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急需實施“休養生息”戰略？

via：媧聲一片

2025年即將畫上句號。今年的出生人口會是多少？這個數字恐怕不容樂觀，目前的普遍預測落在800萬至900萬之間。新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之低的出生記錄。

一、出口人口800萬背后的意涵究竟是多么可怕？

許多人或許還沒意識到這個數字背后的意義是多么可怕，不少人覺得無所謂，反正中國人多的是。但在教育領域，寒意已然刺骨。幼兒園關停潮已悄然來襲，許多地方半數以上的幼兒園已經倒閉；小學一年級的新生入學率，即便是城市熱門學校也下降了三分之一，鄉村小學更是早已人去樓空。曾經被視為鐵飯碗的教師行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過剩危機，新生兒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減少的時候，學校和教師的存在便失去了根基。

教育業只是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沒有人意味著沒有消費者。當人口減少時，消費需求的萎縮將是全方位的，各行各業都將感受到像當前的教育業一樣無解的、必然的關門倒閉的痛苦結局。

我們常常談論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卻往往誤讀了其根源。常有人將其歸咎于1985年的廣場協議，但這并非歷史的全貌。事實上，協議簽訂后日本經濟仍持續增長了十年，直到1995年才開始真正的走下坡路。為什么是1995年？因為這一年，日本的勞動力供給首次由增長轉為減少。無獨有偶，作為鄰國，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在2012年迎來了同樣的拐點，此后我們超過8%的高速增長時代也隨之終結。直至2025年的今天，經濟增速一直在持續放緩，其底層邏輯正是勞動力供給一直在持續地收縮。每年300萬到500萬勞動力的減少，正是GDP增長損失的那部分。

總有人盲目樂觀地認為：未來有AI，有機器人，勞動力的缺口可以由技術填補。這種技術決定論不僅短視，更回避了問題的本質。AI可以替代勞動力，卻無法替代消費者，每一個勞動力也正是消費者，AI更無法替代民族和文明的延續。

正如偉大的哲學家盧梭說的，國家存在的終極目的就是維系其成員的生存繁衍，人口數量的增減是成敗的關鍵指標。生物的第一本能是繁衍，這本來就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然而現狀是，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已跌至1.0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附近，遠遠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所以我們講的不是簡單的人口增長放緩的問題，而是如何維系種群延續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最低存亡線的一半。

這種人口的萎縮的后果是毀滅性的。根據人口學家預測，如果無法扭轉這一趨勢，到2100年，中國人口可能僅剩3億左右。這意味著，現有14億人口基數中的近八成將自然消亡。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始終維持在22.2%，而1978年后到今天的四十年后，這一比例已跌破18%。這是中華民族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一方面我們生產了世界上最多的水泥、鋼鐵、船舶、手機和紡織品；我們建設了全球最密集的高鐵網和特高壓輸電線。然而，在人的生產這項最基本的使命上，我們卻陷入了不可持續的絕境。

試問，如果在未來的一百年里，我們作為一個族群凋零殆盡，那么即便擁有再多的機器人、再先進的AI，對于那消失的80%的人口而言，對于一個空蕩蕩的文明而言，這一切輝煌又有什么意義？即便你的孩子屬于那幸存的20%，你認為他們會愿意在有生之年，生活在一個不斷衰退、喪失活力的社會中嗎？

這種社會的圖景并非不可想象。從日本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影子——一個不斷老去、暮氣沉沉的社會，一切仿佛定格在1990年代。農村在衰敗，城市在收縮，人們逐漸麻木，對生活失去了熱情。因為所有的產業都在萎縮，一切都在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老。

更令人憂慮的是，我們的處境比日本更為嚴峻。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2024年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僅為0.72，而日本東京都當年的總和生育率仍有0.96。 何以至此？要知道，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國的近3倍。當世界上最擁擠的發達國家，其生育意愿都高于我們時，我們必須承認問題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

二、破除迷思：人口減少真的是“好事”嗎？

阻礙我們看清人口衰退巨大風險的關鍵因素，在于過去四十年來根深蒂固的認知慣性——“人口是負擔”。這種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思維定勢，讓我們在面對如今的危機時反應遲緩，甚至許多人潛意識里認為：人少了，競爭就小了，日子就好過了。

