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改革”：被誤解的太深，難怪雍正歷史評價不高

關于雍正，在如今很多人的眼里，大概可以用“改革皇帝”這四個字概括，因為“改革”，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于是遭到很多詆毀，進而歷史評價不高。

問題在于：康熙時期年羹堯提出“耗羨歸公”（火耗歸公，雍正改革政策之一）之議時，康熙卻說“朕若批發，竟視為奏準之事，加派之名，朕豈受乎”，顯然是康熙認為火耗歸公對名聲不好，是一惡政，但雍正登基后就推出“火耗歸公”，既然如此，雍正真能當得起為國為民謀福的“改革皇帝”的美譽嗎？

接下來，不妨看看雍正三大改革政策，看看到底能不能當得起“改革皇帝”之美譽，看看到底是不是為了底層百姓，看看歷史為何對他評價高，看看影視有沒有美化他！

首先，攤丁入畝

所謂攤丁入畝，就是將“丁銀”納入田稅之中，而丁銀長期被認為是“人頭稅”或“人口稅”，因此攤丁入畝被視為廢除了長達2000年的人頭稅，是一件舉國歡慶的善政！但真相真是如此嗎？

古代農民主要有兩種稅，一是田稅，一是徭役（成年男丁的無償勞動，注意是成年男丁）。薛理禹的《明代丁銀源流考》中說的很清楚：明代中前期沒有“丁銀”一說，那時征的是徭役，中期之后逐漸將徭役折算成了銀錢，一部分派入田畝，一部分按丁派征，尤其張居正一條鞭法后，就慢慢出現了“丁銀”。但各地要求不一，比如有的地方以田折丁，以至出現“半丁”，就是減半征銀。

因此，明朝丁銀不太正規，可操作空間大，即便張居正一條鞭法后，因為明朝“黑戶”太多，實際丁銀征收也是困難重重。到清朝之后也一樣，摸不清人口數量怎么征收？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推出“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就是不管人口增長到多少、將丁銀鎖定在300多萬兩，對比明朝財政收入，這個數據已經很高了。

雍正之后，推出了“攤丁入畝”（不是政策創新，明朝已有部分區域實行過），就是將“丁銀”折算到田賦中，不是廢除，理論上是田多者多交稅、無田者不交稅。但無田者或少田者怎么吃飯呢？得租種地主的田，那么這筆實際存在的“丁銀”，會是誰來交呢？毫無疑問的是，最終這筆“丁銀”還是落到百姓頭上，且還推翻了康熙“永不加賦”的承諾。

除此之外，明朝中央地方分賬大致是五五分，清朝是八二分，中央拿八成。問題是，原本丁銀作用之一，就是官府將徭役折算成錢，然后拿錢找人干活，現在地方錢少了怎么辦？答案當然是百姓還得再一次被征收徭役。比如山東地區“每畝加征三分”，佃農租米被迫多交半斗，導致“歲終無存糧者十之五六”。

至此，攤丁入畝對清廷來說是善政，財政增長了；對大地主來說，損失不大，甚至還能從中撈一筆；但對富農自耕農佃農來說，無疑增加了負擔。由此，再看一些歷史評價，只覺得讓人費解，比如攤丁入畝減輕了無地人口的負擔、讓稅負更公平，那么無地人口吃什么呢？難道無地者不需要租種地主的田地，難道地主會主動承擔“丁銀”、而不轉嫁？

其次，士紳一體當差納糧

界面新聞文章《雍正對縉紳特權的打壓為何失敗》中指出：清廷用的是“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紳衿里民，一體當差”、“紳衿錢糧，按限催比”、“紳衿里民，完納錢糧”這樣的用語；同時，雍正提及“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次數并不多， 清廷更沒有將它作為整體條令來下發。因此，實際對象不是“官紳”，而“士紳和百姓”。

在許多文章中，說明朝士紳不用交田稅（納糧），其實是錯誤的，比如晚明江南很多豪族欠田稅不交，但“欠”不正說明需要納糧的嗎？只不過朝廷拿他沒辦法，因為豪族與官員互相掩護，這是明朝財政危機的原因之一。

