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南關重創法軍后，慈禧太后為何與李鴻章聯手出賣前線將士？

作者：金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鎮南關大捷數日后，正當前線老將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時，清廷卻突然下達“乘勝即收”的停戰撤兵命令。

聽此消息后，清軍將士氣得捶胸頓足，“拔劍刺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甚至跑到將帥帳外，寫血書，立軍令狀，“磨拳擦掌，同聲請戰”，“戰如不勝，甘從軍法”。

而在大勝之余：馮子材等清軍將領也不想輕易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他們聯合起來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誅殺議和之人，以振士氣！

時人寫詩諷刺清廷：“十二金牌事，于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所謂“十二金牌”，指的是當年南宋朝廷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故事。

就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當時也憤憤然的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

但是，胳膊畢竟扭不過大腿，馮子材最終還是被迫遵旨撤軍，彭玉麟只能嘆道，“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發生！”

事實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宣戰以后，也始終在或明或暗地尋求和平活動。

本來呢，鎮南關大捷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于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慈禧太后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

這時，主管談判事務的李鴻章也稱，“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

對此，慈禧太后點頭稱是，以勝求和也就順理成章了。畢竟，武人好戰，情有可原。但作為大清帝國的總當家，慈禧太后考慮的可能要多一點。

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并在北越處于一個有利的地位；

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占領了澎湖列島并對臺灣形成了封鎖狀態，中法雙方在陸海兩個戰場上互有勝負，總體上形成一種均勢。

慈禧太后擔心的是，法國人會因失敗而憤怒，因憤怒而繼續擴大戰爭，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

實事求是的說，對于越南未來的戰局，不要說慈禧太后沒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線將士心里也未必有底。

道理很簡單，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軍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的。

再如海戰方面，當時中國海軍和法國艦隊根本不是一個級別，這從馬尾海戰及南洋艦隊的兩艘軍艦在浙江石浦被擊沉的慘痛失敗可以看出。

更讓慈禧太后心煩意亂的是，法國艦隊可能會對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運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法國艦隊北上進行騷擾并再度攻擊京畿，這也導致清廷對持續作戰底氣不足。

海防空虛，加之戰爭耗費巨大，清政府在財力上難以支撐是停戰求和的重要原因。

據后來統計，清廷在中法戰爭總共耗資一億多兩白銀，并為此欠債達兩千萬兩，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

而此時期，清廷的財政收入大約在七千萬兩左右，刨去開支，每年只有數百萬兩的盈余。這樣的戰爭，顯然不是清廷所能長期承受的。

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延長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盡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

英美等國并不希望中國取得對法戰爭的全面勝利，因為這可能會使得清廷對西方列強采取強硬措施，譬如英國外交大臣就曾說過，“中國的任何勝利，都會一般地對歐洲人發生嚴重后果”。

而中國的兩個近鄰俄國和日本，此時也在虎視眈眈的看著戰爭的進程。拿俄國來說，早兩年因強占伊犁的陰謀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圖利用中法戰爭混水摸魚。

1884年9月，在法國突襲馬尾港的福建水師之后不久，俄國報紙竟然聲稱：“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俄國人對土地的貪婪，的確讓清廷頭疼不已。

更為嚴重的是未來的中日沖突。中法戰爭期間，日本策動朝鮮的親日派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后，也不斷鼓吹武力侵朝，這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

1885年初，正當中法軍隊在北析激戰之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談判有關朝鮮“甲申政變”的善后事宜，卻暗中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暗通來往。

清廷當時最擔心的是，法國和日俄勾結，南北呼應，趁機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時清廷根本無法同時應對。畢竟，以清廷當時的實力，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

此外，當時臺灣仍受到法國艦隊的嚴密封鎖，形勢險惡。而越南當局在中法戰爭中一味的妥協投降，甚至在法國人的脅迫下公開斷絕了同清廷的宗藩關系。

越南的離心離德，也讓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繼續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出于多種考慮，慈禧太后在權衡利弊后，決定舍越南而保臺灣，承認越南淪為法國保護的現狀。

恰在此時，法國茹費理內閣垮臺，新的法國政府對持續的戰爭也感到不堪重負。既然雙方都不想再打下去，兩國間已進行了多日的秘密談判也就互相妥協，彼此都表現出和平解決的意愿。

事實上，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的進行過程中，中外各方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就幾乎沒有停止過。

毫無疑問，打仗是最花錢的，打贏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還能敲詐一筆；但要是打輸了，戰敗方不但血本無歸，反而要倒賠戰勝國的軍費，這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里，也是通例。

如果按這樣的思路，中法和談如能早日實現，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徐中約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的：

“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塢。

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兩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黨意氣用事，無補于事，因此對這些后果應負大部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