有人天真地認為：“人少點挺好的。以后孩子上學不用再求爺爺告奶奶搶學位了，城市地鐵也不擠了，房價也該跌了?！钡@只是硬幣的一面，而硬幣的另一面是慘痛的代價。

代價是什么？是百業蕭條，是市場需求的斷崖式萎縮，是失業率的高企，是隨處可見的廢棄學校、工廠和荒蕪的村鎮。

城市設施的便利是建立在人口規模效應之上的。當人口密度下降，公共服務的平均成本將急劇上升。最終，學校會因為生源不足而大量合并或關閉。原先可以在家門口上學的農村孩子，將被迫寄宿在遙遠的城鎮中心小學，過早地失去家庭的溫馨與陪伴。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輕松嗎？

請捫心自問：你更愿意生活在那個雖然擁擠、喧鬧，但所有人都眼中在放光、機會在涌動、一切都欣欣向榮的1990年代？還是愿意生活在一個雖然冷清、寬敞，但滿街老人、看不到任何增長希望的衰退未來？

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魔咒”：“今年或許很艱難，但它可能是未來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边@個魔咒的可怕之處在于，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雷霆手段進行干預，它可能在未來60年里的每一年應驗。

我們今天引以為傲的一切經濟成果，是建立在60年代至90年代這兩波“嬰兒潮”人口的基礎之上的。也正是這幾代人鑄就了今天的中國奇跡。

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新生人口已經斷崖式減少。當目前尚在支撐中國經濟的70后、80后一代人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而后續接班的00后、10后只有他們人數的一半甚至更少時，我們的養老金體系、醫療體系以及整個宏觀經濟、國防能力和綜合國力，將面臨何等驚濤駭浪的沖擊？

三、我們在系統性的懲罰生育孩子的家庭

面對斷崖式的生育率，主流輿論往往將其歸結為年輕人“觀念變了”、“貪圖安逸”。這是一種極其傲慢且不負責任的歸因。真實的答案很殘酷：在當下我國，生育不僅僅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更是一場針對家庭的時間與精力的極限消耗。

我們要誠實地、嚴肅地剖析以下幾個深層次的低生育率病因：

第一個病因：分配嚴重失衡，大眾無力撫養更多的孩子

生物學研究告訴我們，當一個物種為了生存必須耗盡所有能量時，繁殖功能就會被生理性抑制。生物會拒絕求偶，拒絕生育。直到大部分個體滅絕。這個一個非?？膳碌难芯拷Y果。這顯示了生物為了應對極限競爭所采取的自保措施：既然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已經沒有繁衍的可能。那么首先要節約能量的浪費，保證自己能夠生存下去再說。

我國的大眾收入分配目前存在嚴重的失衡。主要表現在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不高，企業和金融業分配太高。在勞動報酬中，占社會大眾主體的農業工商業勞動報酬比例持續下降，高收入集中在少數服務業、金融業，比如說互聯網服務業、銀行等。過去10余年當中，中國一直維持著40%以上的極高投資比。長期以來，我們在初次分配中過分強調資本積累和基礎設施投資，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流向了鋼筋水泥，流向了企業投資，唯獨沒有足夠地流回勞動者的口袋。這種極度的投資擴張，造就了世界最大的工業產能的同時，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這種只管生成不管分配的模式能持續多久？產品最終要賣給誰？我們拿什么去養育自己的后代？

*如表所示，我國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主要是因為企業收入占比太高。在初次分配中，我國企業部門占比近27％，是表中企業部門收入占比最高的國家，而美國這一比例只有約14％。即便是再分配后，我國企業部門收入占比也只下降到23％，這個比值與表中的國家相比仍然較高，美國這一比值只有12％，巴西這一比值為13％，且我國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的收入份額在這些國家中均較高。值得注意，在初次分配中，我國金融企業的收入份額最高，可能說明我國資本市場的要素扭曲現象較嚴重?？傊?，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收入份額偏低，而企業收入份額偏高，說明在勞資分配關系中，我國勞動者處于較弱勢的地位。引用來源1。

