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霞、王文君：評苗懷明編《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

從魏晉筆記小說到唐傳奇，再到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涌現出了不少堪稱文學經典的傳世佳作，它們或描繪了帝王將相與平民百姓的悲歡離合，或揭示了神話世界與現實生活的豐富多彩，既展現了人性的光輝與陰暗，也反映了社會的變遷與文明的沖突，具有厚重且永恒的價值。經典作品從來不乏精彩的解讀，角度新穎、觀點深刻的解讀能夠賦予這些作品更蓬勃的生命力。

《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苗懷明主編，貴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目前學界對諸多古典小說已經有了比較全面且深入的研究，產生了不可勝數的研究成果，似乎已經很難挖掘出新意。苗懷明主編的《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貴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一書以“小說與社會”這一主題為統攝，為讀者理解古典小說、品味古代文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分上下兩冊，共11個專題，每一專題聚焦一部或一類古典小說，涵蓋了古典小說發展各個階段的重要作品：萌芽時期的魏晉志人小說《世說新語》，標志著中國古代短篇小說趨于成熟的唐傳奇，在歷史、神魔、世情、諷刺、俠義等題材領域成就斐然的明清長篇章回體小說，文言短篇小說巔峰之作《聊齋志異》，每一類作品都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發生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全書匯集了11位中青年學者的專題解讀，每位學者選取兩個關鍵詞深入剖析，揭示了中國古典小說中蘊含的深厚文化內涵。盡管這些作品在語體、篇幅、題材、內容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但它們在“小說與社會”這一核心主題的呈現上都是鮮明的。

總之，該書的出版不僅為古典小說研究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個全面了解和深入品鑒中國古典小說的機會，是一次意義非凡的新嘗試。本文擬從該書各專題研究與解讀古典小說的切入點、話題選擇呈現出的共通形態以及對古典小說與古代社會文化互動關系的認識等方面進行探討，力圖對該書作客觀的評述。

一、辨明虛實：從歷史與虛構談小說的成書

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不僅是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恒久的探討話題，也是區分小說與史傳的重要標準。

《中國小說史略》

史傳真實客觀反映歷史，小說則通過一定程度的虛構來設置情節與塑造人物。但這并不意味著小說和歷史存在完全意義上的背離，很多古典小說都是依據某一歷史本事生發形成的，其人物、情節都有歷史原型，體現出一定的歷史真實性。歷史和虛構對小說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在研究與解讀這些古典小說時，眾多學者都選擇將歷史與虛構及二者的關系作為切入點，或考察小說歷史本事的來源，闡明其與真實歷史或史傳文學的聯系；或分析小說中虛構藝術的運用，探討小說如何實現歷史與虛構的結合。

本書的第一個專題是《世說新語》，作為一部六朝志人筆記體小說，它更多地表現出早期古典小說的特點，與歷史有著若即若離的關系。

劉強在解讀時，首先闡明的是《世說新語》與魏晉風度的關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魏晉風度肇端于距今已有一千六七百年的魏晉之際，指的是這一時期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和人格理想。

《世說新語通識》

《世說新語》乃“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而成，是一部“魏晉風流”故事集，其中記載的人與事大多屬實，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現實和社會文化的具體反映。因此程章燦（1998）在論及該書所體現的魏晉美學新風時指出，它真實地沐浴過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界的風雨，才得以成為記述漢末魏晉知識分子心靈活動的一座里程碑。

因為《世說新語》對人物和事件的輯錄多為片段式，編撰者在創作過程中進行的剪輯和加工使其文風和趣味都對正統的史傳文學有所偏離，所以并不能將其簡單當作“史料”看待。由此可知，劉強稱其“看似史而超越史”精準地概括了《世說》一書和真實歷史的關系，理清二者關系之后，方能從清談和隱逸這兩個主題更加深入地解讀這部作品。

“虛”與“實”的問題同樣是《三國演義》這部歷史演義小說最突出的藝術問題，清代學者章學誠曾對此書的虛實問題下過著名的論斷，稱其“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

