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妻子和一個賣淫的妓女有什么區別？

從母系到父權：恩格斯眼中的女性處境與解放核心

一個妻子和一個賣淫的妓女有什么區別？有位神秘人曾這樣回答：妻子和妓女的不同之處，只在于妻子不像妓女那樣按次數出租自己的身體，而是把身體一次性“出賣”，淪為依附者。張愛玲也說過，若結婚是為了維持生計，那婚姻便是長期賣淫。

今天我冒了不小的風險聊這個話題，畢竟我的粉絲85%都是男性。你或許會想，我是不是要為女性發聲、刻意制造性別對立？其實不然，今天我們核心思考兩個問題：一是人類如何從母系社會女性當家的局面，轉變為父權社會？二是女性從根本上實現獨立的先決條件，到底是什么？

說出開篇那句話的神秘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恩格斯。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關于女性社會地位的觀點，深刻影響了后世女性主義者。這本書里，恩格斯詳細闡述了人類從母系社會走向父權社會的關鍵邏輯，他認為，這一轉變的根本動力，是私有制的產生。

在原始共產制的母系氏族社會，生產力水平極低，實行群婚制，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在社會中擁有崇高地位，主導著氏族運轉。隨著生產力逐步發展，尤其是畜牧業、耕犁農業出現后，男性憑借體力優勢，逐漸成為財富的主要創造者與占有者。而核心規律的是：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就掌握社會權利。

男性掌權后，為確保私有財產能傳給親生子女，婚姻形態從對偶婚逐步過渡到專偶制（即一夫一妻制），但這種婚姻是以丈夫支配妻子為核心，女性被束縛在家庭勞動中，母系制度也隨之慢慢被推翻。由此可見，男性推動生產力發展、掌控生產資料后掌握權利，最終確立了父權社會。

再看第二個問題，恩格斯在書中明確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歸到公共事業中去；而要實現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屬性。這里藏著兩個核心重點，缺一不可。

第一個重點是“女性回歸公共事業”。所謂公共事業，本質就是生產勞動，放在當下，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參與社會工作。只有投身生產勞動，女性才能實現經濟獨立，進而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塑造以自我為核心的主體意識，擺脫對他人的依附。

第二個重點是“消除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比如古代男耕女織，工廠出現前，工人需將生產資料帶回家勞作，家庭本身就是生產單元；如今家庭生產功能大幅弱化，但家務勞動、撫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工作，雖不直接創造市場商品，卻是維持人口穩定、支撐社會經濟運轉的基礎。而家庭的這種經濟屬性，恰恰將女性禁錮在私人領域——這類私人服務無報酬、脫離社會協作，也讓女性更依賴家庭結構，難以走出私人空間。因此恩格斯建議，將家庭事務社會化，比如完善養老服務機構、普及兒童教育設施等，減輕家庭的經濟功能負擔。

說到底，恩格斯批判的核心是私有制這一社會經濟結構：正是私有制顛覆了母系社會、確立了父權社會，才催生了這種束縛女性的家庭經濟模式。所以性別壓迫的根源，并非男性個體的道德敗壞，而是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失衡。

放到當下，即便家庭仍有大量勞務需求，但多數都能通過社會服務找到替代，女性已沒有無法參與社會勞動的合理借口。不過現實中，部分女性一方面不愿主動投身社會勞動，另一方面又對自身處境不滿；而極端女權則習慣將問題個人化、道德化，把矛頭指向全體男性，將壓迫歸咎于男性群體的自私、暴力與邪惡，她們追求的并非性別平等，而是女性壓制男性的復仇式特權。

但只要看懂當下經濟制度的結構性不公就會明白：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其實都在失衡的社會規則里，既可能是被壓迫者，也可能無意間成為壓迫鏈條的一環。問題的根源在規則本身，而非極端女權所指責的“男性群體人品問題”。真正的性別平等，從來不是性別對立后的一方壓制另一方，而是打破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讓男女都能在公平的環境里，實現自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