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熱血丹心向祖國：臺灣兒女的抗日群像‖閻崑

熱血丹心向祖國

臺灣兒女的抗日群像

閻 崑

乙未割臺以來,“誓不臣倭”的臺灣人民經歷了孤絕的武裝抗日和不絕如縷的文化抗日,一直在殖民統治的黑暗中苦苦摸索出路。1937年爆發的七七事變成為臺灣人民抗日斗爭新的轉折點,自此之后,臺灣同胞抵抗外侮的豪邁行動融匯到了祖國大陸全面抗戰的連天烽火之中。不少熱血青年經過顛沛勞頓,沖破日警的封鎖,潛歸祖國大陸。他們像火種一樣播撒散布于各種抗戰團體之中,有的參加新四軍、八路軍,有的投身國民黨軍隊,無論身處哪條戰線,擔任何種職務,他們的工作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徹底擊敗日本侵略者,光復自己與祖國血脈同源的家園。華南、華東、華北……在祖國的大江南北,遍布著臺灣同胞默默奮斗的足跡,他們最終和祖國一起迎來了抗戰勝利的黎明時刻。

曾在臺北親歷日本受降的《大公報》記者、臺籍報人李純青曾經用詩一般的語言說過這樣一句話:“每個臺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首千萬行的敘事詩。”“尋找祖國的臺灣人”遠不止是在硝煙戰場上的那些人,還有的在大后方運籌帷幄、擘畫藍圖,有的在淪陷區搜集情報,他們的“敘事詩”同樣精彩。還有更多的臺灣同胞,他們在祖國大陸或教育救國,或實業興邦,或參與文化救亡,或懸壺濟世治病救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從事抗日斗爭。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壯麗史詩因為他們的加入,增添了一段華彩的樂章。

硝煙戰場上靈活應變

歷盡艱辛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臺灣同胞是日據時期掙脫殖民桎梏的覺醒者,因為有著當“亡國奴”被日本人欺壓的切身經歷,他們更加明白“愛臺先愛國,救臺先救國”的道理,所以,他們投身抗戰目標明確、決心堅定、熱血赤誠,表現也很優秀。在抗敵的戰場上,他們發揮自身優勢,經常收到較好的效果。試舉幾例:

黃國書,新竹人,曾就讀于臺灣總督府臺北師范學校及淡水中學校,在學時因在日本人編寫的教科書上寫了“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而與日本警察發生沖突,被日本人列為“危險分子”,上了黑名單。他于1920年潛赴大陸,16歲以僑生身份在上海暨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后決定習武報仇而東渡日本,入士官學校第十九期炮科和日本炮兵學校。1928年畢業后回國,先后任中央軍官學校教官、國民革命軍軍官團及炮兵學校教官、戰術主任。后來赴德國炮兵學校、法國戰術學院深造軍事。后又調任炮九團團長、突擊軍參謀長。七七事變后,先后任獨立十四旅旅長、新編四十三師師長、九〇軍中將副軍長。黃國書日語非常流利,而且是地道的東京音,這為翻譯敵情數據和審訊戰俘提供了方便。1941年,在大洪山戰斗中,他曾深入敵占區刺探情報。由于化裝巧妙,幾乎可以亂真,加之日本話說得好,遇到敵兵盤問時,他對答如流,“鬼子”甚至以為他是“高級首長”,從而獲得了準確情報,擊潰了敵人的進犯。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一次全戰區高級將領會議上,夸贊黃國書為“大膽將軍”,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大洪山會戰結束后調升他為獨立第十四旅旅長。黃國書曾用日文向敵軍發出勸降傳單,甚至冒著危險用喇叭筒對敵軍喊話,這些宣傳在日軍中起到了瓦解和動搖軍心的作用。

