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民作品集《海獵》：齊魯文化視域下的“英雄敘事”

文｜姚樂旗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劉玉民以長篇小說創作蜚聲文壇，尤其是他作品中的“英雄敘事”賡續齊魯文學傳統的同時，又兼具個人特色。在以往的長篇小說《騷動之秋》和《過龍兵》中，劉玉民建構起一個具有豐富層次感與歷史縱深感的英雄形象譜系。肖云嫂、岳銳等革命前輩，構成了作品中具有精神引領性的歷史文化坐標；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岳鵬程、年傳亮、卓守則、展重陽等一批農民企業家作為市場經濟浪潮中的先鋒人物，他們既帶有粗獷、豪爽、仗義等山東“好漢”的典型特征，又具備敢闖敢干、銳意進取的改革思維，而小農經濟的局限性、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帶來的矛盾和掙扎以及人性的貪婪與丑惡也同樣顯現在他們身上，使其表露出亦正亦邪的復雜面目。羸官、智新、晨玉等新一代則更具理想主義色彩，他們以青年主體意識的覺醒為動力，在挑戰家長制等傳統權威的過程中，逐漸成長為兼具現代意識與人文情懷的新農民企業家，預示著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未來方向。可以說，切中新時代脈搏的“英雄敘事”，既是劉玉民之于當代文學史的重要貢獻，也是他能夠斬獲“茅盾文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獵》

劉玉民 著

作家出版社

劉玉民最新出版的作品集《海獵》不拘文體，薈萃中短篇創作中的精品力作，既是對自己多年來筆耕不輟的創業生涯的一次小結，更是對個人創作風格、生命情感、生活態度和文學觀等的一次集中展示。《海獵》這部精粹之作，體裁多樣，風格多變，主題多元，但綜合來看，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還當屬劉玉民對“英雄敘事”的持續深耕。新作品汲取了齊魯文化的養分，積極拓寬“英雄敘事”的寫作視角和主題表達，塑造了更加多元的山東式好漢形象，在凸顯“好漢”的英雄氣質之外，還深入開掘他們的情感世界，彰顯出作者構建形象的別具一格。本文以“英雄敘事”為切入口，深入剖析新作中的“好漢”形象塑造及其隱含的內在情感結構，闡釋形象背后所蘊含的齊魯文化思想和劉玉民對齊魯文學“英雄敘事”的承繼與超越，揭示出《海獵》這部作品集對于劉玉民個人創作歷程以及當代文學史的重要價值。

一

海上“江湖”：

生存勞動型“好漢”的構建

總體來說，“在政治方面，齊文化尚霸道，魯文化尚仁道；在經濟方面，齊文化講求農、工、漁、商共同發展，魯文化講求以農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面，齊文化重‘刑政’，魯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齊文化主張力興霸業、一國天下，魯文化主張弘揚王道、平治天下”。先秦時期，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促進了齊、魯文化的融匯，齊魯文化作為一種具有歷史穩定性的地域文化開始形成。而由于齊文化中尚武風俗的遺存，齊魯文化中積極入世、堅守人道的理想情懷和齊魯地區遠離官方政治文化中心，民間文化繁盛等原因，齊魯文學中的“英雄敘事”源遠流長，成就卓著，“既有特定的時代與歷史內涵，例如，草莽英雄、現代轉型視野下的鄉土啟蒙英雄，紅色意識形態英雄等不同形象，也有變化很小的地域特色，例如山東英雄敘事中的鄉土文化影響，儒家的天下為公概念，草莽英雄的民間色彩等，至今仍在影響我們對山東地域文化的理解與判斷，而山東地域英雄原型的倫理性、民間性、正義性，更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因素”。

盡管山東文學受傳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內陸文化影響深遠，對海洋風土的展現長期處于附帶地位，但是，山東海疆的自然地理環境與歷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也共同熔鑄了山東璀璨的海洋文學。而“好漢”形象起碼占據了20世紀山東海洋文學百分之七十的版圖，成為凝聚山東海疆自然地理風貌、歷史人文特征、海洋文學創作的文本存在與精神綱領的一條“辮子”。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如楊振聲的《報復》《荒島上的故事》、張煒的《黑鯊洋》《海邊的雪》《木羅魚之火》等都以出生入死、迎風抗浪的漁民形象展開“英雄敘事”，表現了山東“好漢”不畏強暴、大義凜然、矢志不移等的強硬精神和崇高品格。

