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珍珠港、基辛格預警、中美G2博弈、AI……這場對話信息量爆炸！

編者按：12月1日，在2025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分論壇“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對話埃及前總理伊薩姆·沙拉夫、意大利前總理兼歐盟委員會前主席羅馬諾·普羅迪、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印度尼西亞前外交部長哈桑、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主任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傅小強。（點擊藍色字體可以查看），現將第二部分對話內容發布如下： （全文約10800字，預計閱讀時間28分鐘）

以下內容根據現場實錄整理，未經演講者審定：

王文：7位嘉賓從各自角度闡釋了大變局、全球治理。我學到了三點共識：第一，他們都認為當下的全球治理都出了很大的問題，甚至認為過去更好；第二，他們認為在全球治理出問題的過程中，美國要擔責；第三，他們認為未來會存在更多的變局。這些過程也引發了我很多思考。

接下來我想問各位嘉賓每人一個小問題，希望嘉賓們回答。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伊薩姆·沙拉夫先生，非洲到底應該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伊薩姆?沙拉夫：我可以講一些例子。20年以前，我任交通部長，提出要訪問中國，來看中國的海港，我的這個請求被拒絕了3次。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每個月都有很多外國部長和官員來中國。2017年時，我做了一場關于“一帶一路”的講座，講座是面向55位非洲高級官員的，其中，31人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一帶一路”，而現在的情況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非洲國家的立場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要有一個平衡，而這其實挺困難的。因為20年前，如果評估當時的形勢，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他們肯定會選美國。但現在，為了達到平衡，情況正在好轉。中國實際上正在面臨“媒體戰爭”，但我還比較樂觀。

王文：謝謝，非洲在平衡美國和中國，但是歐洲好像稍微往美國偏了。所以我第二個問題提問羅馬諾·普羅迪，如果您還是歐盟的主席，歐洲一定不會這么偏向美國。所以我的問題是，歐洲一直支持基于規則下的國際秩序，但現在很多新興國家、“全球南方”國家都在呼吁改革“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您怎樣看待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改革？如果您還是歐盟的主席，您會怎樣推動改革？

羅馬諾?普羅迪：如果我們的討論是連貫一致的，那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為大家都認同我們現在正在走向“G2”，“G2”這個概念歐洲也在討論。對于新政府和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目前缺乏共同的改革意愿。因為說實話，當我們進行這個討論的時候，會發現我們是無力的。我們經常在歐洲說，我們能準備菜單，但餐桌上的主角是美國和中國，所以我們不可能改變當今世界的兩個中心。

特朗普現在執政，可能會達成一些協議。如果我考慮最危險的事件，比如說俄烏沖突，除非兩個大國之間達成了協議，戰爭才可能結束，否則就無法結束。這是歐洲的現實情況。我們有很多討論，有很多思想的交流，但此時此刻，我們是無力的。

王文：現在歐洲感到無力，所以有時候中國社會會對歐洲有更多不同的看法。下一個問題我想問李君如校長。我們這一代學者都是讀您的書長大的，您的很多想法都在影響著我們。您剛才對全球治理倡議的解釋，我印象非常深刻。但對于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又有另一種擔心，在主權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猶豫。他們認為中國現在提出要參與全球治理，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我們當然要幫助更多發展中國家，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利益，我們自己國家還有一些地方很窮，還需要發展。怎么平衡本國的主權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呢？

李君如：你這個問題既深刻又深奧，還帶一點復雜性。我想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來解決。比如我們這次參會住酒店，每天早晨起來都會到餐廳吃自助餐。酒店有為住店人員提供飲料、主食、水果、菜肴的公共餐廳，而餐飲服務必須考慮到中國南方和北方之間的飲食差異，必須考慮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飲食差異，也必須考慮到宗教之間的差異。

你去吃飯，就相當于一個有主權的個體在行使主權。你會選擇不允許別人侵犯你的主權，不讓別人干預你的選擇。主體的選擇性和自主性就相當于國家主權。所以要把兩者平衡好，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從公共產品提供的角度，要考慮到普惠包容；從主權的角度，要考慮主體的選擇性。另外對我們自己來說，如果我想做好平衡，就必須通過發展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讓大家共享；而我如果現階段做得不好、提供不了，也只有努力通過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才能讓大家——也包括我自己——享受到最好的美食。

