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國紐約一家咖啡館里,兩位素未謀面的女人相對而坐。一位是70多歲的意大利老太太,另一位,是華人女性,眉眼間似乎有故人之姿,讓老太太瞬間恍惚。
華人女子輕聲開口:“譚夫人,我是愛梅,譚展超,是我父親。”
老太太手中的咖啡杯輕輕一顫,這個名字,像一把生銹卻依然鋒利的鑰匙,驟然捅開了塵封半個多世紀的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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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意大利老太太,就是貝安加·譚。
而對方帶來的消息,徹底顛覆了她余生的認知:她癡戀、怨恨、用一生去遺忘又銘記的中國男人譚展超,并未如她所知戰死沙場,而是在臺灣活到了1960年,因癌癥去世。
她以為早已湮滅在歷史塵埃里的愛恨情仇,原來竟有這樣一條她全然不知的、平行的終章。
時間倒流回1933年,意大利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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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貝安加15歲,是真正的天之驕女。母親是尊貴的女爵,父親是墨索里尼的高官。在她的世界里,人生就像陽光一樣明媚。
一次舞會,她的目光越過一眾金發碧眼的追求者,牢牢鎖在了一個身著筆挺軍裝的東方面孔上——譚展超,一個來自中國廣東、正在意大利陸軍大學深造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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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眉宇間的英氣,和舉手投足間的儒雅堅定,瞬間擊中了少女的心。愛情來了,擋都擋不住。
家族強烈反對,母親以中國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為由警告她,但貝安加卻是鐵了心,以絕食抗爭,最終在1936年如愿披上婚紗,成為了“譚太太”。
她甚至興奮地穿上絲綢旗袍,努力學習中文,夢想著跟隨丈夫回到那個,遙遠的東方古國,做他賢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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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童話在抵達中國的那一刻,便顯出了它殘酷的底色。
1938年,貝安加抱著孩子,跟隨滿腔報國熱血的譚展超,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
他們從香港到貴州都勻,生活環境從意大利的莊園別墅,跌入中國西南的簡陋木板房。蚊蟲、潮濕、粗糙的飲食,這一切物質上的苦,出身貴族的貝安加,尚能為了愛情默默忍受。
但后來真正將她推入冰窟的,是情感的背叛。她偶然發現,丈夫與部隊醫院一位名叫何懿嫻的護士關系親密,那種眼神交流的默契,刺痛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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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貝安加質問時,譚展超的回應現實而冰冷:“在中國,哪個男人守著一個老婆過日子?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你需要適應。”
母親當年的預言,像一記遲來的耳光,狠狠扇在她的臉上。信仰崩塌了,貝安加無法接受和別的女人分享心愛的丈夫,大哭一場后她擦干眼淚,決定離開。
1941年,懷著第五個孩子,心碎欲絕的貝安加帶著四個年幼子女,毅然離開了譚展超,前往當時被稱為“孤島”的上海,試圖自己尋找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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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十里洋場,成了這位落難伯爵小姐的求生戰場,也是她墜入漩渦的起點。
丈夫給的生活費很快見底,四個孩子要吃飯穿衣,曾經的貴族小姐不得不直面生存的殘酷。她憑借驚人的美貌、優雅的談吐和與生俱來的貴族氣質,迅速成為上海灘耀眼的交際花。
然而,美貌在亂世中既是資本,也是危險。在魚龍混雜的上海,她特殊的外籍身份和廣泛的人脈,被各方勢力盯上。
為了活下去,也為了維持孩子們體面的生活,她開始游走于危險的邊緣:為不同背景的人傳遞消息,利用匯率差進行黃金美鈔的兌換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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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她后來在自傳中的話說,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一個沒有祖國庇護的異鄉女人,道德界限變得模糊,生存是唯一法則。她成了一名游走于各方勢力之間的“多面女諜”。
命運最諷刺的安排,在1945年到來了。
