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紅軍,根本沒資格談萬全之策。第五次反“圍剿”輸了之后,只能被迫長征,湘江一戰打下來,八萬六千多人的隊伍只剩三萬出頭,傷亡過半的慘狀,讓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蔣介石調了四十萬重兵,把川黔滇邊境圍得跟鐵桶似的,就等著把紅軍一口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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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知道,此時毛澤東剛在遵義會議上確立軍事指揮地位,手里連份完整的敵軍部署圖都沒有。紅軍戰士帶著湘江戰役的傷痛,身上的糧袋早就見了底,每人僅有的炒米混著野菜充饑,不少人光著腳在山路上行軍,鞋底磨穿了就裹上布條。最初的計劃是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可1935年1月28日的土城戰斗,徹底打亂了所有安排——原本情報說尾追的川軍只有兩個旅,打起來才發現是兩個師八個團,川軍的戰斗力遠非此前的黔軍可比,紅軍陷入了背水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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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斗最激烈時,敵人的子彈都打到了總部附近,朱德總司令親自跑到紅三軍團前沿指揮,一枚迫擊炮彈落在他身旁四五米遠,萬幸是枚啞彈,警衛人員硬拉著他才撤離險境。眼看戰局不利,毛澤東當機立斷放棄原定計劃,命令周恩來連夜組織工兵架浮橋,全軍趁著夜色西渡赤水,這便是一渡赤水的由來。這場倉促的轉移,與其說是預設的謀略,不如說是絕境中的求生,連紅軍內部不少將士都不清楚下一步要往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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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進入川南后,蔣介石立刻調川軍加強長江防御,可毛澤東卻在扎西地區停下了腳步。這里人煙稀少,紅軍一邊整編部隊精簡機構,一邊打土豪補充給養,沒收的官僚火腿公司物資讓戰士們難得改善了伙食,也攢足了體力。更關鍵的是扎西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敵變我變”的原則,他看透了蔣介石四十萬大軍的軟肋——川軍、滇軍、中央軍各有私心,協同作戰能力極差。當敵軍主力紛紛向川南聚攏時,紅軍突然掉頭東進,于2月18日從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殺了個回馬槍。
這一掉頭徹底懵了蔣介石,黔北此時兵力空虛,紅軍連克桐梓、婁山關,重占遵義,一舉殲滅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虜三千多人,繳獲的糧食、彈藥讓瀕臨絕境的紅軍得到了關鍵補充。戰士們拿著嶄新的槍支,背著滿袋的糧食,臉上終于露出了湘江戰役后的第一絲笑容,這場勝利也讓全軍徹底信服了毛澤東的指揮。
可蔣介石還沒緩過神,紅軍又在3月16日從茅臺鎮三渡赤水,這次他們特意在白天渡河,故意讓敵機偵察到動向,甚至派一個主力團帶著電臺佯裝北渡長江,頻繁發報迷惑敵軍。蔣介石果然上當,急調各路大軍向川南合圍,殊不知紅軍主力早已悄悄隱蔽,等國民黨軍包圍圈收緊時,突然于3月21日四渡赤水,直奔兵力空虛的烏江防線。
紅軍渡過烏江后,直逼蔣介石親自坐鎮的貴陽,此時貴陽城內僅有一個團的兵力,蔣介石急得連續發電,命令離得最近的滇軍孫渡部火速來救。可紅軍根本沒想攻打貴陽,只是虛晃一槍,就趁著滇軍北上的空隙,迅速穿越湘黔公路,直奔云南而去。等到蔣介石明白過來,紅軍已經甩開追兵,為巧渡金沙江、跳出重圍贏得了關鍵時間。
很多人說四渡赤水是“神來之筆”,可背后全是絕境中的冷靜與靈活。毛澤東所謂的“騙了所有人”,是騙了蔣介石的刻板判斷,騙了敵軍各派系的私心算計;而“騙了自己”,則是他從不固守預設計劃,完全跟著戰局變化調整方向,這正是他軍事思想的核心——實事求是、敵變我變。蔣介石的四十萬大軍雖多,卻輸在指揮僵化、派系林立;紅軍雖弱,卻勝在上下一心、機動靈活。
這場戰役不是靠空想出來的謀略,而是靠一步一步的試探、調整與堅持,是毛澤東帶領三萬紅軍在絕境中硬生生闖出來的生路。它證明了真正的軍事智慧,從不是萬全之策的預設,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隨機應變的勇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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