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長沙一寡婦家門口停滿小轎車，鄰居打聽才知都是中央領導

建國后，1951年的一天，長沙老街的一位寡婦家門口，突然停滿了小轎車。

這些車輛的到來，驚動了鄰居，他們打聽之后才知道，來的竟然都是中央領導。

那么，房子里住的那位婦人到底有著怎樣的真實身份呢？

命苦少女

這位婦人名叫鄭家鈞，她出生在長沙的一個貧苦家庭，母親早早去世，喪期剛過，父親就把她送去做了童養媳。

她在婆家的日子很不好過，除了每天干不完的活，還要挨打，甚至都不能擁有自己的名字，被婆家直接稱作“細妹仔”。

十四歲那年，她趁一家人熟睡，偷偷帶上一個小包袱，翻墻逃出了那個院子，一路靠乞討、撿破爛走到了長沙城。

她靠在街邊賣早點、洗衣服、做針線活，換來一口飯吃，但真正讓她站穩腳跟的，是那雙靈巧的手。

她從小做針線活，雖說都是給婆家縫縫補補，可針線的功夫卻也練了出來。

長沙是湘繡的發源地之一，她在一次為人縫補衣裳時被一個湘繡坊的老師傅看中，收做了臨時工。

沒有名分，沒有工錢，只有一天三頓飯和住在繡坊后院的權利，但她心甘情愿。

她用自己的手藝養活自己，也用這一針一線，將曾經凌亂破碎的生活，一點點縫補成一個完整的人生。

英雄識紅顏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長沙街頭，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反帝呼聲高漲，而鄭家鈞，就在這樣的浪潮中，迎來了命運的轉折。

一日，一艘載滿日貨的商輪即將靠岸，人群浩浩蕩蕩地朝湘江碼頭奔去，鄭家鈞也在其中。

游行隊伍抵達碼頭時，日輪已然靠岸，軍警荷槍實彈列隊阻攔。

鄭家鈞站在靠前的位置，正打算舉起標語牌往前沖，突然身側一陣騷動，只見一個瘦削挺拔的青年從隊伍中沖出，直奔警戒線。

他戴著圓邊眼鏡，身穿樸素長衫，眉宇間一派英氣。

“他是誰？”鄭家鈞聽見有人在她耳邊低聲問。

“夏明翰，工人代表！”另一個人答。

她剛記住這個名字，還沒回過神，前方就響起了一聲清脆的槍響，槍口對準的，正是那個沖得最前的青年。

鄭家鈞沒有猶豫，猛地沖上去，一把將那青年推倒在地：“趴下！”

槍聲再次響起，她只覺得肩頭一震，像是被燒紅的鐵棒戳了一下，接著就是一陣劇痛。

子彈擦過她的胳膊，撕開了衣袖，血順著手肘滴滴答答落下，夏明翰反應過來時，她已經倒在他身上。

混亂中，他們被好心人攙扶進附近的屋子，夏明翰親手為她包扎傷口，手指略顯笨拙，鄭家鈞忍著疼痛看著他，心里泛起奇異的暖流。

從那天起，夏明翰經常來看她，他從一開始的歉疚，到后來的關心，再到逐漸習慣在她病床前說上一兩個小時話。

她聽他講長沙的罷工、講毛主席組織的夜校、講工人如何學會用文化與資本家抗爭。

兩個人漸生情愫，而他們最終在一起還是由毛主席推了一把，1926年秋，他們舉行了樸素而莊重的婚禮。

婚禮上，鄭家鈞沒有穿鳳冠霞帔，只是一身素凈的棉布衣裳，但笑容燦爛得像窗外的陽光。

夏明翰看著她，低聲說：“以后不論風雨，我們都不散。”

槍聲訣別

1927年的春天，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無數共產黨人被捕。

一個雨夜，夏明翰披著一件灰色油布斗篷走進了家門，鄭家鈞見狀焦急不已。

夏明翰看著她良久，終于開口，聲音低沉卻堅定：“老蔣動手了，上海的同志死了很多，長沙很快也撐不住。”

鄭家鈞她低下頭，手指緊緊揪住自己的圍裙一角：“那你怎么辦？”

夏明翰緩緩將她摟進懷中：“我要走一趟武漢，組織安排的，有危險。”

她的身體一震，倔強地抬起頭看著他：“不能去！你不是剛接到省委的新任務嗎？不能去，聽到了嗎！”

他沒有說話，只是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個小小的紙包，她接過來，打開，是一顆紅色的珠子。

“好好的，干嘛送我這個？”她強作歡笑，話卻說得顫抖。

夏明翰輕輕一笑，將她的手包住那顆紅珠，低聲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件首飾？我也就這個了，以后想我了，就看看它?！?/strong>