黃國書

張志忠,嘉義人,1939年春歷經曲折抵達延安,進入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軍士隊受訓。同年8月結訓后,被派赴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工作。1940年冬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升任敵工部日軍工作科科長。曾帶領“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積極開展反戰活動,如在墻上刷寫反戰口號,做傳單、撒傳單,利用電話談話,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到敵人碉堡下用日語喊話,等等。據張志忠當年的戰友張茂林回憶:“張志忠業務能力較強,個性頑強,不怕困難,話不多,是個正派人物。”張志忠在革命隊伍中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后期擔任新四軍團長。他于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殺害,1998年,被中共追認為革命烈士。

張志忠

李友邦領導的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也有類似斗爭。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華成立,李友邦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命為臺灣義勇隊隊長,授少將軍銜(后升中將)。在大陸的三四百名臺胞通過各種途徑加入臺灣義勇隊,最多時發展到700多人。這支隊伍在抗日戰斗序列中是唯一由臺灣人組織并以“保衛祖國,解放臺灣”為宗旨的隊伍,被全國各界看作臺胞參與祖國抗戰的代表。李友邦根據義勇隊的實力和優勢,制定了對敵政治、醫務診療、生產報國、宣慰軍民四大任務,其中,抗戰醫務工作開展得尤為出色。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成立后,經過短期訓練,就立即奔赴抗日前線,在浙東、皖南、贛東和閩南等地為抗戰部隊教授日語,向敵軍喊話,翻譯繳獲的日軍文件,做日軍戰俘的思想工作,為當地軍民治病,還為軍民演出宣傳抗日救亡的文藝節目。如年僅13歲就擔任臺灣少年團團長的王正南,在諸暨時,不僅帶領團員出色地完成演出任務,還積極參與對敵宣傳工作。他曾與日俘梅本源一用日語交談,對其進行反戰教育。當日俘得知王正南和他的組織是一群少年兒童后,既驚奇又慚愧,主動表示愿意合作,參加反戰同盟。少數隊員則被派往敵占區做情報工作,他們所到之處,給軍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友邦

搜集分析日軍情報

在對日作戰中,臺灣人民發揮諳熟日語的優勢,在情報搜集和綜合分析中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如戰功彪炳,被稱為“常勝將軍”的鄒洪,其生于1897年,父親鄒石生于日本據臺初期,秉民族大義,曾毅然參加抗日義軍,因無援而失敗,自此退隱田園。但鄒石生懷故國之情,常對子孫耳提面命:日后長大成人,務必回到故國盡瘁國事,以無愧為炎黃子孫。鄒洪牢記父親的教誨,來到大陸讀書。民國肇建,軍閥亂政,鄒洪決定棄文從武,于1919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八期炮兵科,與陳誠、周至柔、羅卓英成為同學。畢業后,鄒洪參加了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期間參與了長衡、南溥、武漢、邸城、臨穎等諸戰役,依次擢升為連長、營長、團長、參謀長。1929年11月討桂戰爭時期,調升第十一師少將參謀長,時年33歲。1936年調任粵漢鐵路警備司令,后遷任粵保安處處長。1939年,鄒洪奉命在北江、英德、翁源等地抵御敵寇,又在蘆苞、四邑之役大挫日軍。1941年2月5日,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準備赴海南島就任南太平洋艦隊司令官,因飛機引擎發生故障,折返珠江口西岸之際,被廣東游擊部隊以密集機槍火力掃射。大角岑生所乘飛機在彈雨中墜落黃楊山,其當場斃命,我軍從飛機殘骸中搜出絕密文件。鄒洪因日文流利,解讀絕密文件后獲悉日本準備南進,并預備全面發動太平洋戰爭,于是上呈中央,轉致美國,惜因美國漫不經心,終至發生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慘重損失。嗣后美國方面對中國政府提供的軍事情報才一改態度。因長期在抗戰前線指揮作戰,鄒洪積勞成疾,于1945年4月16日在任所病逝,年僅49歲。

