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超越邊界：跨國遷移與流動的歷史

2025年11月15日至16日，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主辦的“超越邊界：跨國遷移與流動的歷史”學術研討會暨《跨國史研究》青年論壇在上海順利舉行，來自南京大學、南開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東京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等境內外高校的50余名學者齊聚申城，從國際博弈、殖民治理、技術流動、文化傳承、身份政治等多維視角共同探索跨國史研究的新范式與新路徑。本次研討會共設置三個單元：主旨演講、圓桌會議和分組討論。

與會者合影

15日上午，研討會開幕式由上海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跨國史研究》籌辦人楊長云主持，上海大學世界史學科帶頭人張勇安、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郭丹彤出席開幕式并致辭。張勇安結合自身多年學術研究經驗分享感悟，指出當下學術研究硬件條件較之從前有了質的飛躍，可供學者開展跨區域、跨學科研究。但他同時強調，歷史學研究仍然要基于且忠于檔案史料，而非事先擬定的主題。最后他提到，學生雖常抱怨成果發表難度大，但核心原因往往在于“創作不足”，鼓勵廣大學者積極創作，并介紹現場期刊編輯、合作出版社，呼吁青年學者既要扎根史料、立足本土，也要具備全球視野，主動參與國際對話，推動中國歷史學研究走向國際舞臺。郭丹彤教授在回顧上海大學基礎課教材《簡明全球史》的編寫過程基礎上，討論了研討會相關的幾個核心概念——全球史、跨國史、國際史，指出全球史是一種“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整體視角，而跨國史是跨越民族國家界限，聚焦族群、知識、商品、國際組織等跨域現象的研究。她強調明晰這些概念的內涵與邊界，不僅是本次研討會深入交流的基礎，更能為青年學者精準錨定研究方向、開展跨學科對話提供理論支撐，助力推動跨國史研究在國內的深化與創新。

主旨演講

主旨演講為全英文講述，演講者來自三個不同國家，體現跨國史研究的“跨國”屬性。第一位演講者是美國阿肯色大學托馬斯·亞當（Thomas Adam），主題為“歷史研究的新路徑：跨國史與文化互遷”，由上海大學夏昀主持。亞當認為跨國史不是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歷史，而是站在傳統民族國家史學的對立面，試圖擺脫將歷史視為民族國家附屬品的框架。跨文化研究則是考察物質和非物質對象從一個空間（給予社會）到另一個空間（接收社會）的流動，通過對足球的全球化、圣誕節的跨洋轉移、麥當勞的全球擴張的案例分析，展現了文化互遷的過程通常發生在特定且有限的時刻，出于文化互遷中介者的興趣和選擇，修改和轉變被轉移的對象，轉移能否成功依賴于接收社會成員的接受度，因此轉移的主導權來自接收社會，這一現象有力地解釋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變得相似但又始終存在差異的原因。

第二場主旨演講是丹麥奧爾堡大學保羅·杜德寶（Poul Duedahl）帶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全球史的概念”，上海大學、奧爾堡大學聯合博士生徐欣蕊主持。杜德寶圍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全球史觀念的形成進行了深入講解，并回顧了UNESCO 在推動全球史寫作、建立全球共同記憶與促進世界和平方面的歷史作用。全球史根據研究者的關注可以被詮釋為不同的定義，起源于不同的時間，但他們都強調跨邊界、跨區域的聯系和互動。UNESCO從二戰后的和平愿景出發，希望編纂一本書寫人類文明的共同歷史，給予全人類共同的過去和身份認同。但由于亞非地區缺乏學術力量、美蘇意識形態沖突等原因，UNESCO編纂的全球史沒有獲得預期成果，但仍然刺激了亞非拉地區的文明研究、推動“世界遺產”意識的形成，讓全球史走向了多中心、跨區域的新研究方向。