鄭鐵生（2009）也主張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有機統一視為衡量一部歷史小說優劣成敗的準繩。因此魯小俊在解讀《三國演義》時對這一方面多有關注，他在引言部分先對其成書方式作了介紹，明確《三國演義》是“滾雪球”而來，經由歷史學家、民間藝人、小說家多方參與才得以形成，其本事既來源于史書記載，又有民間流傳的故事。繼而再談小說的虛構藝術，通過舉“諸葛亮智激周瑜”一例說明小說中“捕風捉影”“顛倒黑白”等虛構手法的運用，肯定了虛構的價值，認為虛構能夠體現出小說家的匠心，較之忠實客觀的史書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

《三國論稿》，鄭鐵生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版。

此外，他還強調虛構必須講究細節的真實。從他對《三國演義》成書過程和虛構手法應用的解讀中，讀者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到這部經典作品所體現的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高度融合的創作特征。

邵穎濤從作品紛繁、內容多樣的唐傳奇中提煉出愛情和俠義兩個重要的敘事主題，前者涌現于中唐，后者盛行于晚唐，這兩個主題既是唐代歷史時期的分界線，亦是文化傳承與社會觀念變遷的風向標。

從唐傳奇對都城繁華和百姓習俗的細膩描繪中，讀者可以品味唐人社會百態。由此可見，唐傳奇即便“作意好奇”，有意虛構人物和情節，在大體背景和具體細節上也脫離不了歷史因素和時代特征的深刻影響，甚至其素材也多源于真實歷史。

劉彥彥在解讀同樣存在歷史原型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時，更是直接將歷史與虛構作為關鍵詞，以歷史上的武王伐紂作為出發點，回到千年前的歷史現場，借助歷史文本分析這場戰爭的前因后果和來龍去脈。在解讀小說中的姜子牙形象時，同樣將歷史中的姜子牙作為參照。

《封神演義道教文化與文學闡釋》

在鮮明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從講史到神魔，從歷史真實到藝術虛構，不管是事件還是人物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馮媛媛在解讀俠義小說這一類經典作品時，先是追溯俠的起源，繼而關注來自歷史深處的“游俠”如何轉向文學世界中的俠客這一根本問題，將俠文學的誕生導源于這種由歷史記載向文學創作的轉化。她指出，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對俠的本質的論說成為后世俠之書寫的根本遵循。這亦從側面印證了歷史和史傳對小說的成書發揮了重要作用。

苗懷明（2021）認為《紅樓夢》亦真亦假、虛實相生的奇妙藝術魅力對讀者形成了極大的吸引力，也啟發讀者思考其是否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原型。因此，他解讀《紅樓夢》一書時選擇從作者的家世入手，考察曹雪芹家世的變遷以及由此產生的家族情結對其創作這部傳世名著的重要影響。

歷史與虛構是學者們在解讀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古典小說時首要關注的內容，二者對于小說成書而言至關重要，歷史真實為小說創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藝術虛構則賦予了故事無限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唯有正確認識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在小說成書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明確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古典小說這種跨越時空的普遍意義和永恒價值。

二、雅俗共賞：兼具學術性與普及性的話題選擇

古往今來，學術界對各種古典小說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一些經典甚至形成了專門的研究學問，如“紅學”“金學”等。深入的學術研究對推動古典小說的經典化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對學術性的追求未必能實現文學作品的普及與傳播。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

《觀世相》則對這一方面有所注意，學者們在對古典小說進行專題解讀時，不僅能夠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對既往的研究提出新見解，還能兼顧普通讀者的閱讀體驗，將一些學術性較強的內容轉化為大眾易于理解的內容。該書的作者們在話題選擇上呈現出一種共通形態，性別、權力、倫理、宗教等都是他們共同關注的話題。

這些在古典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話題也與當今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現代人普遍存在困惑的領域。下文以性別和倫理話題為例作簡要探討。