鄒洪

臺北人沈扶,于1938年7月同音樂工作者李煥之、工人朱茂澤、青年學生王其一起來到延安。隨著抗日斗爭的深入發展,根據地的對日工作部門急需日語干部。熱愛美術的沈扶在“魯藝”學習期間服從組織安排,自1939年起,調到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對日工作部門,從事日本有關資料的研究和翻譯工作。所謂對日資料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主要戰場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在一定時間內,確定研究題目,提出研究報告,經充分討論后,提交有關部門參考,許多研究結果在當時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在此期間,沈扶還兼做對日工作部門的顧問林哲(野坂參三)同志的翻譯工作。林哲任顧問期間,工作開展得很有聲色,在整個根據地的對日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沈扶

臺中人劉秋金一開始是被抓上太行山的。1904年出生的他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凌,于1934年和弟弟劉金水一起到大陸謀生,幾經輾轉,在東北沈陽鐵路局謀了一份工人的差事,1937年調到錦州鐵路局。七七事變后的冬天,劉秋金從錦州被征調到北平市。1938年正月初,被抽調到望都縣偽政府擔任日文秘書。正月十五那天,偽縣政府的日本官員和漢奸頭目都回家過年了,只留下劉秋金和另外兩名雇員值班。夜里,從太行山下來的一支八路軍部隊襲擊望都縣城,攻進了縣政府,就這樣把劉秋金抓去了太行山。到了抗日根據地,劉秋金看到并感受到了與淪陷區不一樣的一片全新天地,經過部隊領導的審查和教育,他對八路軍有了一定的認識,決心留下來參加抗日斗爭。當時,八路軍中缺少精通日語的人才,組織上派人把他護送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領導機關,分配在軍區政治部敵工部工作。他每天的工作是負責日文資料的翻譯和整理,收集有關日軍的消息,收聽日文重要廣播,把訊息呈報軍區首長。據劉秋金回憶:“1939年,在聶榮臻司令員的指揮下,進行了大龍華戰斗,殲滅日軍四百余人,并繳獲了很多日軍的極為重要的機密文件。其中有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頒發的《關于剿匪與警備的指標》,日軍一一〇師團司令部頒發的《對山區方面匪團封鎖計劃》等,我及時翻譯成中文后提交給軍區首長參閱。”這些文件成為八路軍應對日軍進攻的重要參考。

劉秋金

1941年秋天,抗日戰爭到了最艱苦的階段,新上任的日軍頭目岡村寧次發動數萬日軍在河北中南部地區實行了拉網式的“鐵壁合圍”,所到之處推行“三光政策”。八路軍開展了反“掃蕩”戰爭,劉秋金隨軍區敵工部參加了這場嚴酷的斗爭。在戰場上,劉秋金用日語向敵軍喊話,用日文書寫宣傳單,對瓦解日軍、配合反“掃蕩”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時,在敵占區開展武裝宣傳斗爭,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八路軍的隊伍也不斷壯大,出現了新的大好形勢。在革命的大熔爐中,劉秋金因表現突出,于抗日戰爭后期,成為八路軍團職干部。

遠在海南島的瓊崖縱隊中,也活躍著一群臺灣同胞,他們通過在日本軍隊有關部門工作的臺灣同胞,想方設法獲取軍事情報。陳獅在駐海南島的日軍中工作,經常利用工作之便,將有價值的軍事情報迅速地秘密傳遞給瓊崖抗日游擊隊,使日軍在多次“掃蕩”中不是遭到抗日游擊隊伏擊,就是軍事行動屢屢撲空。在一次遞送軍事情報時,陳獅不幸落入日軍手中,無論日軍怎樣酷刑拷打,他始終未屈服,后來被抗日游擊隊營救出來。被強征到海南島為日軍當翻譯的羅金榮,1944年攜帶武器逃離日軍,投奔瓊崖抗日游擊隊,隨后根據其掌握的日軍內部情況,不僅帶領游擊隊多次襲擊日軍,而且發動和策劃了臺灣籍300多名官兵起義,被瓊崖抗日游擊隊授予特等功。新竹人羅金榮,16歲就被強征到了海南島當軍伕。歷經曲折加入瓊崖縱隊后,他用日語和臺灣方言對日軍喊話、勸降;向日軍中的臺灣籍士兵表明身份,告訴他們自己是被日本殖民者強征來海南當苦力的,號召他們參加中國的抗戰,不要做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等。戰斗中被俘的一些臺灣籍士兵,在羅金榮等臺灣同鄉的教育下,也加入了瓊崖縱隊。羅金榮還被組織派往白區做地下工作,打入敵偽內部瓦解日軍,成功策反了40多名臺籍戰士,這些士兵攜帶了一大批槍支彈藥投奔瓊崖縱隊。瓊崖縱隊中的臺籍戰士越來越多,成了革命隊伍中很受矚目的一支新生力量,當地甚至傳有“共軍里有一支神出鬼沒的臺灣軍”。