所以，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來解釋很復雜的問題。

王文：謝謝李校長，非常有趣的解釋，令人耳目一新。印尼處在一個非常好的位置，過去幾年我去過印尼三次，我認為印尼是一個被低估的大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下，印尼提出了很多全球治理方案，包括“全球海上支點”戰略等政策。您覺得未來印尼應該怎樣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

哈桑：印尼一直在努力確保我們所在區域的和平和發展，這是我們對全球治理的貢獻。自1995年聯合國開始改革，印尼就一直在積極參與。談到聯合國的改革，我贊同這不可能明天就實現，因為改革受到了很多掣肘。

印尼在自己的地區非常活躍，在東盟內部一體化方面，印尼一直在積極推進。我們強化了與鄰國的聯系，這種聯系覆蓋了東南亞和東亞的伙伴，甚至更廣闊的亞太地區以及印太地區的鄰居。在這片區域內，我們處在一個戰略要沖的位置上，不僅是對我們內部而言，還涉及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國家。

其他的國家可能會在這個要沖點上展開競爭，但我們的態度是開放的，東盟也秉持著開放精神。我們是一股友善的力量，每年舉辦的論壇都吸引很多伙伴參加，這一點是令人鼓舞的。

王文：謝謝！我認為印尼和東盟的作用還會凸顯。下一個問題想問鄭永年老師。鄭老師，您剛才講的“G2”，可能大家會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有一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今在AI智能革命領域，“G2”現象是很明顯的。過去這些年，全球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和技術創新集中在中國和美國。在討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這一技術現象時，又出現一個矛盾性的話題，在今年表現得尤為明顯。過去我們總是認為人工智能的發明會給我們帶來便利，人們很樂觀，也樂于擁抱創新。但隨著2025年以來具身機器人的興起，如今已出現能夠跳舞、打拳擊、參與體育項目的機器人，人類普遍對AI進步的伴生風險，甚至對人類被替代的可能產生了更多憂慮。鄭老師，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應當如何既鼓勵持續創新，又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風險加以控制和防范，這兩者之間應如何實現平衡？

鄭永年：首先，關于人工智能，你說“G2”，我認為千真萬確。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技術和產能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

人工智能的治理模式現在大致有三種。一種是美國模式，完全“去監管”。美國在聯邦政府層面到今天為止沒有出臺任何針對人工智能系統的監管體系。過去拜登政府時期還下達過一個總統行政命令，現在特朗普剛重新執政就取消了這個命令。

歐洲模式是另外一種極端。歐洲人善于制定規則，所以歐洲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監管很嚴格，甚至可以說“把企業監管死了”，過度的監管導致很難出現有競爭力的企業和應用。

中國處于兩者之間，比兩邊都更好地處理了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但是我自己的判斷是，監管還是有點多，發展不夠充分。你去看美國的人工智能人才，大概有44%是華人，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應該不在少數。也就是說，可能因為美國“去監管”，使得中國很多落不了地的技術流向了美國。

王文院長說得非常對。這幾年，從Geoffrey Hinton等人的討論開始，人們越來越注意到人工智能的負面效應。我自己從研究互聯網到研究人工智能，以前我們稱之為“賦能”，現在我感覺人工智能的“去能”效應遠遠大于它的“賦能”效應。所以我用了一個詞，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而是Artificial Ignorance。

有三個“被”：第一個“被”，是越來越多的工作和活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第二個“被”，是“被殖民”。我最擔心的是，我們學美國、西方，吃飯、穿衣服互相學習都是可以的，但思維絕對不能完全一樣。現在人工智能對人類思維的“殖民”越來越厲害。大家去想一想，OpenAI跟DeepSeek，一個是美國的，一個是中國的，底層邏輯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同樣的一個——數學。這樣一來，以后的世界會非常boring，世界說同一種“語言”、按照同一種思維方式，沒有多樣性了，如果往極端一點說，這非常接近“人類的終結”。

