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贊郁高口碑新作，東亞人自己的黑色幽默

樸贊郁導演的新作《無可奈何》改編自1997年出版的小說《斧頭》，這部小說于2005年首次被改編成電影《職場殺手》。樸贊郁在2009年讀到這部小說后便萌生改編的念頭。原作具有強烈的伊靈喜劇風格，即以冷峻的諷刺揭露社會階級、官僚制度與市民的自欺。

影片同樣沿襲了這種社會諷刺模式：一個看似穩定的生活因一次意外滑向混亂，主人公的理性逐漸崩塌，最終被荒誕吞噬。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講述的正是一位溫文爾雅的中年男子萬洙（李秉憲飾），在被供職25年的造紙公司解雇后，為了獲得新的工作機會、重新養家糊口，開始謀殺和自己爭奪同一崗位的競爭者。

樸贊郁在采訪中坦言：“多年來我一直想把它拍成一部美國電影，但在拍完《分手的決心》后，我開始問自己，這個故事為什么不能發生在韓國？”于是，這次跨越十余年醞釀的改編最終落地韓國社會。

原著中對職場與社會結構的諷刺在此被重新詮釋，影片植入了韓國當下的社會焦慮，如人工智能技術的崛起導致的勞動力被取代、中年危機、子女教育負擔、重新就業時的歧視與羞恥。同時造紙業在數字時代逐漸消亡的命運也與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的取代形成互文，成為資本主義更新迭代下被吞噬的象征。

樸贊郁將美國式的黑色幽默移植到東亞語境中，為影片賦予和科恩兄弟、蓋伊·里奇等導演完全不同的黑色幽默特質。他讓觀眾在笑聲的表層下，體會理性坍塌與道德瓦解的過程（下文包含部分情節劇透）。

萬洙（李秉憲飾）是一個典型的東亞中產父親形象，他是被“有毒男性氣質”困住的受害者。他將男性尊嚴與養家責任視為自我身份核心，不僅是家庭支柱的象征，更是自我存在的憑據。作為社會人身份，他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被職業深度綁定的個體，其自我認同完全依附于職業成就。

一旦被造紙公司裁員，他以工作為軸心的身份結構便瞬間崩塌。他失去的不是收入，而是存在的意義與體面的幻覺。無法適應其他行業、無法重新定義自我，他被迫滑向社會邊緣，成為現代體制中被拋棄的中年男性。

在大多數主流敘事中，危機常被設定為重塑自我的契機，比如《逆行人生》中主角通過自省與改變獲得“成長”。

但《無可奈何》拒絕這種敘事邏輯，有著中年危機的萬洙不是要成為更好的人，而是要捍衛一個“屬于男性和自我的尊嚴”，這樣的捍衛屬性也在創作道路上與《寄生蟲》完全相反。他寧愿以極端的方式捍衛秩序，也不愿承認秩序本身的崩塌。這種拒絕正是影片黑色幽默的源頭。

黑色幽默是一種將荒誕、暴力、死亡或社會禁忌等嚴肅主題與滑稽、諷刺、冷峻的幽默結合起來的敘事手法。《無可奈何》的黑色幽默不同于西方電影中對荒誕命運荒誕的嘲諷，而更像是一種道德焦慮的自我消解。

如《冰血暴》的敘事機制是每個人都在自作聰明地控制局面，結果被命運嘲笑，是典型的“荒誕犯罪的螺旋結構”；而在《無可奈何》中，樸贊郁讓黑色幽默變得更“內向”，荒誕不來自愚蠢，而來自個體面對理性與道德的無力掙扎，是“理性崩塌的遞進結構”。

它將家庭責任、社會體面、男性自尊與資本主義競爭機制交織在一起，使荒誕不再外顯于行為，而潛藏于內在。

在這個角度之下，萬洙殺死的三個人分別代表他了內心焦慮的三個層面，即構成自我瓦解的三重投射：具范模（李星民飾）代表了萬洙與美莉（孫藝珍飾）親密關系的崩裂。

高始朝（車勝元飾）的部分則象征了萬洙家庭關系的崩塌及與兒子和女兒的關系。

兒子偷手機的支線既是對萬洙道德寓言的警示，也隱約呼應著《四百下》的青少年迷茫。

最后的崔善出（樸熙順飾）則代表了職業認同的消亡，在經歷了親密關系和家庭關系的崩塌后，他要正視自己與工作（造紙業）的關系。

每一次謀殺都像是一場儀式化的“自我清除”，他并非殺掉他人，而是在逐步拆解自我身份。

樸贊郁在《無可奈何》中繼續展示著他的類型美學，畫面之外他的攝影機運動帶有靈動的張力，時而拉遠，時而從下而上平移，在空間層次的轉換中構建出一種“被觀察”與“觀察”的不安感。這種運動方向與奉俊昊《寄生蟲》中自上而下的凝視形成鮮明對照。

此外，影片大量運用平行剪輯，但樸贊郁并未將其僅作為時間與空間的同步工具，而是將之發展為一種情感上的交互。不同場景間的切換，常常連接著家庭成員之間看似處于崩塌卻堅韌的情感線索。

通過這種剪輯方式，影片展示出一種典型的東亞情感特質，情感通過節制、隱忍與節奏性的呼應被表達出來。

影片中還多次使用長鏡頭，并在前后景層次上精心安排人物事件與位置關系，縱深空間的構造讓觀眾在同一畫面中同時感受到不同的情緒。

影片揭示的是一種被經濟支配的暴力，一旦市場認定某類人多余，他們便被剝奪了生存的意義與尊嚴。萬洙的崩潰并非個人悲劇，而是整個體制的征候，他或許代表了被體面幻覺束縛的中產階層，在理性與焦慮的夾縫中徒勞維持現狀。

《無可奈何》完整報道

請見《環球銀幕》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