瓊崖“抗日先鋒”雕像

管理教育日本戰俘

在抗日戰爭中,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還是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在管理和教育日本戰俘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臺灣同胞在這項工作中更是發揮了獨特的優勢。

參加新四軍后,基隆人朱天順改名為鄭淡青,負責編寫敵占區和敵偽的軍情資料,油印成冊,發給有關單位。后被調到第五師政治部敵偽軍工作部任敵工干事,做了兩年多的對日軍宣傳,被俘日軍的審查、教育,收集敵情,照管日本反戰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因朱天順對敵軍一般內情較為熟悉,又懂日語,工作期間,送來的日本士兵都要經過他談話,問其逃跑或被俘經過、家庭情況,以及所屬部隊建制、武器配備、官兵日常生活和思想情緒等。他們的口供多成為我軍了解敵軍非常有用的情報資料。日俘是否講實話,是否愿意將其所知的敵軍情況告訴我們,也是判斷其思想是否有所轉變的重要依據。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大多數日俘都能轉變立場,從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工具轉變為反戰士兵,在新四軍第五師的日本反戰同盟第五支部就是由這些有反戰覺悟的日俘組成的。到日本投降時,盟員發展到20多人。

朱天順

八路軍女戰士楊美華是高雄人,在解放區,黨組織安排她在渤海軍區三分區野戰醫院從事醫療工作。后來,因前線需要,她服從組織安排,從后方醫院調到前線敵工科,擔任日語翻譯。她根據領導的指示,發揮自己精通日語的專長,教育日本戰俘,還參加過八路軍和日軍在前線的談判,為從政治上轉化和心理上瓦解日軍作出了貢獻。對于這段經歷,楊美華終生難忘,她曾說:“當時每天都很緊張,但心情十分愉快。我只趕上了偉大抗日戰爭的‘尾聲’,但作為一個臺灣婦女,我能夠以八路軍戰士的身份參加這場抗日戰爭,非常驕傲!”

楊美華

沈扶也做過管理教育日本戰俘的工作。他生于深受日本殖民奴役的時期,對日本人有著一種本能的厭惡,剛開始做這份工作時還有點想不通。通過學習,以及對工作的大量實際接觸,他逐步認識到其中的重要意義,這是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一總任務的組成部分。當時讓他印象很深的是,一個日本士兵把自己的手指砍下,寄給他日本的親人,以表達對戰爭的厭惡和反抗。還有一個戰俘深深地被八路軍對日俘的教育感動,他取出隨身珍藏的一件紀念物,是用其母親和妻子的頭發編織的一對黑色和白色的鳥籠,表現的是日本人民渴望和平生活,不愿自己的丈夫、兒子參加戰爭,侵略中國的心愿。沈扶欣喜地看到,抗日根據地的對日工作在日本人民中產生了一定影響。許多日俘轉變了立場,投身于反戰、抗日的行列。1939年10月間,沈扶奉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命令,解送一批日俘去西安,抵達西安行營時,許多戰俘淚流滿面、依依不舍,紛紛表示要為反戰、為早日結束不義的戰爭而工作。

