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聽起來像笑話,干起來像苦差,最后卻變了味兒。
說的是一群從中國北方出來的苦力,被人講著“發財夢”送到了法國,說是去淘金、學技術,日子一過,就是人上人。
可船一靠岸,迎接他們的不是金子,是煤灰,是炸藥,是死人堆,是沒人管的異國田野。
劉全福是其中一個。
他二十三歲,山東萊陽人,家里六口人,全靠他和爹在地里刨食過活。
那年山東連著幾年災荒,地里顆粒無收,家里雞都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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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信了村里一個穿洋裝的中介,說法國那邊招能干活的,月錢是國內三倍,吃住都管,還有機會學門手藝。
他沒想多久,跟著一群人從青島上了船,一走就是天南地北。
不光是劉全福,還有河北、河南來的,甚至東北那邊也有。
他們被稱作“契約工”,其實就是被賣出去了。
說是工人,實則苦力,干的是最臟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錢,連命都不值幾個子兒。
到了法國,第一站是加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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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拉到一個像是牲口棚的營地,睡木板、喝涼水,吃的東西他們連名字都叫不上來。
法國冬天冷,冷得骨頭疼,很多人穿的還是從家里帶的單衣。
劉全福第一晚就發燒了,第二天照樣被叫去干活——往前線送彈藥,修戰壕,清理尸體。
更要命的是語言不通,工頭叫罵你聽不懂,干錯了活還要挨打。
有人逃了,被抓回來當場槍斃。
有人病了,沒藥,躺著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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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劉全福活了下來。
他學了幾句法語,知道怎么跟當地人點頭哈腰,慢慢地,混得比別人要強些。
戰爭結束后,大部分人都想著回家。
可法國那頭不讓走,說重建需要人。
還有些工頭私下把他們的合同延了,說是國家安排,其實是自己圖便宜的勞動力。
劉全福也是其中一個,他沒說不,主要是家里也沒了音信,回去也是一窮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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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法國的人慢慢多了。
他們開始接觸當地人,尤其是女人。
戰爭死了太多法國男人,女人多得是,很多是寡婦,有的是姑娘,沒人嫁。
她們看中了這些中國男人——不喝酒,不賭博,攢錢,顧家,干活利索。
劉全福就是在廠里認識了瑪麗,一個做縫紉的法國姑娘。
瑪麗不嫌他黑,也不嫌他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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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訴劉全福:“你和別人不一樣。”他聽不懂全部意思,但看得出她是認真的。
他們開始一起吃飯、散步,有時候她還去他住的棚屋看他,給他帶些熱面包和紅酒。
久而久之,兩人真成了一對。
那時,像他們這樣的中法婚姻越來越多。
法國政府眼睜睜看著人口斷檔,對這類婚姻不攔著,有的地方還鼓勵,辦手續也比以前快多了。
劉全福和瑪麗在市政廳登記結了婚,搬到了郊區一棟舊房子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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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婚后日子也不容易。
鄰居里有人看不起他,說他是“黃種豬”,也有人背地里說瑪麗是“給中國人生孩子的女人”。
劉全福沒吭聲,白天干活,晚上回家做飯。
他還在家里掛了一張祖先的照片,用木頭做了個香爐。
瑪麗開始學著做中餐,學著在春節的時候給他磕頭。
他們的兒子叫讓·全福,會說法語也會說幾句家鄉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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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的是法國學校,成績不錯,后來考上了大學。
沒人知道他爸是當年中國苦力群體里的一員,他也不說。
他只記得父親手上厚厚的繭子和母親做的炸醬面。
而那些沒有留下來的中國勞工,大多是被安排送回國了。
可一回去,發現家早沒了,有的成了寡婦,有的地被別人霸占了。
他們從法國帶回的是些工具、幾句洋話、還有一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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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村里開了小作坊,有人當了木匠、鐵匠,也有人就此沉默,躲在家里不再多言。
當年那些“高薪”、“學技術”的承諾,最后落到實處的沒幾個。
很多人死在了法國,連塊碑都沒留下。
直到很多年后,在法國的一些墓地里,人們才發現這些中國名字的墓碑,一些還寫著拼音,歪歪扭扭。
2010年,法國政府在巴黎立了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獻給一戰中國勞工”。
那年劉全福已經不在人世,他的兒子帶著孫女來到了現場,站在碑前沒說一句話,只是把一張老照片貼在碑腳——照片上是一個黑臉男人,穿著舊馬甲,站在法國的小屋前,背后是他年輕時種的那棵李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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