第三個“被”更麻煩，尤其要重視，就是“被欺騙”。現在的deepfake（深度偽造）已經到了什么樣的水平？現在互聯網上可能有20%—30%的信息是人工智能產出的。再過五年，我推測會有80%的信息由人工智能產出。到那個時候，整個互聯網就將陷入混亂。

因此，我覺得美國模式在技術上很先進，但它只造發動機、不造剎車，總有一天會產生問題。歐洲模式則是只造剎車、不造發動機，也不行。像中國這樣，既造發動機，又造剎車，這種模式還均衡一些。

我最近也見到了一些美國學者，他們非常羨慕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好，還能監管人工智能，而美國政府現在沒有任何能力主導人工智能的發展，過于資本主導，我個人認為非常危險。尤其不要忘記，基辛格老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到中國來，他提到“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G2’談判決定世界的未來”，我相信這一點。

王文：您剛才講的問題非常重要。今年我的一些學生交的作業都是由人工智能寫的，讓我非常苦惱，未來這確實會是個很大的問題。關于人工智能，李校長，你有什么見解要補充嗎？

李君如：我插一句話。因為永年講到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講到了基辛格。2023年中美兩國元首會晤之前，兩國的智庫先進行了對話，我是中方代表團團長，美方的團長是基辛格博士。正式對話之前，我們視頻對話的時候，他提了一個問題：關于“人工智能條件下的世界戰爭預演”。等我去的時候，基辛格博士已經生病了，他的學生約瑟夫·奈擔任美方團長。約瑟夫·奈說，我的導師還是要我問你這個問題。

我當時說，人工智能目前處在“智”的方面的發展階段，智商能否超過人類，這是可以研究的。但我擔心的不是智商的發展，而是情感的發展。人工智能一旦具備情感，它的愛恨抉擇將會復雜化，甚至會導致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因此我說，從人工智能的角度講也好，從科技創新的角度看也罷，不僅要考慮“智”的方面，也要考慮“情”的方面，要讓它向善，而不是向惡。但是從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也好，推銷的人也好，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想法。

那次對話結束后，約瑟夫·奈轉告我，說基辛格博士很贊成我的看法：人工智能要秉持“向善”的原則，不能讓人工智能“有愛有恨”；如果它愛或恨某人，人類將面臨巨大危機。

王文：謝謝李校長！這個觀點也非常重要。一提起人工智能，我們有很多話題可以討論，再聊兩個小時都不夠，但我希望回到另外一個現在大家都很關心的熱點，就是俄羅斯。我要再隆重地介紹一下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先生。我認識他好多年了，他在俄羅斯非常重要，可能中國的讀者或者中國的觀眾不是特別熟悉他。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每一年的瓦爾代俱樂部年會，都是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先生主持的，他就坐在普京總統的身邊，主持普京和全球學者的對話，大概超過十年了。所以他應該很了解普京總統。盧基揚諾夫先生，我想請問您：普京總統到底是怎么樣設計新的未來多極世界秩序的？您有沒有在他身邊聽他講過未來的世界是什么樣子？您是怎么考慮未來這個新的多極化的秩序的？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要說讀他的心思，我肯定還不夠。當然，我會試著來解讀一下。如果可以的話，我想也提一下剛才非常有意思的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

我們需要把人工智能放在歷史視角中來看。這是第一次，一個革命性的、顛覆性的技術進步帶來了更多對未來的恐懼，而不是希望，因為人類還不了解終局會是什么樣子。如果所有的人工智能開發都是成功的，那么談到多極世界秩序——普京總統也經常談這個議題——在俄羅斯的政治領導人和學者中，有一個觀點：多極世界本身并不是一種秩序，而是一種環境。我們都生活在多極世界的環境中，但這并不意味著已經形成了切實的原則和規則。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可能解決之道也在于此。