日本投降后,因其復雜的間諜嫌疑,貝安加在廣州被美軍逮捕,關押在沙面島監獄。
而當時負責沙面島地區受降及警衛的,正是從緬北戰場凱旋的國民革命軍新一軍。身著軍裝、前來處理公務的譚展超,與鐵窗后淪為囚犯、形容憔悴的貝安加,就這樣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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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勝利之師的軍官,一個是身負罪名的囚徒,云泥之別,情何以堪。
或許是因為愧疚,或許殘存的情愫未滅,譚展超動用關系為她奔走,將她的身份從“國際間諜”轉為“中國軍人家屬”,使她得以移出陰暗的大牢,換到一間有窗的單獨囚室。
在那種前途未卜、生死一線的壓抑環境中,舊日的情感和現實的絕望復雜地交織,兩人竟然在獄中重燃愛火。
不久,貝安加發現自己再次懷孕。這個在牢獄中孕育的孩子,后來竟成為她獲得釋放的轉機。1946年,她被判處無罪,條件是被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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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后,譚展超已遠赴東北作戰,貝安加每天都在祈禱,心愛的男人能夠平安歸來,可命運帶給她的卻是譚展超戰死的噩耗。
那一刻,貝安加如五雷轟頂,眼前一黑,整個人天旋地轉,癱坐在地,抱著孩子們嚎啕大哭,“你怎么能這樣離開我?你這是在剜我的心啊!”
萬念俱灰的貝安加,帶著孩子們離開中國,回到了意大利。
所有人都以為,這個被命運反復踐踏的女人,此生將永遠沉浸在痛苦中,再也爬不起來,但貝安加讓所有人震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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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所有的傷痛埋入心底,憑借非凡的堅韌與時尚嗅覺,闖入巴黎時尚界,一躍成為頂級品牌迪奧(Dior)最早的模特和顧問之一,親身參與了那場重塑戰后女性風貌的“新潮流”運動。
她重新活躍于歐洲上流社會,后來又有過5次婚姻,每一次都活得轟轟烈烈。
然而,無論身邊站著哪一任丈夫,她在所有的法律文件和個人著作中,始終堅定地使用著一個名字:貝安加·譚。
譚,這個帶給她最深傷痛的中國姓氏,卻被她像勛章一樣,佩戴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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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此向世界宣告:那場愛情,那個人,那段傳奇與苦難交織的歲月,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全部接納。
1985年,她的自傳出版,轟動西方。 書中毫不掩飾地回顧了,她在中國的間諜生涯與情感糾葛。
正是這本暢銷書,吸引了一位特殊讀者的注意——譚展超與第二任夫人何懿嫻的女兒,作家譚愛梅。
于是,便有了本文開頭,1993年紐約的那場會面。當譚愛梅輕聲講述父親后來的經歷:如何去了臺灣,如何卷入風波被貶職,如何在1960年因胃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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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安加靜靜地聽著,時光在她布滿皺紋的臉上靜止了,沒有歇斯底里,只有深不見底的蒼涼與釋然。
她等了半生,怨了半生,也銘記了半生的答案,原來如此平靜,又如此遙遠。
1993年,貝安加在美國圣地亞哥去世。她晚年選擇定居那里,據說是因為那片湛藍的海岸,像極了記憶中意大利的某個角落,也像極了愛情最初的模樣……
寫到這里,不禁感慨:原來,最深的海誓山盟,可能也敵不過現實的消磨,而最痛的背叛,往往來自那個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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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為愛奮不顧身,也曾被現實傷得體無完膚;
她不得不在泥濘中掙扎求生,甚至沾染污名,但最終,她用自己的方式爬了起來,并活得光彩奪目。
她把那段包含榮耀與恥辱、愛與恨的過往,連同那個男人的姓氏,一同接納,最終融進自己強大的靈魂。
原來,真正的強大,不是從未跌倒,而是無論以何種姿勢跌倒,我都能用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洗凈泥濘,然后帶著所有疤痕,繼續風華絕代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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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里,是否也有一個“譚展超”呢?
今天,你是依然被它困在過去,還是已經像貝安加那樣,把它化為了自己前行的一部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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