劉秋金也管理過日本戰俘。1940年8月,由八路軍總部發動的“百團大戰”打響。劉秋金所在部隊在聶榮臻司令員的指揮下,不但攻克了日軍的多個據點,還發動群眾破壞鐵路、公路、橋梁、電線,使正太鐵路全線一度癱瘓,給日軍造成極大損失。劉秋金負責的工作是管教日軍俘虜,包括軍官和傷員。被俘的日本軍官非常頑固,但經過劉秋金的教育,都有較大的轉變。1941年5月4日,在華日本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舉行成立大會,全體盟員在宮本哲治支部長的帶領下宣誓:中日兩國人民站在同一戰線上,共同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日本戰俘能發生如此之大的轉變,與劉秋金的努力密不可分。

在晉察冀解放區,來自嘉義的林思平不僅才學和醫術有了用武之地,就連他和妻子的日語也派上了用場。當時,做日本戰俘的工作成了問題,這時,林思平的日語專長發揮了作用,他向戰俘宣傳共產黨、八路軍對俘虜的政策,與他們溝通思想,啟發他們反對這場侵略戰爭,并力爭使他們為反戰服務,為八路軍服務。林太太被分在日本婦女家庭組,也做起了宣傳工作。經過他們的倡導,許多日本軍人明白了道理,有些還加入了八路軍或反戰同盟。有一位叫安達次郎的日本軍醫,就留在八路軍中當了醫生。

相較而言,苗栗人康大川管理日本戰俘時間更長,也更“專業”。康大川1938年加入蔡廷鍇將軍任師長的六〇師,在武漢保衛戰、岳陽保衛戰中,一直做“戰地宣傳”工作。長沙會戰撤退時,他走在部隊最后面,向日本陣地撒傳單,刷巨幅抗日標語,因機智勇敢不畏犧牲,受到軍隊政治部的表揚。1942年6月,康大川被派到位于貴州鎮遠鎮“和平村”的軍政部第二戰俘收容所,擔任主任管理員。當時,收容所的管理非常混亂,康大川發現,戰俘中有20余個聾啞人并非日本人,只是長官為了賺取賞金而抓來的,還有部分管理人員貪占俘虜的伙食費。他給上峰打報告,希望整頓收容所,但并無任何結果。他只好自己采取措施,讓俘虜們組成伙食委員會,自理伙食,還每周一次地帶俘虜們外出采買副食、下河捕魚、采集野菜等。康大川深知,除了那些死硬的軍國主義者外,戰俘中大多是被奴役和驅使的普通民眾,應當人道地去教育、關懷和感化他們。對于當時在國民黨軍隊里出現的對俘虜施肉刑的現象,康大川是堅決反對的。

康大川

康大川有不少建設健全鎮遠收容所的規劃與設想。比如,他知道日本人有愛洗澡的習慣,便動員大家把倉庫改造成浴室;總是飲用河水很不衛生,他帶人挖井,結束了飲河水的歷史;為了俘虜們的健康,他還讓其組織棒球隊,每隔一段時間進行一次棒球比賽;此外,他讓戰俘翻譯、閱讀和抄寫《論持久戰》《新華日報》《群眾》等書、報、刊,又讓他們從事制作玩具、編輯刊物等活動。在“和平村”,康大川卓有成效地開展對日本戰俘的教育轉化工作,使戰爭的參加者轉變為戰爭的反對者,從而“最大多數的俘虜都已覺醒,回憶從前的行為而戰栗”。戰后多年,這些戰俘仍然沒有忘記康大川對他們的教育和照顧。

這些只是臺灣同胞參與抗日斗爭的幾組剪影。從硝煙彌漫的前線到危機四伏的后方,跨越海峽、投身祖國抗戰洪流的臺灣兒女們,以自己的方式為這場全民族的抗爭貢獻著力量。這是他們“誓不臣倭”抗爭精神的接續,彰顯了炎黃子孫不屈的民族氣節。他們用行動證明,臺灣始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段由兩岸人民共同書寫的歷史,是兩岸血脈相連最有力的見證。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原載《炎黃春秋》2025年第8期)

作者:閻 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