多位學者在解讀小說時都重點關注到其中的性別因素，他們的探討主要涉及古典小說中呈現出的男女兩性關系及女性的社會地位。

邵穎濤在分析唐傳奇中的愛情主題作品時，最先關注的是其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繼而以《鶯鶯傳》《李娃傳》《柳氏傳》《長恨歌傳》等幾部典型作品為例，探討現實禮教、門第觀念、戰亂對男女主人公愛情婚姻的影響，揭露出愛情悲劇的產生根源。

《唐代敘事文學與冥界書寫研究》

李遠達在解讀《水滸傳》時深入探討了小說對待女性的態度問題，盡管他不認為該書存在“厭女”傾向，相關內容僅能體現出小說作者對女性刻畫的簡單化、片面化和模式化，但小說中那些形形色色卻面目不清的女性形象充分體現出古代社會女性地位的低下。

張巖冰（1998，p.57）指出，男性創作者在進行文本創作時往往會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削足適履的扭曲變形”。的確，從性別視角來看，在《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典型的男性文本中，女性總是作為男性的陪襯出現的，故而很少有對女性形象的精細化塑造。

性別問題在《金瓶梅》中體現得最為深刻，劉曉蕾認為這是一部對女性極有耐心的作品，讀者從潘金蓮這個渴望愛與婚姻的真實女人身上完全可以體察到那個時代女性的欲望和命運，個性的剛強阻止不了她淪為欲望的奴隸，也改變不了她被當作“行貨”賣來賣去的命運。

馮媛媛在解讀俠義小說時注意到女人成為俠客這一特殊現象，從唐傳奇中的女俠、到《水滸傳》中的“女漢子”、再到晚明以后兼具佳人和俠女二重屬性的女性角色，這一發展明確地體現出女性意識的逐步覺醒和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挑戰，是對之前女性卑下地位和惡劣境遇的一種反撥。

性別話題在當今社會也經常被人們提起，古典小說中對于兩性關系、女性地位的表現及其變化仍舊能夠賦予現代人啟示與思考，因此存在深入解讀的必要。

倫理也是解讀者們重點關注的一個話題。倫理是人類為維護社會秩序而創造的社會規范，古代社會的倫理觀念一般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將忠孝節義作為道德的準繩，因此倫理敘事也能體現出小說的道德傾向。

《俠文化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嬗變》

劉彥彥對《封神演義》中的兩類人物形象——高德者和叛逆者進行解讀時，從倫理角度分析了小說中塑造的周文王、周武王形象較之真實歷史人物的不同，小說中二人身上突出體現的“愚忠愚孝”即封建社會推崇的倫理道德觀念。

魯小俊在解讀《三國演義》時，指出“桃園結義”是理解全書的一把鑰匙，是蜀漢事業興亡的關鍵，其中滲透的“義”對后世影響甚大。樊浩（1992）在探討中國倫理精神的內涵時指出，政治和倫理是中國文化的兩條主線，二者互相交織或者整合為一。

由此可見，古代社會政治與倫理的關系是非常親密的，因而歷史小說經常會反映出強烈的政治倫理觀念。

《三國演義》中劉備三番五次推托登上帝位，解讀者調侃他是歷史舞臺上的“影帝”，實際上這一舉動正體現出劉備對忠義倫理的堅守。

《破頑空：西游知識學》，趙毓龍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8月版。

趙毓龍則探討了《西游記》具有的獨特倫理意義，它超越了普遍意義上的道德范疇，體現為對規則和秩序的挑戰，無論是孫悟空的大鬧天宮還是妖魔們對神的規則的挑戰，都在這些熱鬧好看的情節背后無形地將讀者導向對集體性規約的理解與接受。

孫大海在解讀《聊齋志異》中的倫理敘事時，關注的是子嗣這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他指出，小說中出現了諸多與子嗣相關的敘事模式，一方面具有寄托功名的補恨意味，一方面涉及存嗣爭產問題，對后世有一定的教化意義。