紙包的內側，還有兩句詩：我贈紅珠如贈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她哽咽著念完，眼淚已經溢出眼眶，匆忙送別了夏明翰。

但不久后，夏明翰就不幸被捕，獄中他受盡酷刑，沒有吐露任何情報，敵人最終決定將他殺害。

1928年3月20日清晨，漢口余記里刑場，夏明翰從容不迫地走上刑場。

“還有遺言嗎？”國民黨軍官問。

他笑了：“有，給我紙筆。”

他在一張粗糙的紙上，奮筆疾書，寫下那驚天地、泣鬼神的20個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劊子手舉槍的那一刻，他無畏仰首，臉上沒有一絲懼色。

獄中，他還留下了三封遺書，一封給母親，一封給姐姐，還有一封給他的妻子鄭家鈞。

紙張沾血，那是他咬破手指，以唇相印，在信末親留的一枚“血吻”。

他在遺書里寫道：同志們曾說過，世上唯有家鈞好，今日里我才覺得你是巾幗賢妻，我一生無怨無淚無私念，你切莫悲悲泣泣淚漣漣……

當這封遺書千辛萬苦地穿越封鎖、穿越戰火、穿越牢獄，最終被黨組織輾轉送回長沙時，鄭家鈞正推著裝滿紙盒的木車走在長沙最冷的一條街巷。

那天是她女兒滿周歲，她原本打算省出五分錢，買一個紅雞蛋給孩子慶生，接過那封信的瞬間，她跌坐在地。

她攥著那顆紅珠，捧著血吻信，痛哭失聲，幾乎昏厥過去，她沒有告訴鄰居，也沒有對任何人講起丈夫的犧牲。

她只是默默收起遺書，把紅珠縫進貼身的小布包里，從那天起，她再未穿紅色衣裳，再未梳過發髻。

中央來人

自從夏明翰犧牲后，鄭家鈞就一直住在湖南，獨自一人撫養女兒。

長沙解放后，她搬到城南一條老巷里的一處普通平房，街坊們平日叫她“鄭大姐”，誰也不知道她的全名，更沒人聽她講過自己年輕時候的事。

她總是身穿一身洗得發白的布衣，頭發簡單挽在腦后，臉上沒有表情，卻從不冷漠。

誰家孩子磕了碰了，她一邊忙著手里的針線活，一邊還能低聲叮嚀幾句；誰家婆媳吵架，她在院子角落晾衣服，聽見了，也只輕輕嘆口氣。

沒人知道她的過去，只知道她靠糊紙盒、繡手帕為生，手藝極細致，雖然眼睛已經花了，但線一穿針準得像是量過尺。

她有一個女兒，叫鄭蕓，女兒生得文靜伶俐，念書刻苦，從不曠課。

街坊們都很佩服鄭大姐，一個女人，丈夫早亡，戰亂中拖著一個娃跑了大半個中國，眼睛做壞了，還能靠一雙手撐起整個家。

直到那一天，老巷里的寧靜被打破了，那是1951年初春，那條小巷里開進了許多小轎車。

眾人還在議論的時候，一群穿著整齊的干部從車上下來，其中一位須發斑白的老者一眼掃見鄭家大門，腳步一頓，眼眶猛地泛紅。

他快步上前，像是終于找到一位多年尋覓的親人般，握住了鄭大姐的手：“老嫂子，可把你找到啦！”

一句話，把街坊們全都聽懵了，鄭大姐愣住了。

待老者拉著她的手走進屋，站在窗下，那斑駁的光影照在他的臉上，她的瞳孔一縮，嘴唇顫抖著開口：“李維漢同志？”

身后幾人紛紛落座，有謝覺哉，還有她過去只在悼文里聽說的昔日戰友。

他們一個個站起身，默默看著這位獨自隱姓埋名多年的烈士遺孀，眼中滿是敬意和愧疚。

原來，他們是從北京專程來找她的，是組織找了她好幾年，一度以為她已在戰亂中殉難。

直到近期在湖南黨史資料中翻出了一張舊湘繡展覽的照片，照片上那副《鶴舞紅梅》的落款寫著“鄭家鈞繡”。

細細一查，才鎖定了她的蹤跡，來人懇請她隨他們去北京安置，說組織有完整的撫恤和安排，女兒也能就學進京，不必再為三餐勞苦。

她沉默良久，輕輕搖頭：“我還有手，還能動，不想麻煩組織?！?/strong>

后來，還是在毛主席親自批示下，她的女兒被接入北京農業大學就讀，實行供給制，終于不用再為學費憂心。

而她本人，卻堅持留在長沙，繼續在街道工作，清晨掃地，傍晚巡巷，默默做著社區里最基礎的事，從不提過往，更不張揚身份，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