第二個病因：普遍的加班在耗盡人民的生育力

我們廣大的勞動者，面臨的不僅僅是低分配，同時也面臨嚴重的超時加班。996和超時加班已經從2000年時代的個別企業的特例，變成了許多企業的標配。有些知名企業的領導人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將其包裝為“奮斗文化”公開宣揚。這本質上是企業對人的再生產時間的非法侵占。生育需要時間，陪伴需要時間，甚至連談戀愛都需要時間。當一個人的時間被工作填滿，他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作為一個生物人的屬性，而淪為了純粹的工業燃料。

這種現象是市場經濟的無序競爭，是必須被管理的。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的競爭分為兩種，一種是向上競爭，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一種是向下競爭，壓榨工人工時，降低工價。在沒有法律強制的時候，而向下競爭往往會成為主流，因為更簡單、更容易。歷史已經證明完全沒有法律限制的市場競爭的最終形態——勞動者終日勞動卻食不果腹，工廠產品因為勞動者收入過低賣不出去，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最終導致蘇聯的誕生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羅斯?？偨y直接對資本家們挑明：“你們要么自行捐出50％的資產、來維持公共社會的運轉；要么，就等著面臨一場蘇聯式的革命吧！” 最終，資本家們選擇了前者。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禁止童工等勞工保護措施被法律強制實施。羅斯福用法律手段來禁止向下競爭，從而挽救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

請記住，保護勞工的法律本質是保護企業的。因為如果不從法律層面強制企業禁止壓榨工人，那么必然有人去這么做，最終所有企業都這么做。那么后果就是沒人能買得起產品了！經濟循環最終會崩潰。我們的企業家要眼光放長遠，認識到向下競爭的危害，絕對不能去鼓吹。我們的勞動部門要加強執法，來強制約束不合規企業的行為。如此以來，我們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轍。我們的大眾才能有時間去完成最重要的生育繁衍的工作。

第三個病因：最低工資失靈，無法促進經濟發展

最低工資不僅僅是保護勞工分配的基本措施，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但是我們的最低工資長期調整緩慢，已經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抑制器。首先，我們的最低工資標準長期在低位徘徊，難以覆蓋一個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成本。這導致的結果是工作貧困，即便拼命工作，也僅能維持自身的生存，根本無力承擔繁衍的成本。我們的最低工資水平約相當于人均GDP的27%，而以德國為例，最低工資水平相當于人均GDP的47%，由此可見，我們最低工資水平是嚴重偏低的。我們的最低工資水平需要提升到約4000元附近才能維持家庭的運轉。

以前我們的邏輯是，較低的最低工資水平，有利于降低成本，利于出口。即便我們不去討論這種做法的優劣，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那時候我們的出口占GDP比例超過50%，而現在我們出口比例已經降低到20%。即使過去的理由是對的，現在也過時了。我們不能為了保住那20%的海外市場，而犧牲掉80%的內需市場。要刺激內需市場，我們就必須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也就是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資的水平。

長期的低水平最低工資在經濟層面最大的危害是導致內需不足，工廠倒閉，失業增加，經濟危機。而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將提升大眾的消費能力，擴大內需，增加就業，經濟得以循環發展。我們需要在經濟增長之后，及時的同步提高最低工資，這樣產銷才能保持平衡，不斷的互相成就，促使經濟能進入“收入提升-消費增加-經濟增長-收入提升”的循環增長。

第四個病因：錯配的住房和城市規劃思想

我們的住房策略是另外一大錯配：密集的公寓樓，普遍60-80平米的戶型，本質也是為一胎化社會定制的。這種規劃默認家庭只會生一個孩子，多一個空間就變得捉襟見肘。活潑好動的孩子成為上下層鄰里的糾紛源頭。但是歐美和日本，擁有孩子的家庭一般都是住在獨立屋、排屋或者一戶建的住宅，類似于中國稱為別墅的房屋類型中。公寓樓是給沒結婚的青年準備的。就是像日本這種3倍于中國人口密度的國家，家庭也多是住在獨立的一戶建中。是我們的土地不夠嗎？絕對不是。根本的原因是我們認為自己的土地不夠，而不是真的不夠。