在新作品集中，劉玉民塑造的第一類英雄形象是具有草莽氣質的生存勞動型“好漢”。中篇小說《海獵》生動刻畫了一群與海洋斗智斗勇，靠捕撈海洋生物為生的漁民。首先，劉玉民開篇運用“白描”的敘事手法，勾畫出漁民們強悍粗獷的外貌，如海獅子長著“鷹隼似的鼻尖”，黑塔有著“一米八五的身膀和豪氣”，老福將通身“紫黑色”……作者寥寥數筆，將一群高大健碩，陽剛威猛，常年經歷風吹日曬的山東漁民形象躍然紙上。其次，劉玉民聚焦漁民們的海上生活，展現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江湖”世界，突顯了他們身上的草莽氣質和民間精神。在這個“江湖”中，船員們互相起綽號，臟話、粗話張口就來，敢愛敢恨、敢怒敢言，就算船員們之間有爭端，但無論自己一方有無道理，他們都會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在群像塑造中，小說注重主次分明，重點構建了頭船長海獅子這一人物。海獅子不僅性格強硬，還敢于挑戰成規。為了生計，他不惜鋌而走險，休漁期還未過，就下令船只偽裝成科研漁船提前進海捕撈。當事情敗露，他通過賄賂漁政官員的方式，縮短了處罰的時間。開始捕撈工作后，他蠻橫搶占捕撈對蝦的海域，還串通船員上演“雙簧戲”和“障眼法”的戲碼，迷惑其他船只遠離對蝦密集區。救援完漁政的船只后，他向漁政官員索要回曾經的賄賂，將錢撒向空中，頗具梟雄之氣。最后，不僅這些漁民形象身上留存著“梁山好漢”的烙印，在情節設置上，小說也與《水滸傳》有相似之處。如《海獵》中的老福將不甘心青蝦任人揮霍，拒絕招待縣領導而丟掉頭船船長的位置，但是海獅子卻抓住此契機，實現升職。雖然遭過漁政的處罰和索賄，但當漁政的船只遇到危險時，船員們還是決定出手相救。整體來說，小說在處理漁民與漁政的矛盾時，仍沿用了《水滸傳》“對抗—被收編”的情節結構，體現出了“離經不判道”的山東式“英雄敘事”的傳統特色。但是《海獵》中所宣揚的“道”并不是《水滸傳》所推崇的儒家“道統”，而是從底層民眾現實的生活邏輯和人性的真善美角度去彌合“廟堂”與“民間”之間的抵牾，既顯示出深廣的批判力度，也還原了人性的復雜向度。

而劉玉民在塑造漁民形象時，并沒有一味地去表現他們的英雄氣質，還通過書寫漁民間的友情，洞悉“好漢”們內心深處的柔情與溫暖。黑塔在得知小布鴿打算離開漁船、有了新工作后，他滿是不舍。雖然頭船長海獅子的不守規矩、蠻不講理，甚至是陰險狡詐都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但是當對蝦大豐收時，為了鼓舞士氣，他大方地犒勞船員們吃對蝦餃子。船只遇到風浪，船員們齊心協力保護流網。為送身負重傷的小布鴿返航，頭船長海獅子不顧海上救援通知，在小布鴿的勸說下，才答應救援漁政的船只。除了以漁民間“風雨同舟”的友情側面顯示他們作為“好漢”的柔情一面，小說還以親情描寫進一步呈現他們內心豐富的情感。黑塔雖然經常過嘴癮，繪聲繪色地吹牛艷遇經歷，但實際上他非常愛自己美麗的妻子。當小白鴿模仿他妻子的口吻寫信告訴黑塔自己被強奸了，黑塔在聽完信后立刻買了回家的車票。海獅子仕途不順，回村后開始艱辛的漁民生涯。他想念妻子和女兒，又不敢面對他們，直到新住所建成后，才敢與他們團聚，而妻子的愛也更加激發了他對事業的雄心。劉玉民以極為細膩的筆法袒露漁民的情感世界，這些滑稽、逗趣和動人的情節看似“閑筆”，卻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漁民們的形象，也使他們所身處的海上“江湖”世界更加真實、生動和立體，在揭示人物行為動機的合理性上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