總體來看，古典小說中的倫理敘事富有多樣性，解讀者關注倫理問題體現出他們對古典小說思想價值和教化作用的思考，有些倫理觀念甚至至今都尚未過時，賦予現代人啟迪。

無論是性別文化、倫理觀念，還是宗教信仰、權力意識，都是從古至今人類社會一直關注的話題，從學者們對這些話題的理性分析和深入探討中，讀者得以窺見古代社會文化對古典小說的層層滲透，從而理解古典小說所承載的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

這些兼具學術性與普及性的話題選擇，使得《觀世相》一書呈現出鮮明的雅俗共賞的特色，無論是專業領域的學者還是非專業領域的大眾，在閱讀之后都能獲得相應的啟發。

三、綺文繪世：以古典小說燭照古代社會文化

古典小說是反映古代社會文化的一面明鏡，它能夠在有限的篇幅中以細膩的筆觸描摹古代社會的世態人情，勾勒出古代社會的真實畫卷。而在古典小說成書之后，它又能夠對古代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成為塑造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一股重要力量。

《觀世相》一書最鮮明的特色就在于對古典小說中紛繁世情的體察以及對古典小說與古代社會文化互動關系的認識。

《中國古典小說》，夏志清著，劉紹銘校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或許是因為受限于篇幅，11位學者在解讀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時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以自己最有心得的幾個問題來加以闡釋：或從具體情節著手，闡釋小說中體現出的世情風貌；或從人物塑造出發，分析人物身上體現出的社會性；或從思想觀念深入，發掘隱藏在這些觀念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

情節是由小說的創作者結合具體社會現實并發揮一定的能動性創造出來的，無論其真實還是虛構，都可從中窺見時代風貌與社會百態。

劉強結合《世說新語》中“文學”這一門的記載解讀了魏晉時期幾場著名的清談盛宴，由于《世說新語》是小說尚未完全成熟時期的作品，其內容接近實錄，因此從“正始之音”到“中朝談戲”再到“江左風流”，都可以視作是當時社會風氣的如實再現。

邵穎濤以唐代愛情傳奇中的幾部作品為例，分析小說情節中某些細節的社會認識價值，如《李娃傳》中通過男女主人公的社會活動展示出都城的富庶生活、里坊結構、宵禁制度等社會世態，《南柯太守傳》《鶯鶯傳》《柳毅傳》等作品中通過對唐人婚姻儀式的片段性描寫展示出百姓婚俗風情。

《作為欲望號的金瓶梅》

劉曉蕾在解讀《金瓶梅》時指出，作者將小說故事的發生地設置在臨清這一商業發達的城市能夠有力地證明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是在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說，小說通過豐富的情節描繪出的喧鬧商業空間、繁華城市生活實際上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下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由此可見，因為古典小說中的具體情節多取材于社會現實，所以可以映照出真實的世俗風情與社會百態。

人物是考察古典小說社會性的一個重要維度，古典小說中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各類人物，他們都存在于社會這一大背景之中，從他們的行為活動、人生遭際可以透視整個社會的面貌。

作為篇幅巨大的歷史演義，《三國演義》以表現亂世英雄建功立業為主要內容，魯小俊在解讀時不僅關注到了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還關注到了那些亂世小民，他們不幸的人生遭遇反映了當時整個社會的悲慘狀況，更能觸及歷史的殘酷本質。

孫大海在分析《聊齋志異》中的精怪描寫時，以具體的篇目為例充分論證了小說中塑造的精怪形象所具備的社會性，同時他又指出人類社會的人倫關系對精怪生活也有所滲透。因此，小說中對精怪社會屬性的描寫實際上還是對人類社會普遍問題的反映。

在解讀《儒林外史》這部揭露科舉制度罪惡的諷刺小說時，葉楚炎以童生、秀才、貢生與監生、舉人、進士與翰林這一條從低階到高階的仕進之路為主線，依次選取科舉社會中不同品級的士人并對其生存境況進行分析，由此形成一幅真實的儒林全景圖，從中得見飽受科舉荼毒的士人百態。