從1979年到2010，中國新增的城鄉建設土地面積僅為0.6億畝多一點不到0.7億畝，這涵蓋了所有住宅及工商業需求。而與此同時，我們光退耕還林就搞了3億畝以上。問題就在這里 。我們長期被“人口爆炸論”和“資源枯竭論”的教條所束縛，缺乏理性的審視，導致城市規劃密度極高（1萬人/平方公里），人為制造了“土地貧瘠”的假象。這種極端的用地策略，推高了生活成本，扼殺了工商業活力，更從物理空間上閹割了多孩家庭的生存土壤。我們禁止了建設獨立屋，即便是基層縣市。

雖然我們擁有廣袤的國土和大量宜居的土地，我們思想上卻徹底的貧瘠，我們認為自己這也不足，那也不足，糧食不足，水也不足。反正都是不足。事實呢？如果你計算過事實你將大吃一驚，我們14億人口全部住獨立屋也只需要6萬平方公里折合0.9億畝土地。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被國際上一些道貌岸然、居心不純的組織精心編制的理論大網給困住了。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太單純，太相信所謂西方專家的話了。他們說我們人口爆炸我們就信人口爆炸，他們說我們資源不足，我們就是資源不足。我們未經慎重的審視，就輕易了照單全收了西方專家的藥方。

我們的人均城鄉建設用地面積只有146平米（且農村宅基地比例高），和四倍宜居人口密度的日本一個水平。這種極其吝嗇的城市用地策略是非常不合理的，缺乏正確的戰略考量。其后果是1.0的超低生育率、交通擁堵、住房擁堵、昂貴的工商業土地成本。這種用地策略，不僅限制了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抑制了了人口的發展。世界還有一個國家家庭普遍住在公寓樓上，那就是韓國。截至 2022 年，韓國所有家庭中居住在公寓的比例約為 52.4%。韓國生育率是多少？0.7。我們現在的用地策略是不可接受的，這種策略會把我們自己困死。

過高的規劃密度導致城市擁擠不堪，住房價格長期偏離實際價值。導致城市病嚴重，嚴重壓制了婚育意愿，普通人更體會到人多是痛苦的感受，但是他們不明白這是規劃思想錯誤，而不是真的中國土地太少或者人太多。這極具誤導性。這讓國人陷入泥潭但是難以找到自救的方法。

*廣州獵德新城的高密度住宅（回遷房），人口密度高達2萬人/平方公里。按這個密度，45萬平方公里可以把全球90億人都住進去。

第五個病因：為一胎化定制的社會：讓多生多養育變得舉步維艱

不僅僅是城市規劃，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社會服務，在過去四十年里都是圍繞中國城市“資源不足”“只生一個好”甚至“少生孩子多修路”的邏輯進行優化的。這種慣性導致了基礎設施與多孩需求的嚴重錯配。

最顯眼的一個例子，孩子上學接送難題與校車的缺失。我們默認一家只有一個孩子，所以我們沒有校車，讓家長自己接送。這是為一胎社會定制的。當你有兩個、三個孩子的時候，接送小孩上學放學變成了靠夫妻兩人難以完成的任務，這就是問題。在歐美日韓，甚至是印度校車是義務教育的標配。而在中國，家長們不僅要面對高強度的工作，還要在下午4點5點去接孩子放學。這在邏輯上是死結。如果沒有老人犧牲晚年生活來填補這個真空，雙職工家庭根本無法運轉。根據一項研究，光父母接送小孩一項，造成的中國社會成本就超過1萬億人民幣每年。如果配備校車，可以節約一半以上的成本。

*校車缺失。小車擁堵。自行車電動車違法。公交耗費大量家長時間。中國很多城市沒有為接送兒童上學放學提供解決方案，特別是多孩家庭接送方案。生育友好更無從談起。（圖片為自攝）