對于士紳，明朝規定是“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也就是說，田稅該交還是要交，免除的是徭役稅。

因此，所謂納糧問題，顯然不能算是“新政”，歷朝歷代都不會允許士紳都不納糧，重點在于清理拖欠，以及查清楚士紳的一些“隱田”，然后對其征稅，這一點歷朝歷代都在做，明朝張居正清丈田畝就是手段之一，雍正在這方面沒什么特別手段。

談完納糧，接下來談“一體當差”，就是士紳也要交徭役稅。

上文可知，攤丁入畝中的“丁”，其實就是將徭役折算為銀錢，打包在田稅里一起繳納。因此，別管士紳拖欠或隱田如何，理論上是大家都已交過徭役稅，再來“一體當差”豈非重復計稅？

由于雍正攤丁入畝之后，丁銀納入田稅、八成上繳中央，這就導致地方財政危機。比如當時河南維修黃河工程，但地方缺錢、無法支付民工工錢，于是要求“每田百畝，出夫一名”，相當于額外又征收了徭役稅。

由于這一政策問題太多，連地主階層都不支持（清朝官員可以此公然敲詐地方士紳，其他兩項不存在這個問題），最終只在田文鏡管轄的河南實行，并未全國推行，且乾隆上臺后就廢除了“士紳一體當差”的政策。其實，缺乏配套政策的情況下，如果繼續實行，最終還是會被轉嫁到最底層的百姓頭上，再一次增加百姓負擔，更會激發矛盾，所以才會很快廢除。

第三，火耗歸公

所謂“火耗”，就是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誰來承擔這筆錢？肯定是老百姓！

雍正之前，一向由地方州縣征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此時“火耗”歸地方支配，但各地“火耗”的確沒有統一標準，有的收得多、有的收得少。

如果真為百姓著想，那么這筆錢應該廢除，或者將之規范后主要留在地方。但雍正推出的“火耗歸公”，就是規定各省按10%-20%的比例定額征收火耗銀（相當于清廷公開承認額外增加10-20%的稅負），然后這筆“火耗”交給中央，接下來再由中央將這筆錢用于發放養廉銀、填補財政虧空、地方公務開支。

政策看似很美，但其中存在很多問題，比如這筆“火耗”不僅是衙門各級官員外快來源之一，部分還能用于地方辦公，但“歸公”之后怎么辦？答案很簡單，繼續明里暗里征收。

一個原本處于“灰色地帶”的“火耗”，將之定額征收且“歸公”之后，地方上必然產生新的灰色收入，最終還是百姓承擔。

所以，年羹堯向康熙提出“耗羨歸公”時，連康熙都看不下去，說：“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此正項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若批發，竟視奏準之事，加派之名，朕豈受乎。”說到底，這是對百姓的再一次“加派”，連康熙都不愿承擔這樣的罵名。

至于雍正的養廉銀制度，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已給出了答案，該貪的還是貪。

綜上，所謂雍正三大新政，壓根并沒有那么美好，只是清朝中央進一步撈錢或加派，以增加財政收入而已，比如康熙晚年每年財政收入為4000萬兩，但雍正改革后卻能達到6200多萬兩，增加了2000萬兩，兩者都遠超明朝。

但問題是，增加的2000萬兩誰出？整個八旗是鐵桿莊稼、免稅特權階層，士紳階層是八旗統治的幫手、不可能損失太多，那么剩下只能是底層百姓承擔，所以雍正才會說出“夫賣男鬻女之事，在平時亦有之，此乃出于本人之情愿，非官長所可禁止者”，他認為百姓賣兒賣女是自愿的。

因此，由于雍正切走了一塊大蛋糕，而這塊蛋糕的相當部分原本屬于地方官紳，因此地方官紳對其評價自然不高；同時，雍正切走了最大的蛋糕，地方官紳也需要“收入增長空間”，于是繼續加派，這導致百姓更不滿，對雍正自然評價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