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硯齋言 | 從《芳華》到《紅樓夢》，這一波反智主義有點猛啊

最近這幾天，現(xiàn)象級的熱點一個接一個。

第一波是“洪承疇生了康熙。”
說的人一本正經(jīng)，看的人也不戳穿。
評論區(qū)里甚至出現(xiàn)“證據(jù)鏈”，越補越像回事。

這本來沒啥，玩梗是網(wǎng)絡特點。但慢慢的，這些梗變得嚴肅起來了，甚至開始變得有序了。

洪承疇與康熙的關系似乎不再是玩笑，這個荒誕的解釋，似乎讓某種情緒找到了落點。

也就是說，開始被某些人“當真”了。

這是第一個信號。

如同阿倫特所說：“在混亂中，人們更愿意相信連貫的虛構，而不是破碎的事實。”

但這個故事其實這是有母本的，很多很多年前，文人們就編造過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

于是，顯然，秦早在六國滅亡之前就已經(jīng)亡了，而遺老遺少們被滅國的惆悵，讓一個偷梁換柱的精元細胞的敘事給抹平了，

這很“順滑”，起點變了，邏輯自然也就變了，不安的情緒被“你媽早被人X了”給兜住了。

這種順滑本身，就是力量。

毫不意外，《紅樓夢》也跟著火起來了。
索隱是一直有的，但這一次有點不一樣。

各種悼明、隱喻、文明余燼的解讀層出不窮，越講越像宿命。
雖然翻開原文，這許多“深意”依然還是牽強附會。

但是，環(huán)境變了。

這一次的《紅樓夢》“悼明”說，是緊跟著洪承疇康熙版本過來的。
大家不是在索隱，而是在為自己的懷舊情緒尋找一處更體面的安放點。

寶玉的混沌變成時代的隱喻，黛玉的脆弱成了文明的末光。
這些解釋固然牽強，卻提供了心理秩序。
文本是否支持反而不再重要。

發(fā)展了幾十年的“皇漢”的意志，終于轉化為一種主流敘事的動能。而悼明，仿佛突然之間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

卡西爾在《神話思維》中說：“情緒會偽裝成觀念，觀念會偽裝成結構。”

除了以皇漢為代表的“大漢族主義”的崛起，“秦軒”所代表的那個人物的出現(xiàn)，則是這套機制的另一面。
他不再是歷史人物，年輕一代也并不了解這個符號本身到底是什么，他們只是盲目地以為，如果當年是他，世界能更公平。
他承擔了一種被壓抑的草根的希望，一種從來未曾發(fā)生過的烏托邦的狂歡。

波普爾在討論陰謀論時說：“陰謀論滿足的不是求知欲，而是意義需求。”
秦軒的“假設版本”正是這種意義需求的產物。
它讓世界看起來更合理，哪怕完全違背事實。

受眾不需要史料，只需要把情緒順利地投進去，把故事講下去。

這就夠了，這就是成功。

從洪承疇到紅樓夢，再到秦軒，看似三件不相干的事。
但它們都展現(xiàn)出同一種結構：復雜被削平，情緒被包裝，解釋被合理化。
相同的邏輯，正在不斷重復，然后放大。

福柯說：“話語不會反映現(xiàn)實，它會生產現(xiàn)實。”
這些解釋所生產出的“現(xiàn)實”，比真實的世界更柔軟，也更順從情緒。
只要結構夠順滑，它就能在群體內迅速傳播。而解釋越順滑，越能代替事實。越能代替事實，越能成為公共邏輯。

這就是反智主義的開始。

反智主義不是單純的無知，而是對復雜的厭倦。
是選擇性地拒絕現(xiàn)實，用一個更舒服的故事替換它。
是把情緒當起點，把解釋當遮羞布。

個體這樣做無傷大雅，人靠一點幻覺活著也正常。
但當一個數(shù)量極大的群體一致采取這種方式時，問題的性質就變了。
故事不再是故事，開始擁有了凝固情緒的力量，出現(xiàn)一種涂爾干稱之為“集體意識的自我神話化”的東西。

于是，不是事實被證明，而是情緒被制度化。
而群體一旦形成共同的“順滑解釋”，現(xiàn)實就只剩下了背景。

一種危險的趨勢開始醞釀：
觀點越來越激進，解釋越來越簡單；
情緒越來越統(tǒng)一，立場越來越極化。

這波反智主義之所以猛，是因為網(wǎng)絡的碎片化知識，足以配合碎片化的情緒，也足以取代思考的理性。

只要有人用偽理性把情緒包裝起來，再把包裝好的情緒投射到一段足夠遙遠、無法被驗證的歷史里，熊熊大火就開始燎原了。

歷史變成了投影，文學變成了情緒容器，真實的人物變成了符號工具。

尼采說過：“人類逃避真相，不是因為真相殘酷，而是因為幻覺更有魅力。”
今天的幻覺不需要虛構，它借助解釋生長。
越是順滑的解釋，越容易讓我們失去抵抗力。

面對復雜的時代和糟糕的光陰，人們的認知開始退縮，不再愿意面對粗糙而殘酷的世界，轉而自己打磨一個自我安慰的版本。

洪承疇、紅樓夢、秦軒……這些符號背后指向的其實都是同一個心理結構。
當這種渴望集體化，反智就不再是偏見，而是文化氛圍。

解釋會越來越順滑。
順滑會越來越有說服力。
最終，順滑取代真相。

這是美麗新世界的2.0版本，狂歡與塌陷并存著。

雖然不知道繼續(xù)下去會怎么樣，但我承認，我有點開始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