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競爭，中國的地理自信何在？｜杜德斌

大國競爭，歸根結底是綜合國力的持久較量，而地理環境是承載這一切的永恒舞臺。中國獨具的海陸復合型稟賦，經過歷史積淀與理論驗證，如今正依托“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家整體戰略布局，煥發出新的時代價值。這一優勢賦予中國的，是捍衛正當發展權利、營造更有利外部環境的戰略縱深與韌性。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大國的興衰更迭始終與地理環境緊密交織，地理既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物理舞臺，更是塑造其命運的戰略底色。從羅馬帝國依托地中海構建貿易軍事閉環，到大英帝國憑借英吉利海峽屏障與海軍優勢建立全球殖民體系，再到二戰后美國以兩洋拱衛的安全優勢和強大海上力量掌控全球海上通道，確立霸權地位。歷史一再證明，洞悉并善用地理是大國崛起的核心密碼。

21世紀，大國戰略博弈遠超貿易與科技范疇，是一場關于地緣格局主導權的更深層次較量。中國作為復興中的海陸復合型大國，其廣袤的戰略縱深、銜接東西的樞紐位置，以及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拓展的合作網絡，正轉化為一種深沉而堅實的地理自信。這種自信，并非狹隘的民族自詡，而是源于對地緣規律的理性洞察、對自身地理條件的清醒認知，以及對歷史潮流的深刻把握。它讓中國明晰自身在地緣棋盤上的位置與潛力，堅信能憑此優勢在復雜國際變局中保持戰略定力，化解外部壓力，最終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重慶—布達佩斯全程時刻表中歐班列 新華社圖

地理自信的理論根基：經典地緣理論的當代印證與超越

地緣政治學，作為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行為相互作用的學科，為我們解讀中國的地理條件及其全球戰略價值提供了理論框架。從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和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到卡普蘭對“亞洲世紀”的前瞻，經典理論的當代演進，印證著中國作為海陸復合型大國所擁有的獨特地緣潛力。這種理論上的支撐，構成中國地理自信的智識基石。

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與中國的樞紐地位

1904年，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首次提出“心臟地帶”（Heartland）理論，將歐亞非大陸稱為“世界島”，并斷言這是全球政治力量的核心舞臺。在其著名的三段論中——“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麥金德揭示了內陸權力的終極邏輯。他所定義的心臟地帶，從東歐平原一直延伸至中西伯利亞高原，這片廣袤的內陸區域資源豐富且難以被海洋力量所滲透，被認為是陸權國家的天然堡壘。

在麥金德的這一宏大地緣圖景中，中國的定位至關重要且無比獨特。它并非處于心臟地帶的核心，而是位于其東部前沿，恰好處在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Rimland，即受海洋力量影響的沿海區域）的交匯點上。這種地理位置賦予中國無與倫比的戰略選擇權：向西，可通過廣袤的中亞直接輻射并影響心臟地帶以及整個歐亞大陸；向東，則直面太平洋，成為連接世界島與外部海洋世界的橋梁。麥金德的理論，本質上預言了任何能夠有效整合歐亞非大陸內部力量的實體，將獲得足以抗衡乃至壓倒任何邊緣島嶼國家（如英國、美國）的地緣實力。這一論斷，精準地解釋了為何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全球戰略，其核心始終是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主導性力量，無論是冷戰時的蘇聯，還是今日的中國。

斯皮克曼“邊緣地帶”理論與中國的海陸雙重身份

針對麥金德強調陸權至上的“心臟地帶”理論，美國戰略學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在二戰期間提出了一個與之相對又互補的“邊緣地帶”理論。斯皮克曼認為，真正決定全球權力平衡的關鍵區域，并非封閉的心臟地帶，而是環繞心臟地帶、同時面向海洋的邊緣地帶（大致包括西歐、東亞、南亞等沿海地區）。他提出了一個同樣著名的論斷：“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了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世界的命運。”

斯皮克曼的理論為海洋國家（尤其是美國）提供了遏制陸權國家的戰略路線圖——即通過控制或影響邊緣地帶，阻止任何陸權國家向海洋方向突破，并將其封鎖在內陸。冷戰時期美國的“島鏈”戰略和聯盟體系，正是這一理論的直接應用。然而，中國的天然地理屬性，使其在邊緣地帶理論中占據了一個極為特殊的位置。中國不僅是邊緣地帶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一個體量巨大、同時兼具強大陸權底蘊的邊緣地帶主體國家。這意味著，中國既擁有邊緣地帶通常具有的開放性與經濟活力（通過海洋與世界連接），同時又具備一般邊緣地帶國家所缺乏的戰略縱深和內陸資源。

這種雙重身份，使得任何試圖單純從海洋方向對中國進行圍堵的戰略，都面臨著先天性的困難。中國可以憑借其龐大的內陸經濟與國防體系，承受來自海上的壓力，并利用其陸權優勢，向西尋求與心臟地帶國家（如俄羅斯、中亞各國）的戰略協作，從而破解海上的封鎖。換言之，中國既是邊緣地帶博弈的主要參與者，又具備了超越單純邊緣地帶國家的戰略回旋空間。斯皮克曼所擔憂的，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邊緣地帶力量的出現，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力量。中國的崛起，改變了邊緣地帶的力量結構，使其從被海洋國家操控的“棋盤”，轉變為能夠主動塑造地緣格局的“棋手”。

