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學人的生活已經不很困窘，但得以涵泳沉潛的自由時間越來越少

鄧小南

北京大學博雅榮休教授。多年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與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宋史、中國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婦女史。主要著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朗潤學史叢稿》《宋代歷史探求》《長路》《追尋希望》等專著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重要刊物發表專題論文數十篇。

原標題為《人文學科不宜過于“科目化”——寫在《中國人文學科四十年》出版之際》，載于《光明日報》2025年10月18日

《中國人文學科四十年》座談會“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個題目，像是一個“哲學之問”。有時覺得，越是看似簡單的問題，越涉及根本性內容，難以回答。《中國人文學科四十年》是一部非常難得的綜合性總結著述，我自己研究視野非常窄，沒有什么宏闊的想法，只能說一點零散體會。

《中國人文學科四十年》座談會現場圖

如果我們說的40年延伸到2025年，我覺得對于學科發展而言，最有潛力的希望，可能來自兩個方向的刺激和沖擊：一是來自各學科內部的跨學科愿望及努力，首先是文科內部的交流與結構的重新組合；二是數字人文和AI的異軍突起，數字人文可以說是文理工跨度最大而且迄今最為成功的嘗試。

就學科本身而言，當然與學術、學人有關系，但又不等同于學術與學人。學科是特定的知識體系；學科分野的變化，與學術議題及關注重心的轉移相關；學科的發展、演變，又都是特定環境下的學人促成的。以學科為中心，相對便于把握。

個人覺得，人文學科由于其特殊性質，不宜過于“科目化”——其影響力肯定是要“出圈”的。高校中由人文學科主導的通識教育，以及各類讀書班、工作坊，首先突破了科目的局限。人文學科的新發現、講座、出版物，也受到整個社會的強烈關注。人文精神不是學科所能造就，但是人文學科肯定有一份責任。人文學科從來不是框定在校園和研究所之內的，離不開各時代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圍；如果一個時代的色彩足夠豐富，肯定也離不開人文的漸染和熏陶。

1980年代初，路遙（后排左一）陳忠實（后排左三）賈平凹（前排右一）與陜西省作家

回首20世紀80年代，民間論壇、學術叢書涌現，思想激蕩；90年代的文化焦慮，帶動了國學熱，高校出現文科實驗班，強調科際整合，要求學術規范；21世紀前10年，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下，學術的專業化、體制化不斷加強；2010年代到今天，全球化、移動互聯網、數據化等噴發式發展的同時，主流導向日益突出。大環境雙重甚至多軌的趨向，是人文學科不一定自覺卻肯定會“有感”的背景。

歷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既然是“歷史”，不應該限于知識組合。歷史學科不能忽略的，一是讓學生了解什么是真正有價值的“知識”，二是要明白學科的意義在于學會“反思”。歷史學科影響的，不只是歷史研究的從業者，是各領域的青年學生，也是社會大眾。回首往事，是為了今天和將來的理性思維。看看今天鋪天蓋地的各種議論或是爭議，就會明白，培養“學理”，學會“講理”，是人文學科的責任。我們的學生將來即便不做研究，也應該具備理性思維的能力和內在的人文精神。

通過40多年的摸索與調整，歷史學科的結構無疑比以往更加多元，科目設置更加合理，專業化程度更高。學科布局與質量的提升促進了學術的成長。考古學對歷史學的挑戰與推動不言而喻。隨著新材料——包括出土材料、民間材料的大量出現，學術議題的開拓與精細化成為可能。篤實的材料加前沿的議題促成了學術創新。顧頡剛先生提出“層累說”將近百年之后，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史料批判與歷史書寫成為年輕一代關注的重點。以往的一些議題——像民族史、邊疆史、宗教史、情感史，得到更多關注。高校有了重在交流的人文高等研究院，甚至涵括中西的“古典學”也成為熱門。人文學科普遍存在理論化的饑渴，與社會科學的交叉互動逐漸自覺；社會科學各學科也嘗試借鑒歷史的厚重，像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歷史政治學、歷史語言學都在各個學術領域產生了影響力。許多聚焦性的研究組合，有效帶動了學術的生長點。