這也就意味著，以前談到世界秩序的時候，二戰之后的世界秩序是以機構為基礎的。無論它奏效還是不奏效，我們都為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建立了這些國際機構。在冷戰中有一種世界秩序，在冷戰之后這種世界秩序又發生變化，但仍然是以國際機構為基礎的。

不過，這種框架現在開始坍塌了。我們可以批評特朗普政府要為此負責，但事實上，特朗普并不是根源，而是一種現象。真正的根源，是之前的系統內部早已出現了問題，直到演變至今。多極世界，我同意普羅迪先生所說的，我們現在又回到了“戰前的世界”，因為整個國際秩序不一樣了。中美兩國當然是大國，但是不可能由“G2”來單獨創造這個新的秩序。

王文：謝謝！剛才六位嘉賓講了一個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信任問題，無論是當下人類對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信任，還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信任，或者解決當下沖突各方之間的信任。我想向傅院長請教的是，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到過“信任赤字”，怎么樣去彌合未來國家之間、人類之間、人與技術之間的信任問題？

傅小強：謝謝！我認為還是要增加了解。現在世界要“讀懂中國”，如果世界都讀懂了中國的文化，我認為“信任赤字”就會大大減少。現在主要的一個赤字原因，是由美國毀約、退群所導致的“禮崩樂壞”。現在在中美競爭背景下——剛才講到了“G2”——我認為“G2”可能是一個中間過渡狀態，由中美競爭引導的格局，導致了很多赤字問題：南北之間的赤字、南南之間也存在著赤字。

我想，在聯合國框架之下，應該設立一個“大國信任重建工作小組”，由主要大國牽頭，對一些低政治敏感度的具體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網絡安全或者人工智能風險，進行具體治理，從這些方面積累信任，以具體成果來積累信任。

習近平主席講過：“信任是國際關系中最好的黏合劑。”我覺得只有通過持續的、務實的、創新的、在“小問題”上的具體合作，增強國家之間、人類之間的交流交往，才能為全球治理倡議注入新動力，為人類福祉開辟新的前景。謝謝！

王文：謝謝傅院長！剛才七位嘉賓講得非常好，我們延長大約5分鐘的時間，看看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可以舉手。

提問1：我想請幾位專家再繼續闡述一下，如果中國要發揮大國的作用，需要在新的時期向世界提供多少公共產品？謝謝！

提問2：我想問一下李君如校長，大家都知道數據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礎，我們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在網絡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者之一，我們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11月16日提出了《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合作倡議》，展現出了我們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網絡大國的擔當和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我們中國在未來的全球數據治理中應該做哪些貢獻？

提問3：我想請教鄭永年院長，您怎么看日本和中國現在的緊張關系？

提問4：各位專家好！我想問的問題是，我們國家正在推行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其他國家可能也在實現自己的現代化。從你們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國外的幾位專家，中國式現代化對你們國家是否有借鑒作用？另外我也想知道，我們的現代化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共同體？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否能帶動其他國家的現代化，相互促進？

王文：非常好的四個問題，羅馬諾·普羅迪先生，您先選一個問題回答。

羅馬諾·普羅迪：我們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分裂。與冷戰時期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經完全不同。在當前的格局下，中國有必要采取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對美國而言，其政策出發點也十分清晰。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人口眾多，雖然耕地面積僅占全球約7%，卻養活了如此龐大的人口。正因如此，我們需要全新的政策思路，這與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政策完全不同。

盡管權力集中的舊有形態仍然存在，但新的沖突不斷浮現，它們與舊式的大國關系模式并不相同。我認為，當前新的全球治理體系能否真正建立，關鍵取決于一個條件：那就是美國與中國之間能否達成共識。這一點至關重要。