苗懷明在對《紅樓夢》的家族書寫進行考察時，關注的是賈府奴仆這一家族中的大多數，并以丫鬟作為特殊群體加以深入分析。他指出，《紅樓夢》對丫鬟群體的書寫是作者有意為之，作者寫出了丫鬟的美貌、善良與可貴的人格，寫出了這一群體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還寫出了她們的悲慘遭遇與不幸命運，而這種悲劇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內涵。

《風起紅樓》增訂本

總之，古典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表現、人物命運的揭示都在無形之中與社會發生聯系，體現出鮮明的社會性。

古典小說中的思想觀念是古代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折射出特定時代的精神風貌與人們的精神追求。

趙毓龍在解讀《西游記》中的世風時，首先指出小說所構造的“虛構的世界”是對現實社會的折射，繼而明確傳統社會的精英道德在商品經濟對小農經濟的沖擊之下已經失能，而充斥在這一神魔小說中的佛道信仰和契約精神本質上都體現出現實中晚明社會的“逐利”價值觀。

劉彥彥關注的是《封神演義》中“封神榜”這一世俗價值觀念的外化形式，從神名透視世俗社會的信仰。封神榜上所列的各種神名神職不僅能夠揭示出宗教神譜的諸多特征，還十分契合民間信仰心理，體現出普羅大眾對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大觀園的病根：〈紅樓夢〉人物的身心困局》，李遠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李遠達以《水滸傳》對民間文化的影響作為解讀該書的最后內容，他從思想文化、實際影響、日常話語這三個層面闡釋了這部文化經典對民間文化的深細作用與影響。

馮媛媛在分析俠義小說中“俠”與“情”的關系時指出，“英雄氣”和“兒女情”這一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直到明末清初才被打破，而晚明社會興起的“以情反理”思潮、諸多思想家對“情”的推崇則是導致英雄豪俠和兒女私情在俠義小說作品中走向融合的直接因素。

苗懷明（2005，p.93）曾在研究中國古代公案小說時指出，清代中后期出現的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合流現象“契合了當時大眾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他們的焦慮和愿望，滿足了他們的心理訴求”。因此，這些隱藏在小說文本中的思想觀念是對當時社會價值取向的真實反映，其又通過小說得以保存和流傳，從而對后世的思想文化產生反哺與塑造作用。

情節、人物和思想觀念是小說的關鍵要素，無論從文學性還是社會性的角度來看，對于古典小說的解讀都不能忽視這三個關鍵方面。

解讀者們憑借自身寬廣的研究視野和豐富的研究經驗，揭示出古典小說與古代社會文化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關系。情節映照社會現實，人物體現社會面貌，思想觀念折射社會文化心理，古典小說里的碌碌浮生與紛繁世情在這樣的解讀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對不同時期、類型古典小說解讀的切入點的選擇上，學者們緊扣歷史與虛構的辯證關系，深入探討了二者對于小說成書的重要作用，以歷史為底本、以虛構增色彩，共同鑄就了古典小說歷久彌新的獨特價值。

在話題的選擇上本書呈現出雅俗共賞的特性，通過聚焦性別、倫理等兼具學術意義和現實價值的話題，巧妙平衡了學術性與普及性，使古典小說能觸及更廣泛的受眾，引發不同群體的共鳴，給予他們有關現實人生的啟示與思考。

《明清通俗小說婚姻敘事研究》，葉楚炎著，三聯書店2019年9月版。

對于古典小說與古代社會文化的雙向互動關系，《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從小說的情節、人物和思想觀念這三個不同的角度加以闡釋，用生動的語言為讀者打開了一扇認識古典小說、品味古代社會文化的新窗口。

綜上所述，《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一書為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也為經典作品的普及化做出了顯著的貢獻。相信這樣意義非凡、價值獨特的嘗試一定會給學術界帶來新的思考，期望未來古典小說研究領域能涌現更多類似的佳作，從不同的主題去挖掘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厚價值，以講好中國故事的方式更好地實現古典小說的普及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