如果說接送是體力的消耗，那么現在的普遍的家校合作模式則是家長精力的掠奪。我們的教育系統默認家長有無限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學業中：批改作業、做手抄報、各種APP打卡、協助學校維持秩序。這種模式的底層邏輯是“精養一個孩子”——六個大人圍著一個孩子轉，精力是過剩的。但對于多孩家庭，這種要求是非常不合理的。當兩個、三個孩子的家長群消息狂轟濫炸時，連作為知識分子的父母都會崩潰。夫妻為完成老師布置的教育孩子任務產生糾紛而離婚的，都屢見不鮮。教育責任的家庭化，本質上是公共教育職能的缺位和轉嫁，它讓多生在這個社會變成了痛苦和艱巨的任務。

四、福利沙漠：公共財政在家庭支持上的長期缺位

長期以來，我們的財政支出偏重于基建和投資，而在家庭福利上的投入幾乎是零。在歐洲，國家通過高額的兒童津貼、稅收減免來分攤家庭的養育成本。而在中國，生育成本幾乎完全由家庭內部承擔。我們對全職父母是漠視的，我們缺乏對全職主婦（或主夫）的財政認可。在現行社保體系下，脫產育兒意味著中斷社保、失去收入來源、喪失職業競爭力，意味著沒有醫保、沒有養老金、沒有收入！這種高昂的機會成本，讓無數女性放棄了多生養。這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生育懲罰機制”。在這種機制下，指望生育率回升，無異于緣木求魚。

但是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最低總和生育率是2.1，否則就會走向消亡，這就要求已婚的夫婦平均至少要生育2.1個孩子。由于不婚率、不孕率，只想生一個的兩個的，我們如果不能讓大多數家庭輕松生養3-4個以上的孩子，想達到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不可實現的。而一個家庭生養3到4個孩子，意味著有人必須全職?，F在的情況是我們的工資水平低，單靠一個人工作養活不了一個最基本的1孩家庭，更不要說養育3個4個孩子。一方面我們擁有這個行星上最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卻因為我們的民眾養活不起一個家庭而面臨人口崩潰。這是荒謬的！以現在的自動化水平和生產率水平，完全足以實現一人工作供養全家，問題就在分配上，使得工業能力無法得到釋放。

如果我們的社會，不去解決這個問題，不在分配上大幅度的向養育孩子，特別是養育多個孩子的家庭傾斜，消亡只是時間問題。這是比登月、比任何問題都重要的問題。任何財政項目都必須為撫養孩子的家庭讓路。否則一切最終會成為泡影。

最近，對家庭的支持開始有所起色，比如現在每生育1個孩子能領1.08萬元的補貼，同時還提出了投資于人的口號。這個趨勢非常好。但是支持力度和速度，對比即將面臨的人口懸崖來說，還遠遠不夠！

五、社會性抑郁。經濟、生育面臨雙重挑戰

我們必須直面房間里的大象：我們正身處一場嚴峻的經濟危機之中。

如果我們誠實地回顧，會發現2020年的經濟基本面似乎都比現在要從容得多。而今天，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空氣中彌漫的寒意：商品滯銷、工廠倒閉、失業率攀升、收入下降。

但這只是表象。這場危機最深層的根源，不在于缺錢，而在于缺信心。我們整個社會，實際上陷入了一種集體的精神創傷和社會性抑郁之中。

過去幾年的經歷，給大眾心理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疤痕。人們對未來的確定性失去了信心，安全感被擊穿。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大眾的本能反應是蜷縮：

消費降級：能不花錢就不花錢，節衣縮食過冬。

防御性儲蓄：即使有錢也不敢投資，全部存進銀行以備不時之需。

躺平心態：既然努力無法獲得預期的回報，不如停止奮斗。

這種全民性的蜷縮，導致了可怕的經濟的死亡螺旋——通縮：大眾不花錢 -> 企業賣不掉貨 -> 工廠裁員倒閉 -> 大眾收入減少/失業 -> 更加不敢花錢。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死結。

面對老齡化和經濟下行，我們現在的某些政策——比如延遲退休，實際上是在傷口上撒鹽。 告訴一個已經疲憊不堪、對未來充滿焦慮的年輕人：“你必須工作到65歲甚至更老”，這會帶來什么后果？只會加重他的絕望感。這讓他覺得苦日子沒有盡頭，從而進一步抑制他的消費欲望和生育欲望。 這是在用制造焦慮的方式來解決焦慮，結果只能是飲鴆止渴。