王文：鄭老師，請您回答一下中日關系問題。

鄭永年：中日關系，不回答也不行，因為問題已經擺在我們眼前了。我的看法是，大家要理解歷史、要了解歷史。日本侵略的歷史從來沒有被徹底清算過，只是審判了幾個戰犯，它的人事、組織系統、意識形態，在冷戰發生之后，被保留下來了，從來沒有被清算過。所以日本總是會跳出來。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日本在二戰以后崛起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但從來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主權國家，是美國使它不完全擁有主權。它的安全和外交事務，都是美國說了算。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快速成長，又被美國打壓下去。所以80年代石原慎太郎這些右派人物提出“Japan can say NO”，那是對美國人說的。后來日本人發現，直接對美國說“No”，馬上就會被美國打壓下去。所以從小泉純一郎開始，到安倍，再到現在的高市早苗，不過是安倍路線的繼承者。他們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反中親美”，通過“反中親美”的方式來實現國家“正常化”。但它的真正目標還是美國，因為中國對日本其實沒有那么大的“管控力”。

所以我告訴美國人，日本一旦實現所謂“正常國家化”以后，將來如果再有大的沖突，未必是我們所說的那種傳統戰爭，而可能是“核珍珠港”。這一點我們要看清楚。

王文：是的，我也很同意。我曾與基辛格先生當面交流，如果日本有核武器，第一個投向的目標，可能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我是非常贊同這個判斷的。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我非常欽佩中國式現代化，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范例，也和中國文化密切相關。我們能夠想象，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到自己身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向中國的現代化學習，包括歐洲、俄羅斯和美國在內，都要學習。但歸根結底，我們要建立自己的模式。

哈桑：在發展和現代化這一問題上，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正在密切合作，特別是通過與中國之間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我認為，中國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慷慨地幫助我們。戰略性合作關系意味著我們在更高的層級上進一步擴大和加深雙邊關系，所以不僅僅是貿易，還涉及技術轉移、數字技術等議題。我們不斷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印度尼西亞和我們地區的其他國家，都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受益。比如說，在印度尼西亞，我們三年前建成了180公里的高速鐵路，將雅加達和其他地區聯系起來。但我們并不滿足，因為太短了，我們現在也開始進一步探索，已經開始了初步討論，如何能夠進一步延長高速鐵路，從而覆蓋整個爪哇島，這是我們的計劃。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和中國之間的合作。當然，不僅僅是道路和交通運輸領域，經濟方面等很多其他領域也是如此，非常感謝。

伊薩姆·沙拉夫：就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而言，通過這些全球倡議來看，實際上有兩點非常重要。首先，所有這些倡議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國文化的特征之中，包括和諧、和平、包容等等。其次，關于這些全球倡議，我相信，當美國和其他大國真正停止干預其他國家內政的時候，中國提出這些倡議的必要性才會減弱。在此之前，中國提出倡議是有其歷史使命的。

李君如：公共產品是中國對人類進步作出的貢獻，也是應盡的責任。有哪些公共產品呢？目前提出的四個全球倡議，就是我們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它們所追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本身也是一種公共產品。我們致力于做的，就是提供這些公共產品。

但另外還有一點，我們自己的經驗——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產品。這個經驗，我們可以向世界展示、貢獻，但是用不用、怎么用，由世界各國自己決定。因此，我們向世界介紹中國式現代化經驗的時候，總是講一句話：“我們不是要你們照著我們去做。中國革命的歷史已經證明，照抄照搬別國經驗是要吃虧的。但我們希望你們也能盡快找到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我們會把我們的經驗分享給你們。”這也是“讀懂中國”國際會議的主題“新布局、新發展、新選擇”當中的“新選擇”。這個“新選擇”我們反復推敲，其依據就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

為什么講“選擇”？我們介紹的這些經驗，不是要人家“照單全收”，而是供大家選擇的。因此，對于公共產品，國際社會若提出政策應該怎么去做，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是供大家使用的；而我們的發展經驗，是供大家選擇的。這兩大類要做一個區別。這是中國對世界應盡的責任，也是對人類和平與進步事業應盡的責任。

剛剛講到的命運共同體問題、數據治理問題，這些問題都非常深刻，也非常復雜。首先第一條，是對數據治理的認同與否——要不要治理？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向大會致辭，講到網絡空間治理的問題，有些國家就提出了異議，認為互聯網是“自由世界”，不存在治理問題。鄭必堅老先生此前講道：“現實世界、物理世界有治理問題，虛擬世界也有治理問題。無論物理世界、現實世界還是虛擬世界，都有人在其中活動，凡是有人類活動的地方，就有治理問題。”所以，習近平主席提出虛擬世界的治理問題，是正確的。同樣，數據治理首先要達成一個共識——需要治理。