“草根”神話：

創業致富型“好漢”的塑造

“長期以來中國的英雄人物重道大于重技，精神意義重于物質利益，故而商人長期以來是被拒之于文學的英雄形象畫廊之外的”，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商品經濟的興起與勃發，物質欲望被不斷放大，商人獲得空前的社會地位，亦成為中國文學“英雄敘事”關注的焦點對象。在劉玉民過往的文學作品中，他緊握時代脈搏，形塑了系列農民企業家形象，體現出對社會動向的敏銳捕捉與思索。而新作品集《海獵》里，報告文學《東方奇人傳》接續書寫農民企業家的致富“神話”，成功地塑造了劉承府這一聰明能干的創業致富型“好漢”，不僅折射了時代波譎云詭的巨變，還著重講述他艱苦卓絕的創業歷程，彰顯了其身上奮發向上、鍥而不舍的“草根”精神，并從世俗化的情感狀態和倫理話語出發，挖掘其“儒商”的品質，展現出作者對理想商人的期許。

《東方奇人傳》在塑造劉承府這一形象時，仍從外貌和神態細節著手，“鐵塔般的身軀”“蒲扇似的大手”“紫紅的面龐”“熱誠豪爽的朗笑”等凸顯了劉承府作為山東“好漢”的特征。在敘寫劉承府發家致富的“創業史”時，劉玉民突出了其身上的草莽氣質和草根精神，謳歌了民間的魅力。從小就是“搗包”的劉承府不同于老實本分的傳統農民，他十五歲時不甘心在家務農，決心外出闖蕩時只揣了幾塊錢，后返鄉以會計學業班第一名的成績成為大隊會計。憑借才能，他如有神通般地解決了村里諸多問題，并在“改革開放”后成立了山東省第一家私營公司。公司方興未艾時，卻屢次由于地方政策的不確定性險遭夭折的厄運，因此他熟諳中央文件，為公司生存和私營經濟發展辯護，還在公司做大做強之際，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正如陳思和所說：“民間總是以低調的姿態接納國家意志對它的統治、滲透和改造，同時它又總是從漫長歲月的勞動傳統中繼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難、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間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個包容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污穢、苦難、野蠻卻又有著頑強生命力的生活空間，有關這個空間的文化形態，又總是能夠比較本色地表達出下層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緒世界。” 劉玉民以深厚的民間意識展開“英雄敘事”，觀照了社會轉型期小人物恰似“草根”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真實映射了時代大變革中民間沉重而自由、苦難而堅韌、樸素而吊詭的生命形態和生存哲學。

在詳細敘說劉承府從“草根”到“富商”的勵志致富“神話”外，劉玉民還深挖其情感世界，表現了劉承府豐富的性格特征和內圣外王的“儒商”品質。《東方奇人傳》中，一方面，劉承府雖然草莽氣質十足，但他并不是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暴發戶”。他喜愛創作“打油詩”，好發議論，常借詩歌抒情言志，對生活哲學、處世之道和社會時事等都有著自己獨到的體悟，顯現出極強的思辨力。另一方面，劉承府雖是個大老粗，但他對待員工，注重布恩施德，在公司遭遇管理危機時，才痛定思痛地改革。對待家人，他也細致體貼。出走家鄉，已當上鉗工的他，在接到母親病危的消息后，迅速趕回。得知是為騙他回家后，他也并未返城，而是留在農村，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重新開始新的奮斗。原配妻子李秀林和大兒子雙雙病倒，他咬緊牙關，悉心照料。劉玉民過往塑造的農民企業家形象旨在表達時代變革，對這些形象的情感世界著墨并不多，而且為凸顯鄉村社會新舊雜糅的時代性，他們往往處于父子沖突、婚外情、家族恩怨等異化關系中。但是，《東方奇人傳》不僅演繹了主人公頑強的生命經歷和獲取財富的非凡能力，還在世俗化的情感狀態中多角度地展露了其仁、義、理、智、信等富有中國儒家傳統特色的內在修養和道德品質，體現了劉玉民對構建商界英雄理想人格與現代商業倫理的新思考。

三

“盡忠報國”：

民族英雄型“好漢”的刻繪

英勇愛國的民族英雄型“好漢”是新作品集《海獵》中塑造的第三類英雄形象。與前兩類形象所流露的鮮活恣肆的“民間”色彩不同的是，劉玉民筆下的岳飛形象則體現出了較明顯的“主流敘事”的痕跡，反映了他對待歷史的審慎態度。劉玉民曾在采訪中說：“現在人們了解的岳飛大多是從《說岳全傳》來的，與歷史上真實的岳飛相差甚遠。岳飛是民族英雄，我覺得有責任恢復歷史風貌。” 中篇小說《岳家軍的第一面旗幟》里，劉玉民在尊重客觀史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作家的主體性，重構岳飛盡忠報國的歷史故事，以個體視角和“平視”姿態傳遞宏大的愛國主題，以柔性的情感共鳴與價值共識代替刻板的政治說教，顯示出對民族英雄形象傳統刻繪方式的探索性變革。