我們必須從根子上解決問題。應對老齡化的正解絕不是延遲退休，而是刺激生育；應對經濟危機的正解絕不是讓大家更辛苦，而是讓大家休養生息。

六、行動綱領：讓中國“休養生息”的六大戰略倡議

為了避免中華民族在21世紀陷入不可逆的衰退，我們必須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實施一場以“還富于民、還時于民、支援家庭”為核心的新時代的休養生息戰略。為此，我提出以下五大具體倡議：

倡議一：制定以保人口基本增長為目標的基本國家戰略

過去我們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顯示了我們國家體制強大的動員能力。今天在面臨最嚴峻的國家基本目的無法實現的危局時，我們應該把所有工作的重心調整到保2.1的最低世代更替率的生存之戰上。我們應該提出以“人口可持續”為最基本的國家戰略目標。動員社會一切的資源和能力，設定目標，分解任務，力圖在一個較短的十年內扭轉人口負增長的趨勢。將總和生育率提升到2.1以上。這是關系到我們國家未來100年興衰的大事。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更重要、更有意義了。

只要能解決生育率的問題，解決人口危機，那么我們其他的問題也將順帶解決，比如經濟不景氣的問題、住房問題、教育問題。因為人口問題是皮，其他問題都是毛。皮在毛在。皮不在，一切都不存在。歸根結底我們就三件事：第一、讓人民活著。第二、讓人民繁衍；第三、讓人民活的好。我們錨定這三件事，就一定不會走錯路。

倡議二：實施“工時嚴守”戰略，讓大眾有時間婚戀、生育和培養下一代

我們必須堅守每周40小時的工時底線，嚴格限制加班。勞動部門對違法超時加班必須從過去的被動受理變為主動出擊。對非法行為進行有效的懲罰。任何企業不得以“奮斗”為名強制或變相強制員工超時工作。

節假日保護：在節假日，必須嚴格實行雙倍甚至三倍的薪資制度，減少不必要的節假日勞動，杜絕用“調休”來糊弄假期的行為。這在歐美發達國家是基本的操作。

倡議三：啟動“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重塑內需引擎

最低工資掛鉤機制：制定明確的路線圖，在未來五年內，將各地最低工資標準逐步提升至當地人均GDP的45%-50%。目標是將一線城市最低工資提升至5000元以上，一線以下提升到4000元以上。

這種全國普遍性的工資上調，將有效提升大眾的收入，擴大市場需求，繁榮經濟，讓中國經濟走出目前的困境，進入產銷兩旺的良性循環。

只有通過經濟方法讓人們看到希望，人們才可能為未來下注。

倡議四：推行“新住房改革”，打破土地供應的教條主義

解綁土地供應：徹底破除“土地資源不足”的認知迷障。大幅增加大中小城市的住宅和工商業用地供應。降低土地成本，降低工商業成本，降低家庭的成本。

讓“有天有地”成為標配： 城市規劃密度從過去的1萬人平方公里，削減到3000人平方公里，充分發揮我國地大物博的優勢。未來的土地供應不能再是過去密集的公寓樓模式，而應以獨立屋為主。允許和鼓勵建設聯排、獨棟等低密度、帶院落的住宅。

具體目標：制定明確計劃，讓70%的有孩家庭在未來能住上獨立屋。確保每個住宅都有容納3-4個孩子的空間。

倡議五：實施“家庭減負工程”，國家承擔育兒基礎設施和資金

首先是國家實施校車計劃。將校車服務納入義務教育法定范疇。由財政出資，建立覆蓋城鄉的標準化校車網絡，徹底解決“接送難”這一阻礙雙職工生育的最大痛點。

嚴禁學校將教育責任轉嫁給家長。學校應提供靈活的延時服務與家長的下班時間銜接。

取消淘汰制的中考機制。國家提供5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職校）的11年制義務教育制度，減緩家長教育焦慮。

全職父母社保制度：承認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國家應為生育三個以上孩子并培養成人的全職父母（主婦/主夫）提供基本的最低工資和養老金。

