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幻象：機會公平真的能帶來結果平等嗎

“平等”已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議題。無論是教育、就業還是資源分配，“機會平等”常常被奉為實現社會正義的金科玉律。我們習慣于用“代表比例”來衡量一個組織、一個行業甚至一個國家的公平程度——如果女性在科技行業占比低，那一定是性別歧視；如果某些種族在高層職位中“缺乏代表”，那必然是系統性偏見在作祟。

然而，這種看似無可辯駁的邏輯，真的站得住腳嗎？

在《社會正義謬誤》這本書中，作者托馬斯·索維爾嘗試打破這一迷思，他以大量歷史事實、統計數據與跨文化比較指出：哪怕在機會完全平等的條件下，人類的結果也幾乎不可能平等。原因不在于歧視或偏見，而在于千差萬別的環境、歷史、文化、地理甚至氣候因素。

如果我們一味追求結果意義上的“平等”，反而可能犧牲真正的公平與效率。

“機會平等”

不等于“結果平等”

“就算一個社會能提供平等的機會，也就是能以同一套標準評判每個個體，背景各異的人也未必想做同樣的事，更不用說花時間和精力去發展同種技能與特長了。”

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卻常被忽略的事實。即使所有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他們想跑的方向、愿意付出的努力、所能依靠的資源也截然不同。例如，在美國職業體育中，黑人運動員在籃球中占比極高，而冰球則是加拿大和瑞典人的天下。這不是因為NBA歧視瑞典人，或者NHL歧視加州人，而是因為滑冰技能在寒冷地區更易發展，而籃球在城市貧民區更易普及。

這里的重點是：在看起來或許非常相似的條件下，特定行業可能出現非常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結果。特定群體在特定行業上有特定技能，是千百年來世界各國常見的客觀事實。即使兩個族群此時此刻恰好生活在一模一樣的可感知的環境中，他們又有多大可能在過去成千上萬年里受到相同的環境影響？

就像法國人因葡萄酒而聞名天下，蘇格蘭人亦憑所產威士忌的上乘品質享譽全球。但蘇格蘭人在葡萄酒釀造上難以媲美前者，因為葡萄在氣候更冷的蘇格蘭長勢不好。因此，指望蘇格蘭人在葡萄酒生產上與法國人平等，與指望他們在啤酒生產上與德國人平等一樣，都是不講道理的。

在解釋此類相互的不平等時，無論是種族歸因還是種族主義，抑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歧視，都非必要之舉。那些理所當然地認為歧視偏誤能解釋結果不平等的人，也無法在自己所定標準下舉出一個有成比例的人口代表的國家或地區。

同樣的道理，德國人在啤酒釀造領域的突出表現——不僅在美國，在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也是如此——并非源于“日耳曼優越論”，而是因為他們在此領域積累了上千年的技藝與文化。

我們無法指望蘇格蘭人釀出與法國人同等水平的葡萄酒，就像無法指望熱帶地區的人發展出冰球運動傳統一樣。地理、氣候、歷史傳承等因素，早已在人類選擇之前就寫下了不同的可能性。

群體間的“相互不平等”

是常態而非例外

“同一行業中的群體平等絕非普遍現象，各群體在不同行業中的相互不平等才最為常見。”

我們常常陷入一個思維陷阱：如果某個群體在A領域表現不佳，就認為他們“處于劣勢”。但事實上，他們可能在B、C、D領域表現卓越。

缺乏教育背景的群體可能在需要高學歷的行業中落后，但在體育、娛樂、藝術等領域卻可能大放異彩。愛爾蘭裔、黑人、南方白人在擺脫貧困的過程中，恰恰是通過這些“非傳統上升通道”實現了社會流動。

即使是在許多領域取得的成就落后的群體，也往往在一些特定事業上不僅堅持奮斗，而且表現出色。例如，缺乏教育背景的群體可能會在許多需要教育背景的事業上處于劣勢，但這個在多數情況下落后的群體，經常在其他看重個人稟賦與身心投入的事業上成績斐然。對正在擺脫貧困的美國群體，如愛爾蘭裔、黑人和南方白人來說，各種體育項目以及娛樂活動，一直是可以取得非凡成就的事業。

