學習模型應用于中國新詩節奏研究，通過量化分析與文本解讀相結合的方式，對新詩格律、節奏特征、典型詩行及“口語化”“散文化”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框架。趙薇表示，相關研究有助于拓展計算批評的學術邊界，推動數字技術與文學研究的深度融合，為理解現代漢語詩歌的藝術特征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

本報駐雅典特派記者 楊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