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寓言——《死亡競走》

行走的寓言——《死亡競走》

今天聊聊美國電影《死亡競走》。

片名The Long Walk(2025)，別名大競走(臺) / 漫漫長路。

本片由弗朗西斯·勞倫斯執導，改編自斯蒂芬·金早年以理查德·巴赫曼筆名發表的小說。

故事設定在經歷過戰爭、經濟凋敝的極權美國，每年會舉辦一場“死亡競走”。五十名通過抽簽選出的青少年參加這場致命的步行競賽。

五十名通過抽簽選出的青少年參加這場致命的步行競賽。他們不能停下，不能休息，不能減速。一旦速度低于每小時三英里，警告聲就會響起。三次警告后，槍聲將終結一切。

唯一的獲勝者將獲得巨額獎金和一個愿望，其余四十九人則死亡。

影片對原著進行了一些關鍵改編。步行速度從原著中的四英里每小時降至三英里每小時，斯蒂芬·金本人認為原速度不切實際。參賽者人數從一百人減至五十人，每個州一名代表，這讓角色更加鮮明，故事更加緊湊。

最大的改變是結局。原著中，加勒蒂是最后的幸存者，蹣跚走向一個只有他能看見的黑暗身影。電影完全改變了這個結局，影片中加勒蒂為了麥克維主動犧牲自己，而獲勝的麥克維用他的愿望換取了一把槍，射殺了少校。

導演勞倫斯對此的解釋是：“你不希望一個為復仇而參賽的人獲勝，因為這根本不是故事的主題，故事的核心是犧牲與愛。”斯蒂芬·金認可了這個改編，他認為新結局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內核。

這里設定的三英里每小時步行速度是24小時不間斷的。要知道，一個處于正常睡眠狀態中的人，不可能有意識地保持每小時3英里的行走速度。

睡眠的本質是意識和感知能力的大幅關閉。當進入睡眠狀態，大腦不再有意識地控制身體進行復雜的、有目標的行為，更不可能維持特定的行走速度和方向。

而保持行走速度正是電影規則中最殘酷最核心的設定之一。電影并沒有違背生理常識，它的設定是參賽者根本不被允許進入真正的睡眠狀態。參賽者只能通過一些極端的方法來應對。比如以“半夢游”狀態行走，意識短暫關閉幾秒鐘，身體靠著慣性、肌肉記憶和同伴的幫助繼續機械地邁動雙腿。

最主要地則要依賴團隊協作，參賽者們會結成互助小組，一個人快要睡著時，兩邊的同伴會架住他的胳膊，拖著他繼續前進。

《死亡競走》表面上是一個生存驚悚故事，內核是對戰爭、暴力和體制的批判。

小說寫于越南戰爭時期，雖然斯蒂芬·金曾表示沒有明確的創作意圖，斯蒂芬·金曾說：“我寫的是殘酷的東西，19歲的憤世嫉俗。”但故事不可避免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焦慮。

年輕男孩被送入一場他們不完全理解的致命競爭中，這不正是那個時代的越戰么。

影片里，士兵們面無表情地舉槍，路邊的居民沉默地圍觀，甚至有人拿著相機拍照。這些年輕人的死亡，成了一場全民圍觀的奇觀。就像越南戰爭里，那些被送上戰場的年輕人，他們的犧牲被包裝成愛國，可背后不過是權力的游戲。

半個世紀后，影片保留了這種寓言性，讓它與當代觀眾產生共鳴。在一個貧富分化嚴重、階級固化的社會，年輕人被迫內卷，參與殘酷競爭以求生存，這不正是現實的折射嗎。

馬克·哈米爾一反天行者的光明形象，將少校演繹得冷酷而克制。

他不是咆哮的暴君，而是沉默的執行者。他不需要喊口號，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壓迫的化身。

他的眼神里沒有殘忍的快感，只有一種機械的服從，他不是瘋子，而是體制的零件。

導演勞倫斯曾執導多部《饑餓游戲》電影，對這類題材駕輕就熟，但他沒有重復自己，而是選擇了更為克制和深刻的方式。

《死亡競走》沒有華麗的場景和復雜的特效，它的力量來自于簡單前提下的情感，鏡頭緊貼著這些行走的男孩，記錄他們從充滿希望到精疲力盡的過程。

影片注重細節描寫，隨著步行里程增加，演員的外形發生著變化。他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臉上寫滿疲憊，腳步變得蹣跚。當一個男孩扭傷腳踝，你能清楚地看到腳部不自然的彎曲。這些細節累積起來，創造出一種難以忍受的真實感。

《死亡競走》不輕松，而是讓人不適，讓人思考，讓人質疑。在充斥著超級英雄和特效大片的時代，《死亡競走》回歸了講故事。

它就像影片里那條望不到頭的公路，直白、單調，帶著一種讓人喘不過氣的壓迫感。它依靠角色和情感，而非視覺奇觀，它相信觀眾有足夠的智慧理解其中的隱喻，有足夠的情感與角色共鳴。

這些男孩在極端環境下仍然選擇善良，選擇友誼，選擇為彼此犧牲。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人類的精神依然能夠閃耀。這或許就是斯蒂芬·金作品經久不衰的原因，他總是在恐怖中尋找希望，在絕望中發現善良。

腳步丈量極權，

死亡定義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