盡管收入或能力方面的群體平等難以尋得，但發覺一個民族等大型社會群體有一技之長，并非難事。即便在平等缺席之地，相互的不平等也大量存在。我們已經看到，在美國，不同的民族群體“統治”著不同的體育項目。它的一個后果就是，整個美國體育界的群體代表性的不平等程度，并沒有單個項目里的那樣嚴重。由于“相互的不平等”，類似的原理在各種類似的前提下也適用于其他事業。

只要看一下歷史上富甲一方、赫赫有名的工商業界人士，你就會發現，比起鋼鐵工業、汽車制造業或煤礦開采業，零售業、金融業和衣物制售業領軍人物中的猶太人要多得多。專家界的情況亦然：放眼整個專家界，一些群體確實有相似的代表性，但在特定專業領域，如工學、醫學或法學，其代表性可能迥異。亞裔美籍專家未必和愛爾蘭裔美籍專家集中在同一專業。

換句話說，不平等是相互的。如果我們只盯著某一個維度（比如收入、職位、學歷），就會忽略人類成就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教育與職業選擇中的

“蘋果與橙子”陷阱

“當男性和女性的專業選擇如此不同時，比較上述兩個職業中兩性的統計學代表性，簡直就像在比較蘋果和橙子。”

硅谷科技公司常因女性員工比例低而被指責性別歧視。但很少有人問：為什么選擇工程專業的女性本身就更少？

在美國，工學學位獲得者中女性占比不到30%，而在教育學專業中，男性占比僅20%左右。這是歧視嗎？還是說，男性和女性在專業選擇上本身就存在差異？

當男性和女性的專業選擇如此不同時，比較上述兩個職業中兩性的統計學代表性，簡直就像在比較蘋果和橙子。關于專業教育方向的決策，通常是男性或女性自己在聯系雇主、開啟職業生涯之前數年做出的。

當全體女性的收入和全體男性的收入被拿來比較時，一個更加籠統的問題產生了。這種比較忽視了女性和男性在生活模式上的許多具體差異。其中一個相當基本的差異是，在全職全年工作群體中，女性顯著少于男性。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職全年工作的男性要比全職全年工作的女性多1500萬人。女性的工作模式涉及更多兼職工作；有時，女性因為需要在家照顧年幼的孩子，甚至會完全脫離勞動力隊伍。

如果考慮到工作模式的這些和其他差異，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距其實會急劇縮小，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出現逆轉。早在1971年，自畢業起就持續工作的30來歲單身女性的收入就略高于同年齡段的男性。

如果我們忽略這些前置差異，直接比較就業結果，就會犯下“蘋果與橙子”式的比較錯誤。真正的機會平等，應是在個體做出自由選擇之后，能否被以同一標準衡量——而不是強行讓所有人選擇同一道路。

被忽略的不平等根源

“我們并不活在過去，但過去仍在構成我們。”

不平等的環境從“子宮”開始。已有研究表明，孕婦之間的營養差異，會在未來表現為她們所生孩子的智商差異。母親所攝入的各種物質，都會對孩子的智商以及總體健康狀況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例如，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的國家優秀獎學金決賽入圍者中，半數以上的人是家中的第一個孩子，無論他們來自五孩家庭還是二孩、三孩、四孩家庭。換言之，在五孩家庭，第一個孩子入圍的概率比四個弟弟妹妹加起來還要高。另一些對教育成就或職場成就的評估也表明，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被調查的國家，各項事業的杰出人群中，家中第一個孩子及獨生子女的比例都很高。長子（女），以及獨生子女，通常能在他／她至關重要的最初成長階段獲得父母的全部關注。這顯然是晚出生的弟弟妹妹無法獲得的。反過來說，許多研究已經發現，由單親撫養的孩子會出現社會問題的概率更高—又一次地，美國和歐洲都是如此。另一些研究發現，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的男孩，在有曠課、謀殺等反常行為的群體中占極高比例。

