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中，被剩下和被看見的

在縣中任職的日子里，徐興碩對學生們最直觀的印象是“不怕累”，但“太苦了”。

2024年春天，剛通過量子信息博士學位答辯的他，在還沒拿到畢業證的情況下，做了一個“讓生命有重量”的決定。他加入鄉村教育振興計劃，只身來到云南師宗縣第一中學，成為鄉村教師。

徐興碩在前往云南的飛機上所攝。

然而，縣中學生的實際情況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這里的孩子普遍六點半就要上早讀課，晚上11點多才放學，學習三周僅休息兩天。可在如此高強度學習下，即便在全縣最好的初中，基礎知識薄弱仍是普遍現象。

有些即將畢業的初中生，連簡單的英語單詞“think”都不會拼讀；有人甚至不知如何在電腦上切換輸入法、用網頁檢索信息。徐興碩逐漸意識到，縣中學生的“苦”，不只是體力的消耗，更是一種由社會資源、教育觀念滯后帶來的結構性差距。

據統計，我國至少有50%的學生在縣中就讀，徐興碩觀察到的縣域教育現象并非孤例。一群鄉村教育者正在各自的崗位上，試圖破解縣域教育的難題。他們的故事，拼湊出一幅縣域教育的真實圖景。

云南省景東彝族自治縣第一中學。

苦讀的背后

來到師宗縣第一中學后，徐興碩的每一天都像一場小型戰斗。

他白天忙著備課、帶班，晚上熬夜到凌晨已是家常便飯。不過，相比工作節奏的緊張，他更關注的事情，是怎么彌合橫亙在縣中孩子與時代之間的無形斷層。

徐興碩從2017年開始接觸AI相關技術，便意識到如果鄉村孩子不盡早接觸AI，將會在未來發展中處于劣勢。他希望能盡自己所能縮短城鄉學生之間的差距，“至少不該讓他們被落下太多”。

當城市孩子早已將互聯網作為拓寬視野、自主學習的工具時，許多縣中學生即便擁有同樣的上網渠道，也往往缺乏必要的引導，更多的是停留原地，享受網絡快餐帶來的快感。

徐興碩發現很多縣中學生只懂得用手機玩游戲，“從來沒有人教過他們把電腦用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徐興碩感慨。

要推動AI教育，關鍵問題不完全是缺少設備，而是當地教育環境對“手機”的普遍戒備。每當徐興碩嘗試在課堂發放手機，他需要面對的，不僅是家長的質疑“憑什么讓孩子拿手機”，還有老師“影響學生專注力”的埋怨。

在師宗一中，不只是手機，與課業學習無直接關聯的事物都被排斥在外。在這里許多老師的觀念中，好學生的標準往往是“上課時聽講，下課時睡覺”，倘若成績不夠理想，那么所有的業余活動都是沒有必要的。

徐興碩一直說，“我們這的孩子太苦了。”而這種“苦”的學習模式，背后則是更多的無可奈何。師宗一中曾經是曲靖地區的名校，為了應對持續下滑的學生成績和辦學質量，便轉向更為嚴格的管理模式，將一切有可能影響成績的風險下降至最低。

實際上，在接觸AI后，一些學生甚至主動定制了更科學、更個性化的學習計劃，有些學生還能自主使用AI完成課本中的科學實驗。甚至今年在全球發明大會中國賽區，徐興碩帶領16名學生拿到了省級獎項，“這對學校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對孩子也影響巨大。”

徐興碩給師宗一中的學生講述量子世界。

這種認知與現實的錯位，是更深層的社會現實。在很多人印象中，貧困是縣域教育的典型特征。然而隨著國家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很多地方的硬件條件已大幅改善。

真正的困境在于，即便生活水平提升，不少縣域仍缺乏支柱產業，市場缺少優質的就業崗位。

在這樣的環境中，家長們對于教育分化成兩種態度，一部分家長直接將讀書與經濟回報掛鉤，帶著孩子外出打工；另一部分家長將對未來的期待更多地投射到孩子身上，典型表現是他們傾向于將孩子送往管理最嚴格的學校，不僅擇校時唯“嚴”是圖，還會授意學校嚴加管教，他們堅信學習必然是“苦”的。

而對未見過或未體會過教育之“甜”的孩子來說，他們不清楚“吃苦” 價值，也不期待努力的成果。徐興碩觀察到，縣中孩子有一個特點——沒有目標。從小接受的教育讓他們提前面對一個看似固化的未來，長期累積的挫敗學習體驗，也讓一些成績不理想的學生潛意識里形成一種觀念——“我再努力也沒用，我走不出去的”。