真金白銀的補貼：為每個孩子提供免費教育和低廉醫療保障。建議每個孩子每月發放800到1000元的補貼，直至18歲；考入高等院校的，再延長4年。

目標：讓養育孩子不再需要父母額外掏空積蓄，有效解除生育的后顧之憂。

倡議六：實施國家級修養生息戰略

為什么說“休養生息”的一攬子計劃是當前經濟的唯一救星？ 因為這不僅僅是生育政策，更是一場強力信心的注入，是一劑國家的“抗抑郁藥”。

發錢：是為了修復大眾的資產負債表，告訴人們國家為你兜底，讓你敢于打開錢包。

縮短工時：是為了修復大眾的身心健康，讓人從異化的工具人回歸為有血有肉、有消費欲望、有生活情趣的“人”。

鼓勵生育：是為了修復大眾對未來的信仰。孩子是未來的象征，當人們愿意生孩子時，說明他們相信明天會更好。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但信心不會憑空產生。信心來自于真金白銀的投入，來自于寬松環境的滋養。

只有當國家采取果斷措施，通過巨大的財政擴張和制度改革，切實減輕每個家庭的重擔，撫平人們內心的創傷，大眾才能從抑郁中走出來。只有當人們不再恐懼失業、不再恐懼養老、不再恐懼高昂的育兒成本時，被壓抑的消費潛力和生產活力才能如火山般噴發。

所以，休養生息，是救人口，更是救人心，救經濟。這不是一種福利施舍，而是為了重啟中國經濟發動機所必須按下的那個重啟鍵。

因此，建議國家從運用長期貨幣工具，全民每人發錢5000-10000元。這不僅僅是改善居民的負債表、增加市場流行性、促進消費、解決很多家庭的燃眉之急的措施，更是一次全民狂歡，可以讓人民重新感受到快樂！同時，考慮實施黃文政博士的的基本收入計劃。徹底地消除人民對未來、為AI、對不確定的擔憂。讓人民真正走出低谷、敢于拼搏、敢于投資、敢于花錢。

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斷臂求生

有人會問：實施這些戰略需要巨大的財政投入，錢從哪里來？會不會拖累經濟增長？這種疑問本身就陷入了舊時代的邏輯陷阱。我們必須明白，在人口懸崖面前，算小賬是死路一條。如果因為舍不得財政投入而導致族群消亡，那么積攢再多的外匯、建設再多的高樓，最終都將成為無主的廢墟。

同時，如果我們不能快速的解決這個后繼無人的問題，我們的經濟也必然將陷入泥潭不可自拔。因為沒有人，就沒有生產力，沒有消費，沒有產品和服務。如果我們現在不花錢去解決這個最大的問題，那么未來我們將再也沒有錢去解決任何問題。我們要趁著70-80后嬰兒潮世代人口還沒有退出之前，做決斷的、最后的、最大的努力。

另外，我們需要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資助家庭生孩子是一筆穩賺不賠的投資。假如我們按照倡議每個孩子資助每月800-1000元到18歲，其本質是我們拿一個人的平均GDP（2024年中國人均GDP約9.5萬）的1/10左右資助一個孩子每年的生活費用到他18歲。我們的回報是什么？我們的回報是人一生為社會創造的GDP（平均GDP并不區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按人均壽命78歲計算，我們按上述額度資助一個孩子生活到18歲，也僅僅相當于一個人1.8-2.3年的GDP，我們的回報率是驚人的34-40倍左右！所以千萬不要害怕在投資孩子上花錢太多，我們應該擔心的這筆錢花不出去怎么辦！

休養生息，不是躺平，而是為了蓄力；不是倒退，而是為了回歸文明的常識。

當中國的一對普通夫婦，每天只需工作8小時，就能靠一份工資體面地養活三個孩子，住進寬敞的房子，看著孩子們坐上免費的校車去上學時——中國的生育率危機自然會迎刃而解，中國的國運也必將迎來真正的復興。

這一切，取決于我們今天的選擇。是繼續竭澤而漁，還是休養生息？歷史正在等待我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