人類的現狀是由千百年的歷史、地理、文化共同塑造的。例如：歐洲擁有曲折的海岸線與眾多天然港口，海上貿易發達；非洲海岸線平直，港口稀少，內陸交通成本極高；西半球在哥倫布抵達前沒有輪子、役畜和大型船只，經濟規模受限；東亞曾長期領先于歐洲，但在近代逐漸落后……

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的一項經驗研究發現，位于溫帶、土壤肥沃且距海100公里以內的地區僅占世界有人居住的陸地面積的8%。然而，這些地區分布了世界23%的人口，產生了世界53%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這些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人均收入的全球性差異已經能說明問題。

無論是訴諸地理因素，還是訴諸其他方面的自然因素，我們都不應該理所當然地假設，人類之間的結果是平等或隨機的。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了成千上萬年，有太多因素在起作用，以至于我們很難指望它們“可以”是平等的，更不用說“一直”是平等的了。當然，這些差異不是任何人的“錯”，而是自然與歷史的不對稱分配。正如書中所言：“自然如生命，它并不公平。”

誠實、信任與文化資本

看不見的競爭力

“一個社會的誠實或欺詐水平是決定該社會經濟狀況的主要因素。”

除了技能和知識，還有一種更根本的“人力資本”：誠實。許多因素是無法被假設平等地分布在所有地方或所有人那里的，而“誠實”就是其中一個。經驗證據也表明，無論是這一因素，還是其他許多因素，都不是平等分布的。在被用來評估不同人群、地區誠實情況的簡單測試中，一個測試項目是故意在世界各個城市的公共場所丟下裝有現金與個人身份證件的錢包。

2013年的一項測試是在每個所選城市丟下12個錢包，最終，被如數奉還的錢包在赫爾辛基（芬蘭）最多，達11個，而在里斯本（葡萄牙）最少，僅1個。更重要的是，在里斯本被歸還的那個錢包，是一對從荷蘭來旅游的伴侶歸還的；沒有葡萄牙人歸還哪怕一個錢包。更早的一項測試發現，在挪威，丟了的錢包能失而復得的概率為100%，這一比例在美國是67%，在墨西哥則是21%。

有關誠信的另一項測試歷時5年，研究的是可憑外交豁免不受起訴的聯合國外交官在紐約市支付違章停車罰單的情況。結果是，擁有24位外交官的埃及，手握數以千計未支付的違章停車罰單。但同樣有24位外交官的加拿大，以及分別有31位和47位外交官的英國和日本，均無哪怕一張未支付的違章停車罰單。

這種誠實差異，直接影響經濟發展。投資者更愿意把錢放在法律可靠、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而在信任度低的社會，某些群體（如印度的馬爾瓦利人、東南亞的華人）依靠內部高度信任的網絡進行國際貿易，反而獲得了競爭優勢。

無論一個社會的誠實水平是高是低，我們都沒有理由指望在這些方面的現存差距會永遠持續，畢竟，在千百年后的今天，無數事情已經改變。但無論何時，“誠實”都是許多存在差異并使所有人難有相同機會的因素之一。平等的機會，并不等于平等的能力、同等的誠實或相同的文化資本。

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平等？

“我們是希望經過良好培訓、能做高級醫學研究的學者能夠代表整體人口結構，還是希望任何學者，無論其個人背景如何，都能專注學術研究，從而找到治療癌癥的方法？”這是一個尖銳卻必要的問題。當我們沉迷于“代表比例”的意識形態時，是否忽略了真正重要的目標：比如治愈疾病、飛行安全、科技創新、經濟發展？

機會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但它不等于結果平等。強行追求結果平等，可能意味著我們要犧牲效率、自由甚至真相。真正的公平，不是讓每個人都在同一個賽道跑步，而是讓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賽道，并在其中被公平地對待。

如果我們能接受“相互的不平等”，或許才能更接近真正的社會正義。

來源：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