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參與提議和立法的人應該政審，每次參與都要重新政審一次

盧麒元提議：參與提議和立法的人應該政審，每次參與都要重新政審一次，親友及本人不能有國外背景或違法記錄！

在這個每項政策都可能影響上億人生活的時代，立法早就不是“紙上談兵”。

從你我手里的醫保卡，到企業賬本上的稅率，再到每一條關于技術安全、網絡平臺、土地管理的條例，立法者的每一次落筆，都是在重構社會的運行邏輯。

一丁點偏差，都會在現實中放大成系統性的后果。

而如今，國家的每一條法律，都不只是國內的事，更是全球博弈的一部分。

所以，“誰能坐到立法桌前”，這事本身就不再只是資格問題，而是戰略問題。

盧麒元提出這套政審機制，核心就是兩個詞：動態、全面。

過去的政審，大多是一次性，進門時查一遍就完了。但現實不是靜止的，今天還沒問題的人，明天可能就變了軌道。

比如，有人一開始清清白白，但幾年后配偶移民、子女入籍、資產遷移，這些變化如果沒人盯著，就可能成為利益輸送的通道。

尤其在立法這種“寫規則”的崗位上，風險往往是悄無聲息地滲透進來。

看國內的例子，有地方在制定營商條例時，居然出現了“外資企業優先獲取土地”的條款。

背后一查，起草專家和某跨國公司有實質性的合作關系，雖不違法，卻難掩“利益偏向”。

還有地方環保法規，被“巧妙地”遺漏了某項污染物的指標，參與者之一正好是當地一家排放大戶的董事。不是明目張膽的腐敗，但顯然已經動了立法的根基。

有媒體披露，越南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官員趁立法空白期，把國有資產借助法規漏洞，悄悄轉移到海外親屬名下，導致國家損失慘重。

而在美國，所謂“旋轉門”現象早成公開秘密。

一個官員剛退出監管崗位，轉身就成了某大企業顧問，然后繼續參與影響政策走向。

這類“合法的灰色”，正是盧麒元反對的核心——立法不能有“利益綁定”。

有人說，這樣的“每次政審”聽起來太復雜，會不會影響效率？

但換個角度，飛行員每次起飛前都要檢查飛機，醫生每場手術前都要重新消毒，為什么寫法律、訂規則的工作，就可以放松警惕？

如果說立法是為國家方向盤定準航向，那立法者的背景、立場、利益關系，難道不該每次都重新確認是否“合格”嗎？

更關鍵的是，盧麒元提到“親友背景”也要查。

這點最容易引發爭議，有聲音認為這像“株連”，侵犯隱私。但從治理邏輯來看，這并不等于排斥所有有海外背景的人，而是要搞清楚這些關系是否會形成“利益沖突”。

比如一個人參與制定跨境電商法規，而他妻子正好是某海外代購企業的股東，這種情況下，是否該回避？答案顯而易見。

立法者手中的權力，不是普通崗位，它直接影響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甚至國際關系。在這種崗位上，個人的“自由”自然要讓位于“避嫌原則”。

這就像法官不能審理自己親屬的案件一樣，避免的是立場不純、判斷偏頗，而不是對人不信任。

有些人擔心，這樣嚴格的政審，會不會把真正的專業人才擋在門外？

這個問題并不復雜，關鍵不在于背景，在于透明。

有海外經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隱瞞、回避、不申報。只要規則清晰、機制健全，申報不等于淘汰，而是建立一套“看得見”的信任體系。

現在已有地方在試點“履職體檢”系統，每年對官員的資產、親屬背景、利益變動做動態記錄。

這些制度雖然還在完善中，但已經顯示了治理方向。立法領域也需要這樣的機制，以“項目為單位”進行動態復核，不搞一刀切，而是精準識別風險、及時排查隱患。

放眼全球，真正重視國家戰略的立法，幾乎都會對參與者的背景進行核查。

比如美國在推出《芯片與科學法案》時，參與團隊中大多是國防背景或技術安全專家，盡管有游說存在，但整體方向是國家利益優先。

歐盟在制定《數字市場法案》時，也盡量規避跨國公司直接參與規則起草，就是為了避免“貓寫老鼠的規則”。

在這個大國競爭逐漸從武器、經濟轉向規則、標準的話語權時代，立法已經成了新戰場的“前沿陣地”。

你制定的標準，別人用不用，全看這套規則是否具有權威、公正和可信度。

如果立法過程本身就被質疑帶有私利，那么無論多么高大上的法律條文，也難以贏得國際認同。

所以，盧麒元的提議，歸根結底是在為國家定規矩的過程本身“裝防火墻”。

他想要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一套能識別、能防控、能糾偏的規則體系。這種機制越精密，國家的法律體系就越穩定，社會的信任度就越強。

當然，實施起來會有難度。

但比起這些技術難題，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們是否有勇氣面對。

一個國家的立法，不僅要有效，更要可信。而立法者的背景清白、立場純正，是建立信任的第一張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