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魯迅文學獎得主李修文全新小說集《南國之春》由芙蓉雜志社策劃編輯、湖南文藝出版社近日出版上市。《南國之春》共收錄《南國之春》《到祁連山去》《七月半》三部中篇作品，作品風格延續了李修文近年來對底層群體的現實關照，以狂暴又深情的文字，描摹了一群在生活夾縫中深深扎根，又在命運風暴中倔強昂首的平凡個體。
一群摸爬滾打的普通人，在風暴中挺起脊背
人生從來非坦途。當命運呼嘯而至，你該如何發出自己的光？在全書三則故事里，主人公給出的答案是勇氣。
《南國之春》中，十六歲的許白楊被寫進黃色手抄書，她不羞恥沉淪，更不哀怨自傷，美麗如野馬的女孩，一輩子都在珍惜自我，最后一身孤絕地離開，化作男孩永恒的謎與債。
《到祁連山去》里，“我”是一名二本畢業生、身患腎病的江湖小嘍啰。當意外獲得死亡青年王朗的腎臟捐獻，我竟間斷擁有了對方的記憶。得知王朗之父王忍冬與商界大佬相識，野心勃勃的“我”決定假冒王朗去結識人脈，渴望一朝改寫命運。貧病交加又如何？零托舉的起跑線又如何？跟命運說不，即使沒有成功，也不枉費人間一趟。
《七月半》里，養蛇人杜小滿與聽障女友相依為命。遭遇資本侵占飯碗，僥幸保命。多年后，他再度歸來經營娛樂業，卻因精神枷鎖而功敗垂成。當衰老逼至，他仍未放棄機遇，猶如電影中的孤膽英雄，堅守信仰到最后一刻。
作為凡俗生活的洞察者，李修文寫在生活中翻滾的普通人，很多時候，我們害怕，我們恐懼，我們被未發生的事情嚇住，我們被現實困住，我們不斷地與“失敗的自己”做斗爭……
《南國之春》中，“我”懷揣著熾烈的愛欲，走上了對少女許白楊的贖罪之路。多年以后，當我淪為窮困潦倒、婚姻失敗的中年男子，那本神秘的手抄書突然來臨，十六歲狂野青春般的生命力被頃刻喚醒……
《到祁連山去》里的王忍冬，錯失與詩人海子的會面，理想也被現實生活逐漸磨損，兒子意外離世后，他更是沉湎于悲傷，不斷逃避自我，卻最終選擇直面真相，走向他為之痛苦的地方。
這是一群普通人摸爬滾打的故事，他們在風暴中挺起最堅實的脊背。這是我們每個人豐饒的命運，真假難辨，悲喜交加，卻從未停止抗爭的腳步。
讓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說不定就是天大的事
《南國之春》的創作緣起，是李修文對過往記憶的“招魂”。書中寫到手抄本小說、氣功報告會、患病的刀馬旦等三十年前小城里的尋常人事，看似情節瑣碎，卻承載著“野草般瘋長的青春”與“閃電般稍縱即逝的生命力”。李修文表示，自己常常在重回故地時，與“從一張底片里現身”的舊人相遇，聽他們講述前塵往事，于是動容，記錄下一些“飛短流長”，令那些死去的人、未亡人再度顯影。
這種創作理念，體現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自覺傳承。在李修文看來，古典文學比如《三言二拍》，雖多寫“勾欄酒肆之言”，卻讓微小之事“不斷得以顯形，漸漸自成天道”。正是一群普通人的“發心動念”，讓一個時代煥發生機。在《南國之春》中，他試圖在當代語境中延續這種敘事精神，讓被忽略的日常重新走到光天化日之下。
李修文被稱為“新古典主義”寫作的代表人物，此前出版的《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詩來見我》，被譽為“重建中國文章的抒情傳統”，“在孤絕處、荒寒窮愁困厄處見大悲喜和大莊重”，文字詩性而莊嚴，極具感染力，引起廣泛關注；小說《猛虎下山》《夜雨寄北》中，他繼承《聊齋志異》《三言二拍》等作品的傳統，令文學傳統與現代敘事相結合，煥發新的文學生命力，在小說作品中，他以狂暴而深情的文字，寫“世俗及人心叢林”。他的寫作，視角從未離開山河人間及普通人，這與他十余年的編劇經歷密不可分。正是這些“夢里不知身是客”般的漂泊經驗，讓他自認“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從此我就寫下他們”。
“震顫和驚恐，順受和忍耐，都是我們和世界相處過的證據，重要的事情，是再次壯膽前行！”李修文說。
通訊員陳漫清 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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