徐興碩明白，有些成長需求，是刷題無法滿足的。孩子缺的不是力氣，而是自我認可。因此，成績提升反而是次要的，關鍵是先“有奔頭”。

當孩子們眼中開始閃爍希望的光芒，徐興碩知道，這條路走對了。但同時，他也清楚，縣中學生需要的支持和托舉，遠不止一門技術課那么簡單。

（圖/影視劇《鳴龍少年》）

當教育的目的轉向“人的發展”，改變才有可能發生。

必要的“托舉”

教育觀念的滯后并非憑空產生，它往往根植于更深層的機制土壤。這正是縣域教育的第二道難題：機制的局限。

如果將視野拉寬至更廣闊的縣域教育圖景，便會發現，縣中孩子的困境往往由多種因素共同塑造——不僅是教育資源的差距，也包括體制的局限、教學的單一等等。

當大城市持續推進一輪又一輪的“減負”政策時，不少縣中仍然將刷題和重復訓練視為主要任務，一切教學安排緊密圍繞“升學率”展開。當“因材施教”已然成為教育共識，但在許多縣中，卻常常被簡化為按成績分層教學。

而以“班級平均分”為關鍵指標的傳統教師評價體系，也在無形中強化了這種教學形態。

在云南縣中任職時，張一鳴發現，為了在考核中取得優勢，一些老師會無差別地向學生“搶時間”——延長課時、增加作業量。結果學生越來越累，成績卻未必提高，反而還對學習生出逆反心理。

而公辦學校機制下長期存在的“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分配機制，也不斷消磨著教師的積極性。

張一鳴用“鞭打快牛”效應來形容這種失衡：“好班”的老師，因為學生基礎較好，被賦予的績效考核指標往往“高得嚇人”。而帶領基礎相對薄弱班級的老師，卻因為學生進步空間更大，反而更容易達標。

張一鳴與老師們在討論教學工作。

于是，原本帶“好班”的老師，反而主動申請去“差班”。部分教師或因追求穩妥而回避教學創新，或因倦怠而失去探索的動力，當課堂變成了一種按部就班的任務，最終受影響的還是學生。

教師考核機制的片面化，使得學校課程單一出現“教育缺口”，進一步出現學生發展單一化的問題。

長期以來，縣中教育側重應試，“一切為升學讓路”，導致提供給學生的選科組合極其有限，有時甚至只有傳統文理兩條路徑。

當城市的中學紛紛開設豐富的選修課、社團活動，致力于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時，許多縣中孩子卻很少有機會觸及課本和試題之外的廣闊世界。

張敏任職的云南省石屏第一中學。

在這樣的現實中，張敏選擇了一條樸素的路——他在校園里為學生搭建起一個個興趣的角落，試圖彌補縣中孩子在生活體驗與文化素養上的教育。國畫、書法、中醫、科技模型……43門課程悄然落地，如同一顆顆種子在應試的土壤里試探性地發芽。

張敏組織“我想和校長說”主題茶話會。

但這樣的嘗試畢竟是少數。調查顯示，“滿堂灌”和機械刷題依然是多數縣中的課堂常態。在一切為升學讓路的節奏中，素質教育往往難以真正扎根。

一位在浙江縣城中學任教多年的語文老師說，她一直想為學生開設文學創作班，保護他們在應試作文之外的表達靈氣，“但這樣的嘗試很難推進，因為學校更看重高考分數。”

只會考試的“小鎮做題家”，是這幾年被反復提起的詞。它指向那些憑借勤奮與專注通過考試脫穎而出，卻在生活審美、人際交往與長遠發展上遭遇挑戰的年輕人。

這個詞流行的背后，折射的其實是社會對縣域教育路徑的審視與追問，當分數異化為無形枷鎖，家長、學校與社會所共同組成的教育體系，是否愿意打破“唯分數論”，為那些無法被量化的生命姿態爭取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縣中的孩子來說能成為“小鎮做題家”已經是幸運的“少數”，仍有大部分孩子在篩選中被淘汰，成為“看不見的大多數”。

（圖/影視劇《山花爛漫時》）

教育的托舉，從來不只是為了越過某條分數線。而在縣域中學，這樣的“托舉”，仍是一段需要更多共識、勇氣與支持的漫漫長路。

讓縣中找回“底氣”

全國還有許多鄉村教師，正努力改變縣中教育的土壤。縣域教育的挑戰，除了學校課程、教師評價機制的改革，還在于能否構建一個有秩序、有希望的系統，這正是縣域教育的第三道難題：生態之困。

這既是關乎環境的改造，也是關于校園內外的基層治理難題。

創造學生有尊嚴的成長環境正是張婷婷改變縣中生態的起點。50歲那年，張婷婷從都市走入蒙陰縣聯城中學。最初，學校的現實令她一度卻步：鄉村初中位置偏僻荒涼，女生宿舍環境非常“臟亂”，廁所甚至連門都沒有。