1944年春，夏鼐在敦煌發掘佛爺廟魏晉時期墓葬現場

但目前的學科體制，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學科的根本性義務，使得學術某種程度上重心不在“學”而在“術”。科研，是在科目之內考核，重在頂刊和數量的比較；教學，是在科目內傳授知識，重在課程課時。我們有了不少超越單一科目的跨學科機構，但有的是項目課題導向，有的是名頭多、文史哲各分一攤而實質交流少。議題有開拓也有回縮，說法的“懸浮”、規范的“程式化”，成為新的窒礙。

我們現在建設“自主學術話語體系”，絕不意味著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而是應該主動與國際學界對話，通過學理的研討確立自身的位置。說到“規范”，首先要考慮的是學術含量，而不是注釋頁碼。歷史上許多先哲的論述是以“對話體”呈現，這也說明了對話對于啟迪思想的重要性。著書是要立說，其價值的認定是個過程，要經得起嚴肅的對話，經得起數十年的時代檢驗。我今年7月應邀參加德國一個工作坊，內容是比較東亞和歐洲的歷史，討論“前近代時期的內在驅動力”，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史的8位教授集體醞釀了六年，今年集中六個月邀請幾位海外學者共同研討定稿，希望最終形成一部著作。這種研討方式，在我們看來可能過于奢侈，但他們的慎重，正是學術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1940年9月，史語所派出人類學組芮逸夫赴四川南溪李莊，查看新所址。芮逸夫在宜賓致信傅斯年，報告李莊情形，并附李莊形勢圖

學科的主角是學人。40年來，我覺得最明顯的變化一是學術生活的大小環境變了，二是代際組合變了，三是研究手段變了。就生活條件而言，北大文研院剛剛辦了一個展覽，講“抗戰中的學人與學術：史語所的李莊時代”。我一直在想，艱難環境中，這些學者為什么能在偏僻的李莊堅持下來？20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收入偏低，有人說“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現在面臨的實際挑戰則大不相同：學人的生活已經不很困窘，但是得以涵泳沉潛的自由時間越來越少；已經有機會接觸變化無窮的外部世界，但面對的壓力與內心的矛盾似乎也更加復雜糾結。

說到“代際組合”，改革開放初期成長起來的一輩逐漸退出，學界新生力量成批涌現，訓練系統，知識結構全面，眼光開放，明顯改變著學術的面貌。今后40年的希望，在年輕一代身上。現在的研究手段與“問題意識”已經不同以往，面對的局勢也不同。如今的評估方式，不幸成為學科的“導向”，務求實用、大干快上。而這種“短平快”恰恰是AI容易取代的。AI對我們的重要提醒是：人文學科的優勢，不在于著作、文章的數量，一是要學會質疑，善于追問，具備獨立判斷力；二是對歷史上乃至今天的“人”的境遇，要有“感同身受”的深切理解，“人”的生活狀態和群體組織形式，歸根結底決定著“文明”的底色。

相對于其他學科，人文學者更為強調“傳承”，閱歷和觀察對于理解從古到今的“字里行間”，是不可或缺的。既然是“學科”，自身要振作，作為教育的門類，不僅要“教授”也要“培育”，要有真正的沃土。嚴格的科目化容易導致閱歷單薄、思考深度受限。最近我才驚訝地發現，許多80后、90后、00后的史學博士對于近數十年的許多事實經緯卻一無所知……大家一方面討論“歷史記憶”，一方面卻不知道如何去追索并非久遠的歷史記憶。這有很多原因，可能也與學科分野過細相關，這樣是否能夠真正理解數百年或者數千年前的歷史？

人工智能重建古希臘銘文

多年來，我們經常面對“時代之問”。進入AI時代，是幸運，也是挑戰。我總覺得，人文學科毋須言說的特長，在于養成內心感悟，面對種種內部外部的變動，往往需要自己的“直覺”。這種直覺，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第一反應”，是任何環境下不違背內心良知的認知方式。這應該是人文學科與“科目”建設并重的職責——人文學科畢竟不是簡單的學術門類，應該自覺擔負“人文”的養育與精神的建設。作為“人工智能”，目標之一是以智能解放“人工”；被解放的“人”，最終是要充分釋放作為“人”的本性，以人文精神塑就自身的豐富涵養。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與“化成”有什么關系？與“天下”有什么關聯？在AI時代，“人文”對于有情感、有知覺、有呼吸的“人”而言，是更不重要，還是更加重要了？

這些問題，需要通過今后40年的實踐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