這兩年，中國AI產品雨后春筍般迸發出來，AI的“幻覺”大家也注意到了。用DeepSeek去搜索很多東西都會出現幻覺。另外，AI造假也非常明顯。我自己就做過實驗：我和我夫人結婚50年時照了相，然后我用DeepSeek把它處理成兩個人做同樣的動作。我當時說“哎呀，我愛人太像我了”。如果我和其他同事的合影被人用AI“做個假”，你怎么看得出來？所以第一是AI的幻覺，第二是AI造假，第三是AI的侵權。數據到底是歸自然人所有，還是歸法人的、公司的，還是歸政府的？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徹底解決。

在中國，第一個對數據確權的，是深圳。深圳立法規定，數據權歸自然人所有，法人要使用數據必須征得自然人同意，政府要用，也要自然人允許。但是我知道，中國人一般對數據權的意識還比較弱。我們每天的行動幾乎都留下數據。比如我們在這里開會，數據就留下了：幾點鐘、什么人進了這個會場。這些數據是歸我個人的，還是歸這個酒店的，還是歸“讀懂中國”會議主辦方的？誰也沒有想過，因為還沒有被用來做壞事。如果用數據權來做壞事，那就不得了了。

另外，還有算力的問題。我是正式提出過不要過度鼓勵某些算力應用，可以用，但要審慎。因為目前的算力很多還是模擬型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數據。模擬是“生成—消失”的，用完就不存在了，但數據可以長久存儲。你的臉部數據可以存儲在電腦里，也意味著我可以用3D打印機把它打印出來，把你的臉打印出來以后，用你的人臉去做壞事。因此，我一直提醒，刷臉這件事情要嚴格控制。

數據治理，第一是是否要治理的問題；第二，既然要治理，就要確權，明確這個“權”是歸誰；第三，要有治理的數據法規；第四，要有專門的治理機構。我個人傾向于“數據必須治理”。但是全球數據治理問題更復雜，那就要討論全球治理體系，設立一個相應的機構來立法。

王文：好，謝謝李校長。李校長剛才講得太精彩了，剛才這一段完全可以作為主持人小結的開頭，非常重要。李校長剛才不斷地講“要治理、要治理”。“治理”這個詞，對應英文的Governance。而Governance這個詞在中文里還不僅僅是“治理”的意思，還是“管理”的意思，還是“管制”的意思。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亂，還是要管起來，而且要把它“好好管起來”。

而恰恰這就是剛才一位聽眾提到的——現在中國到底能給世界提供什么樣的國際公共產品——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不要以為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就是商品、錢、資助、援助，那還是基礎層面的。最重要的，還是李校長講的“思想層面”。中國是主張一個國家要管起來的、要治理起來的。但是這個觀念西方國家不一定都贊同。尤其是80年代以來，很多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觀念，是“不要管、要自由”，是“小政府、大社會”，是“市場說了算”。現在看來，這種觀念是有問題的，至少純市場主義、純自由主義的觀念是錯誤的。而這恰恰是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我們在更新世界的思想。

過去一個月我特別忙，他們經常問一個問題：“非洲怎么樣才能像中國那么富有？”我回答的第一條，就是要改變非洲人的觀念。中國為什么能夠富起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一開始就秉持一種理念，“致富是光榮的”。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改變我們觀念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現在我的結論就是：我們今天討論“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其實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一種非常重要的新思想、新觀念。那就是，過去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治理觀念可能存在問題，而中國提供了新的治理觀念，包括四大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等。這些理念的提供，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非常優良的全球國際公共產品。

而今天在“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我們來討論“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變局”——那就是中國正在努力用我們的觀念供給、思想供給，為全球治理作出新的貢獻。

特別感謝七位杰出的嘉賓、專家，為我們提供了杰出的思想。再次用掌聲感謝！我們今天的討論到此結束，再次感謝各位的聆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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