卡普蘭“亞洲世紀”與中國的中心地位

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權力重心不斷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戰略學家卡普蘭（Robert D.Kaplan，1952—）指出，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亞洲不僅聚集了全球超過半數的人口和多個經濟增長引擎，更因其地處“世界島”的東部，控制著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關鍵海上通道，而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新中心。

在這一“亞洲世紀”的圖景中，中國憑借其海陸復合型的體量與位置，無可爭議地處于中心地位。從海洋視角看，中國海岸線瀕臨世界最繁忙的海域，其沿海經濟帶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樞紐；從陸地視角看，中國廣闊的疆域深入亞洲腹地，與眾多國家接壤，擁有無與倫比的戰略縱深和資源潛力。這種“陸海雙利”的格局使中國能夠同時從陸地和海洋兩個方向投射其經濟、政治與安全影響力。

卡普蘭的判斷在現實中得到充分印證。中國已成為幾乎所有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通過RCEP等機制深度主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中國云南玉溪為圓心、4000公里為半徑的“玉溪圈”，覆蓋全球過半人口，直觀展現了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人口與經濟分布中的天然中心性。

卡普蘭的論斷，不僅確認了中國的地理中心地位，更預見了其在塑造“亞洲世紀”中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地處全球地緣戰略樞紐，既是陸權與海權交匯節點，也是連接邊緣地帶與心臟地帶的橋梁。這一地理優勢，構成了中國地理自信的堅實基礎。

地理自信的核心維度：海陸復合型大國的戰略稟賦與實踐

理論的價值在于指導實踐。中國的地理自信，最終要落腳于其獨特地理稟賦所轉化的現實戰略優勢。作為全球罕見兼具龐大陸地體量、漫長海岸線、眾多鄰國與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的海陸復合型特征，為其在大國競爭中提供了多維度、可持續的戰略韌性。

海權維度：面向太平洋的開放前沿與通道安全

海洋是全球化經濟的血脈，也是大國影響力的延伸通道。中國東瀕太平洋，1.8萬多公里的大陸海岸線與眾多優良港灣，為發展海權、融入并塑造全球海洋秩序提供了先天條件。

經濟海權層面，沿海地區是國民經濟核心引擎。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都市群，是全國GDP與對外貿易額重要來源地，更是全球制造、科創與金融服務高地。上海港、深圳港等世界級港口群常年位居全球吞吐量前列，龐大商船隊航行于全球航線，保障能源原材料輸入與制成品輸出，使維護海上通道安全成為核心利益，也賦予中國參與全球海洋經濟治理的動力與合法性。

地緣戰略層面，中國沿海毗鄰多個關鍵海域與水道。南海作為太平洋與印度洋咽喉，全球三分之一海運途經此處，是能源貿易生命線；東海直面第一島鏈，是戰略力量交匯前沿。為保障利益、突破限制，中國海軍已完成從近海防御到具備遠洋能力的轉型，區域防空、反艦、反潛等體系日趨完善，亞丁灣護航、多國聯合軍演、西太平洋常態化遠海訓練等行動，標志著海軍正穩步走向深藍。

不同于歷史上海洋霸權的排他性控制，中國海權發展兼具包容性與合作性。“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通過投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等沿線港口，構建互利共贏的港口網絡與供應鏈體系，既保障自身通道安全，又促進當地發展，以經濟合作拓展戰略空間。

陸權維度：背靠歐亞大陸的戰略縱深與資源根基

海洋賦予中國聯通世界的活力，廣袤陸地則提供穩定與韌性的基石。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疆域，是中國應對長期戰略競爭的可靠保障。

安全層面，廣闊陸地形成無可匹敵的戰略緩沖。中國陸地東西南北跨度均超5000公里，地形復雜多樣，成為國家安全的終極屏障。從抗日戰爭“以空間換時間”到冷戰“三線建設”，戰略縱深的價值一再凸顯。現代高科技戰爭中，內陸腹地可分散敵方精確打擊效能，保護國防工業、戰略儲備與指揮中樞，部署于此的火箭軍、空軍核心基地及關鍵國防科研機構，確保極端情況下國家戰爭潛力的可持續性。

資源方面，中國是資源大國，已探明礦產資源種類齊全、儲量豐富，煤炭、稀土等戰略資源儲量居世界前列，為完整工業體系提供堅實基礎。雖然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較高，但龐大國內產能與儲備仍是平抑國際市場波動的“壓艙石”。更通過“西氣東輸”“東數西算”等跨區域調配工程，實現資源全國優化配置，將內陸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整體動能。

