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安 | 跨越國界的減貧對話：中國經驗如何賦能印尼實踐

印尼要聞

跨越國界的減貧對話：

中國經驗如何賦能印尼實踐

作者：索菲安·謝弗（Sofyan Sjaf）

作者系印尼茂物農業大學人類生態學院院長、鄉村發展社會學教授。

在全球南北各地區長期的反貧困斗爭歷史中，本土經驗始終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本書《貧困的終結（印尼語版）》，由李小云教授撰寫、潘玥教授主譯成印尼語，不僅對結構性貧困及其中國式政策路徑進行了深刻反思，也為包括印尼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制定消除極端貧困的現實議程提供了重要啟示。

在各種發展成就與經濟增長不斷被宣示的背景下，我們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悖論性的現實：貧困依然是一道尚未愈合的集體創傷，尤其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宏觀數據或許顯示貧困率持續下降，但來自鄉村的聲音卻往往講述著另一種敘事，關于邊緣化、關于項目失靈，以及關于制度性無力的現實。

正因如此，閱讀李教授在河邊村持續十余年的駐村實踐，并不僅僅是在閱讀一個成功的扶貧故事，而是在學習國家如何真正“在場”，社區如何被激活，以及結構性轉型如何成為可能。這一經驗對當下以近期消除極端貧困為目標的印尼而言，具有尤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李教授：在學者與田野實踐者之間

作為中國農業大學的學者，李教授并未停留在理論層面。他深入云南省偏遠貧困的河邊村，并長期駐留于此，以探究結構性貧困的深層根源。他并非在象牙塔中寫作，而是與村民共同生活，在共同面對挑戰的過程中，與他們一起搭建通往改變的路徑。

他在河邊村所看到的，并不僅是收入的匱乏，更包括地理隔絕、教育資源匱乏、基礎設施不足，以及村民在發展進程中參與度偏低等多重問題。李教授將這段經歷稱為“生命的學校”，也是在這里，他逐漸認識到，貧困無法僅以技術官僚式的方式來理解，而必須從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維度加以把握。

他還創建了一個小型非政府組織（NGO），并積極動員當地居民，尤其是哈尼族的年輕女性參與其中，并成長為項目的核心帶頭人。這種以社區為基礎的路徑，明確地表明：貧困群體并非被動的對象，而是變革的主體。在其敘事中，李教授不斷追問：為何只有少數人能夠真正成功？又是哪些結構性障礙，使得成功無法被更多人共享？

在印尼，減貧議題同樣擁有深厚的歷史積累。其中一位關鍵人物是印尼“鄉村社會學之父”薩佐吉約教授（Prof. Sajogyo），他早在多年以前便批評僅以統計指標來衡量貧困的做法，提出了結構性貧困的概念，并建立了基于基本需求而非名義收入的貧困線。

李教授與薩佐吉約教授的思想形成了強烈的共鳴：兩人都堅信，脫貧不可能在缺乏對制造和再生產貧困的社會結構進行深刻理解的情況下實現。薩佐吉約提出了“文化診斷”路徑，而李教授則發展出一種以社區為基礎、整合社會、經濟與政治維度的干預模式。

兩人同樣堅信，國家不能在減貧議程中缺席。但所謂“國家”，并非與民眾疏離的技術官僚型國家，而應是一個與社區、學者和社會組織緊密協作的國家。

終結貧困的三大支柱

本書所呈現的經驗表明，李教授的路徑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精準且具有情境敏感性的貧困數據、本土潛力導向的發展戰略，以及多方主體協作的治理機制。在貧困數據方面，李教授反對“一刀切”的方式，主張以社區參與為基礎開展具有情境敏感性的貧困戶識別工作。其中一項頗具啟發性的實踐，是通過社區參與式方式對家庭進行分級排序。

不僅如此，李教授強調，河邊村的轉型并非依賴于外部大規模資本投入，而是通過挖掘本地潛力得以實現，例如發展農業旅游、有機農業，以及基于青年興趣的技能培訓。

這種路徑實質上將鄉村置于有能動性的經濟主體地位，而不僅是救助對象。李教授還反復指出，貧困問題本身具有高度復雜性，不可能由單一主體加以解決，因此必須依賴國家、社區與學術界等多主體的協同合作。河邊村的成功，正是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大學與社區緊密協同的結果。

李教授堅信，減貧需要的是“社會協奏”，而非孤立的單項干預。因此，多方協作不僅有助于降低失敗風險，也有助于提升項目的社會合法性。

向中國學習：構建面向減貧的知識型社會運動

當代印尼正面臨一項艱巨挑戰：在有限時間內消除極端貧困。這一目標，只有在政府敢于突破傳統路徑，并借鑒李教授所實踐的方法時，才可能真正實現。這包括：建立基于社區的精準貧困數據體系，將經濟干預與社會能力建設相結合，開放公民作為主體的參與空間，以及整合國家、大學、社區與私營部門等多方力量。

這種路徑也與印尼《鄉村法》的愿景高度契合，即將鄉村視為發展的主體，而非單純的項目接受者。李教授在中國的實踐，清楚地證明了：只要賦予鄉村空間、資源與信任，鄉村完全可以成為社會轉型的關鍵場域。

從中國的經驗出發，我愿強調：終結貧困不僅是一項技術性議程，更是一場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需要“解放性的知識”作為基礎。因此，本書理應成為政策制定者、學者、村長、社會活動家與普通公民的必讀之作。本書不斷促使我們重新追問：我們以往的發展方式是否真正具有解放性？我們對貧困的認知，是否已充分尊重貧困群體的尊嚴與知識？

李小云教授與薩佐吉約教授共同指出：脫貧不僅是項目本身，更是一場旨在建構更為公正社會的倫理實踐。本書既是一份道德指南，也是一部技術行動手冊。讓我們以“行動宣言”來迎接這本著作，而不僅僅是將其視為閱讀材料。因為正如李教授所言：“減貧不是政府的任務，而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茂物，202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