華東師范大學的劉莉莉教授也曾表示，學校的現代化并非僅靠1.2億打造的實驗室，學校的女廁所也需要有隔板、有門，一個女孩子三年連這種基本尊重都得不到，談何優質教育？談何對孩子的真正關愛？

“孩子們的生活條件太差了”。這讓張婷婷感到憤怒，同時產生了憐惜。青春期的女生，自尊心正在萌芽，在毫無遮蔽的空間里如廁，無疑是一種深深的傷害。

她給自己三年時間，決心還孩子一個干凈、體面的校園。擴建操場、改善衛生設施……這些看似基礎的工作，卻是縣中振興必須踏過的第一步。教學環境不僅是物理空間，它本身就是無聲的育人力量。

蒙陰縣聯城中學操場改造前后。

僅有硬件改善還不夠，還需要從學生的日常習慣入手。在同樣的縣域背景下，支教三年的杭州學軍中學方潤根校長也在進行著類似的探索。他表示，幫扶學校以前的寢室衛生差到進不去，他先給學生發了5雙襪子，每天晚上查寢時問“今天換下的襪子在哪里？”還用手摸一摸是否洗過。就是這樣細致地陪伴，學生慢慢養成了好習慣。

而比校內生態改善更復雜的，是校園內外盤根錯節的治理困局。峨邊沙坪中心小學的“城管校長”馬立波面對的，便是基層環境中交織的利益與人情。

四川省峨邊沙坪中心小學坐落于小涼山與大渡河之間。2年多前，這里的校門口擠滿販賣垃圾食品的商販，校園內甚至矗立著一棟住著15戶人家的商品樓。樓里居民大多為彝族，彝族的畢摩文化要殺豬宰羊，整個家族聚在一起喝酒吃肉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這些亂象擾亂著校園的秩序，也是許多縣中資源被侵蝕的縮影。不少地方都曾出現違規占用教育用地進行開發的情況，有些學校甚至將“學生報名處”改成了“售樓部”。

馬力波沒有退縮。當地執法困難，她便每日騎著“小電驢”，與教師一起逐戶勸離商販；為將商品樓徹底隔離出校園，她一次次跑政府部門、尋求支持，最終成功筑起一道圍墻。“圍墻完工那天，雖然沒有鮮花與掌聲，但沙小終于實現了建校23年來的第一次封閉式管理。”她回憶道。

如今的四川省峨邊彝族自治縣沙坪鎮中心小學。

除了改變校園生態，校長們也走進了學生的家。方潤根深知，“老師了解學生家庭情況后，會更有愛心，否則很難建立情感聯結。”徐興碩也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相信教育的多元價值。他們愿意讓孩子參加各種活動，主動鼓勵孩子們做一些嘗試。這種觀念的轉變，雖然緩慢，但正在發生。

縣中教育的困境是多維的：資金不足、資源不均、師資薄弱、治理復雜……現在，盡管不少縣中在高考成績上有所提升，但真正的教育質量不能僅憑分數衡量，它更需要系統性的支持。

在AI+浪潮迭起的今天，我們更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研究所王烽所長提出，AI啟示我們：批判性思維、創造性、自主性、健全人格與情感，這些是人特有的，也是教育的本質——這關乎我們培養什么人的問題。建設者和接班人是一個維度，尊重人的個性與潛能是另一個維度。

縣中錯綜復雜的困局，到底該如何破？努力，一直都在。

12月5日，“2025縣域教育高質量發展大會”在海南博鰲舉行，試圖在政策與鄉土現實之間，搭一座對話的橋，為推動縣域教育整體躍升貢獻智慧與力量。

會上，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柯春暉發出《因材施教縣域共同行動倡議》。該倡議首批覆蓋全國超70個縣域，提出通過“一縣一策”的個性化、整體化方案，系統性推進課程改革、師資建設等關鍵環節，構建“科技賦能、資源共享、生態協同”的縣域教育振興共同體。這意味著，每個縣域的具體困境將被看見，每個孩子的獨特需求將被尊重。

因材施教縣域同行計劃發布。

此外，現場還發布“校長請放心”公益計劃，直面鄉村校長的現實困境。通過公益研修營、鄉村教育“領頭羊”培養、青年教師培訓、心理服務平臺搭建等系統支持，該計劃試圖為校長們“松綁”，讓他們能夠真正專注于教育本質，讓鄉村學校煥發內生動力。

縣中教育的破局之路還很長。它需要地方經濟協同發展，需要“歸巢計劃”吸引人才回流，但正如海亮教育科技服務集團董事長、總裁陳軍偉所言“縣域教育振興需要尊重時間、尊重規律，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同心同行。”

如何克服已有的利益架構，將已經處在不公平資源分配和競爭態勢下的縣中孩子，拉回到機會平等的跑道內？如何借助制度變革，提升縣中自我造血能力？這些問號，仍然盤旋在無數縣域的上空，等待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