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線到二線：東莞人均GDP比重回到1978年

民間流傳一個說法：有一條地鐵線的城市，叫一線城市。依此類推，有兩條地鐵線的城市，就叫二線城市。

基于這個邏輯，恭喜東莞，成功從一線城市晉級為二線城市。

那么，東莞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真的跟上了全國平均速度嗎？GDP總量占全國的比重，以及人均GDP與全國平均值的比重變化情況，可以很準確地描述這個答案。

回顧東莞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近半個世紀的經濟軌跡，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城市從農業縣到“世界工廠”再到今天“新二線城市”的變遷，更是一個觀察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全球化分工調整和城市競爭力重塑的微觀樣本。

圖表中那兩條起伏的曲線，藍色代表東莞GDP總量占全國比重的變化，綠色代表東莞人均GDP與全國平均值的比重變化，它們交織出了一部充滿戲劇性的經濟敘事。

其中最為驚人的是，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與波動之后，東莞的人均GDP相對比重竟在2024年悄然回落至與1978年相近的水平，這背后所折射的，是城市發展階段的更迭、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也是全國區域經濟格局深刻重構的縮影。

從1978年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起步，東莞憑借“三來一補”模式迅速融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典型代表。

圖表顯示，在改革開放初期，東莞的GDP總量占全國比重雖然起點較低，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便進入快速上升通道。

這一趨勢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的前十年達到高潮，尤其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東莞作為全球制造業基地的地位進一步鞏固，GDP占比持續攀升，在2008年前后達到歷史高位，約占全國GDP的1%。

這一時期，東莞人均GDP相對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比重也呈現出類似但更為劇烈的上升態勢，甚至在某些年份超過了GDP總量占比的增幅，這表明當時東莞不僅經濟總量在快速擴張，其人均產出效率和生活水平提升速度也領先于全國。

這種“雙高”增長模式，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越的地理位置、靈活的政策環境以及全球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東莞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城市化進程飛速推進，從一個農業縣蛻變為一座充滿活力的現代工業城市，常住人口規模也從幾十萬增長到上千萬，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東莞奇跡”。

然而，經濟增長的軌跡從來不是一條單調上升的直線。圖表清晰顯示，大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東莞的GDP總量占比和人均GDP占比兩條曲線都出現了明顯的轉折。

GDP總量占比在達到峰值后開始緩慢下滑，盡管中間偶有波動，但整體下行趨勢已經形成。而人均GDP占比的波動則更為劇烈，下降速度更快，幅度也更大。

這種變化背后的原因是深刻的。從外部環境看，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了全球貿易，東莞高度依賴出口的加工制造業遭受嚴重沖擊，訂單減少、成本上升、利潤攤薄成為普遍現象。

隨后幾年，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環境約束不斷加強，東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逐漸削弱，部分產能開始向東南亞等成本更低地區轉移，或向中國內地省份遷移。

與此同時，全國范圍內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也在發生重大變化，中西部地區在政策扶持下快速發展，長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創新動能增強，全國經濟增長多點開花的局面使得東莞這樣的傳統制造業重鎮在全國經濟大盤中的相對份額自然下降。

從內部轉型看，東莞自身也開啟了艱難的產業結構調整之路，試圖從“東莞制造”轉向“東莞智造”，大力培育電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興產業，但新興產業的培育和壯大需要時間，而傳統產業退出的陣痛卻即時顯現，這種“青黃不接”的階段直接反映在經濟增長勢能的減弱上。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人均GDP相對比重的劇烈下滑，并在2024年回到了與1978年相似的水平。這一現象具有多重含義。

首先，它表明東莞人均產出效率的增長速度在過去十幾年里未能跟上全國平均水平。全國范圍內，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產業升級的推進以及后發地區潛力的釋放，許多地方的人均產出有了顯著提高，相比之下，東莞在經歷了早期的高速增長后，其生產率提升速度放緩。

其次，人均GDP比重的回落也與人口結構變化密切相關。東莞是典型的人口凈流入城市，外來務工人員規模巨大。在產業升級過程中，一部分勞動密集型崗位減少，而高端人才集聚效應尚未完全形成，可能導致常住人口結構的變化影響了人均GDP的計算結果。

再者，這也提示我們，衡量一個城市的發展不能只看經濟總量，更要看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看居民收入的真實增長和福利水平的切實改善。

人均GDP比重回到起點，或許意味著東莞需要重新思考其發展的核心動力和競爭優勢所在，如何在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做大“蛋糕”，更要讓“蛋糕”的分配和品質體現出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