《岳家軍的第一面旗幟》生動敘述了在宋軍全線潰敗之際，岳飛以盡忠報國的精神，率領岳家軍奮起反擊，將南侵的金兵逐回江北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在小說中，作者不僅展現了岳飛作為有名的常勝將軍的武藝高強、有勇有謀，更通過反襯的筆法，凸顯了他鞠躬盡瘁、一心為國的忠肝義膽。皇帝趙構昏庸無能，高居宰相之位的杜充尸位素餐、貪贓枉法，將領王燮臨陣脫逃，在屢戰屢敗的危難時局之中，還有不少將士或投奔金軍，或成為土匪。但是，岳飛誓死不賣國求榮，秉持盡忠報國的精神，吸納整頓武裝力量，組建了“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岳家軍，主動貼軍餉和存儲，英勇抗敵。小說擺脫傳統“英雄敘事”全景立體的宏觀情節框架，并沒有完整地陳說岳飛抗金的豐功偉績，而是另辟蹊徑地選取其中一段歷史的橫截面，力圖以“一葉知秋”的中式敘事手法，通過呈現戰爭中上至皇室貴族，下至普通士兵對戰爭的態度，巧妙地揭示宋軍潰敗的原因，還以現代歷史眼光，通過書寫宰相杜充的昏庸腐敗和將領在戰爭中調不動兵的無奈，高屋建瓴地反思和批判了宋朝的“以文制武”和“兵將分離”制度。小說中的岳飛形象承傳齊魯古典文化精神，折射了忠孝兩全、仁義道德、講求氣節等傳統儒家思想，而其身上舍生忘死、拒絕同流合污、對理想信念“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守等，也盡顯道德理性的光芒和令人為之動容的慷慨悲涼，映照出了齊魯文學“英雄敘事”獨樹一幟的特色。

以往的文學作品詮釋岳飛盡忠報國的故事，往往只停留在贊揚岳飛和岳母的愛國精神層面。但是，《岳家軍的第一面旗幟》重新解讀了岳飛盡忠報國的出發點。在小說中，岳飛盡忠報國的行為并不完全取決于他忠貞愛國的信念，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抗金除匪既是為國而戰，也是為家而戰。當宋軍節節敗退，他面對群龍無首的將士，反問習武當兵不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和讓自己的父母親人過上好日子嗎，然后掀起衣服，露出背上岳母“盡忠報國”的刺字，訴說戰爭以來自己家人的離散，鼓舞將士們為自己的父母親人拼死奮戰。最終這些將士紛紛被岳飛的話語打動，岳家軍得以組建。小說自覺摒棄了傳統“英雄敘事”中公與私、“大我”與“小我”二元對立式的思維模式，在傳達宏大的愛國主題時，以“平視”姿態切身關注了民族英雄身份背后的個體偶在，將家與國、御外與安內、個人價值與集體主義深刻鏈接，極大地增強了小說的敘事深度和悲劇氛圍。與此同時，在描摹沙場的風云際會之外，小說還含蓄蘊藉、舒緩有致地穿插講述了岳飛對家人的情感。中原淪陷后，岳飛與家人失聯。他千方百計地打聽消息，派人尋找下落。在取得聯系后，岳飛立馬選派一隊精兵，過江前去迎接和保護。兩天一報的行程消息，時刻牽動著他的心緒，讓他寢食難安。團聚后，岳母體弱多病，岳飛只要有時間總是親自過問，親自煎藥喂藥。對為了生存而自賣自身的原配妻子，岳飛選擇了理解和原諒。新成婚后，岳飛與妻子李娃琴瑟和鳴，并不因他們之間身份懸殊而輕視和薄待她。小說用靜水流深的“日常生活敘事”來平衡壯懷激烈的“英雄敘事”，既使小說的敘事節奏達到了張弛有度的效果，豐富了岳飛這一形象的人物性格，也使小說在深情頌揚偉大的愛國精神的同時，閃耀出平凡的人性光輝。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