地緣視角下，中國與14國陸地接壤，既是外交挑戰更是地緣資產。借助現代化交通設施，中國正將地理毗鄰轉化為經濟與戰略聯通。中歐班列開辟數十條線路通達歐洲上百城，成為歐亞供應鏈穩定的陸路動脈；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將中國與東南亞緊密相連；與俄羅斯、中亞的油氣管道網絡構成“絲綢之路經濟帶”能源血脈，降低對單一海上通道的依賴。上海合作組織則為這種互聯互通提供政治安全合作框架，以中國為樞紐的歐亞陸路網絡，正在改變全球地緣經濟格局。

系統韌性：陸海聯動的動態平衡與“一帶一路”的協同效應

中國地理優勢的最高體現，并非海權與陸權的簡單疊加，而在于二者形成的有機聯動與動態平衡，這種系統韌性使其能靈活應對挑戰、保持發展主動。

“一帶一路”倡議是系統韌性的集中體現與實踐載體。它不是兩個孤立方向，而是統一的陸海協同互聯互通體系。當海洋方向壓力增大時，可通過陸地方向強化與中亞、歐洲的陸路聯系，依托中歐班列與陸上管道保障貿易和能源安全；當陸地方向出現地緣緊張，海洋方向的多元通道則提供回旋空間。這種“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格局，讓中國在單一方向危機中仍能保持整體穩定。

陸海聯動更體現在發展協同中。沿海港口與內陸物流樞紐通過鐵水聯運銜接，讓內陸便捷接入全球市場；通過“一帶一路”幫助內陸鄰國獲得出海口，實現自身通道拓展與伙伴國發展需求的雙贏。這種基于共同發展的合作模式，使中國地理優勢成為可不斷做大的正和開放系統。

綜上，中國的地理自信源于海陸復合型稟賦構筑的多層次、高韌性體系。既有海洋的開放活力，又有大陸的深厚穩定，更通過“一帶一路”實現二者融合。這套體系讓中國面對外部挑戰時總有多元選擇，得以從容參與國際發展進程。

海軍遼寧艦、山東艦航母編隊的遠海實戰化訓練 新華社圖

地理優勢的轉化路徑：贏得大國競爭的戰略選擇

擁有優越地理稟賦僅是起點，將其轉化為現實戰略優勢，需清晰堅定的路徑支撐。在全球格局深刻演變背景下，中國需通過系列協同戰略舉措，將潛在地理優勢轉化為決勝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以陸制海”：深化歐亞整合，構筑戰略基本盤

這是中國地緣戰略的基石，核心是推動歐亞大陸經濟、安全與基礎設施高水平一體化，強化“世界島”東部樞紐地位，削弱海權大國離岸平衡影響力。基礎設施方面，持續推進中歐班列高質量發展，拓展新線路、提升效率，加快中國-中亞-西亞等經濟走廊建設，完善公路、鐵路等立體網絡，推動中吉烏鐵路等關鍵項目落地。經貿規則上，依托RCEP深化與東盟、日韓經貿綁定，推進中國-中亞自貿區談判，推廣人民幣跨境結算，降低美元體系依賴。安全合作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平臺，深化反恐、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合作，構建緊密安全伙伴網絡，維護大陸腹地穩定。

“海洋突破”：建設強大海軍，維護遠洋利益

這是打破封鎖、保障發展的必然要求，目標是打造與國力相稱、維護海外利益與戰略通道安全的全球性海軍。裝備體系上，持續推進航母打擊群建設，發展新一代隱身艦艇、核潛艇及艦載航空兵，強化遠海保障力量，形成完整遠洋作戰能力。關鍵區域需實現常態化存在，堅決維護東海、南海權益，推動海軍編隊頻繁穿越第一島鏈，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常態化訓練巡航，突破島鏈束縛。海外支點方面，在吉布提保障基地基礎上，遵循互利原則，在關鍵航線節點拓展后勤保障設施，通過反海盜、人道救援提升海軍形象與合作深度。

“科技賦能”：開拓新疆域，塑造未來競爭規則

數字時代的地緣競爭已超越傳統地理邊界，向數字空間、太空、極地等“新疆域”延伸。數字領域需確立、鞏固5G/6G、人工智能等技術優勢，主導全球數字標準制定，建設“數字絲綢之路”轉化影響力。太空領域要運營好天宮空間站，推進深空探測計劃，提升北斗系統全球服務水平，搶占太空發展制高點。極地領域需加強北極科研與外交存在，參與航道治理與資源開發，深化南極科考，確保在這些未來關鍵領域的重要地位。

大國競爭，歸根結底是綜合國力的持久較量，而地理環境是承載這一切的永恒舞臺。中國獨具的海陸復合型稟賦，經過歷史積淀與理論驗證，如今正依托“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家整體戰略布局，煥發出新的時代價值。這一優勢賦予中國的，是捍衛正當發展權利、營造更有利外部環境的戰略縱深與韌性。前路雖充滿挑戰，但只要中國能深刻認知并善用這一地理優勢，將其轉化為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自信，保持戰略定力與歷史耐心，穩步推進“以陸制海”“海洋突破”與“科技賦能”的融合轉化，必將能穿越大國競爭的激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并為構建更加多元、平等、合作的世界秩序貢獻中國力量與智慧。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地球科學學部主任、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