第三場主旨演講邀請的是上海大學阿納布·查克拉博蒂（Janaka Jayawickrama），由上海大學賈納卡·賈亞維克拉馬（Arnab Chakraborty）主持。查克拉博蒂從跨國文化與思想的視角探討了南亞次大陸與中國五千多年的合作與交流，在人員上，中國的使者、商人、朝圣者以及南亞的僧人都曾到達對方領土游歷；在物品上，紅糖、瓷器等都是兩地友好交流的物證；在文化上，中國與南亞有著相近的哲學思想、自然理念、群體觀念和生活習慣。近代以后，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革命理論對南亞獨立解放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人街等華人社群的特色也深度融入南亞地區的文化傳統之中。16世紀歐洲殖民勢力的入侵曾對兩地的交流產生不可磨滅的傷害，但今后南亞和中國必將讓交融的文化成為跨越國界的紐帶，在新時代譜寫深度合作的篇章。

圓桌會議

圓桌會議的主題為“文明互鑒下的跨國史如何研究？——書寫、出版與傳播”，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黃薇主持。楊長云首先指出學界對跨國史概念存在理解偏差，強調跨國史并非僅僅是涉及多個國家，而是有著特定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應從概念史視角梳理跨國史的產生脈絡，再結合具體個案打磨選題，才能寫出優質的跨國史論文。東北師范大學伍斌則從移民史視角切入，指出跨國史關注人員、商品、思想、文化的跨國流動及影響，而移民是這些要素流動的前提與載體，它具有跨國性、持續性等特征，能夠帶來物質、觀念、文化等的傳播、沖突和更新，應該是跨國史研究的重要對象。上海中醫藥大學王志永強調跨國史研究需要獨特的研究路徑與方法理論，并結合了華人移民等案例，說明跨國史研究應在研究路徑上要注重史料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則需采用跨學科視角。

上海外國語大學吳小凡在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大疑問：一為何種議題有必要引入跨國史概念研究，其相比傳統研究框架能帶來何種學術增量？二是在AI技術降低多語言史料獲取門檻的背景下，歷史學者如何實現跨國史概念與研究內容的深度結合？南開大學董瑜對此做出回應，指出跨國史旨在打破民族國家解釋框架，用新路徑解決老話題，是在重新審視民族國家的不確定性而非將其摧毀；同時跨國史研究也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掌握多語言，并結合具體案例展現了跨國史研究的價值。上海大學焦姣則質疑了跨國史為全新概念的觀點，她認為民族國家史框架僅存在200年，而帝國等更早的跨國實體與研究視角早已存在，當前跨國史研究或許只是對傳統概念的復興而非創新，而民族國家之上、全球之下如宗教、族裔等各類共同體均屬跨文化研究的范疇。

上海大學吳浩指出美國史領域的跨國史研究存在兩大問題：一是仍聚焦中心-邊緣的單向輸出，對美國與大西洋世界以外國家的雙向互動關注不足；二是部分研究僅停留在證明跨國交流網絡存在，而缺乏對網絡影響機制的深度剖析。太原師范學院王宇翔則提出“跨國郊區化”概念，指出1965年洛杉磯郊區的華人多從其他國家直接遷入，其經營活動等具有跨國色彩，改變了當地的社會景觀，這種現象挑戰了美國經典的空間同化理論，凸顯了人的流動在跨國要素中的核心作用。上海大學屠含章結合自己早期的研究，曾陷入“人成為信息附屬”的困境，后來認識到跨國流動涉及個體、群體、物、信息等多元主體，無論跨國史、全球史等何種新流派，最終都應回歸歷史學對“人”的研究。上海師范大學蔡萌指出學生在跨國史選題中多關注觀念、組織、人員、物品的流動，但這類研究因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和有沖擊力的觀點而易顯乏味，并結合帝國史案例指出，跨國史研究中微觀層面的分析更具吸引力與學術價值。

黃薇最后結合自身研究領域，指出僅研究某一國家歷史已趨飽和，而跨國史等新概念為拓展學術邊界提供了新路徑。會議中師生的積極參與，圍繞跨國史的研究、書寫、出版與傳播，從概念界定、研究路徑、方法創新、現實挑戰等多個層面展開的交流，正體現了學界共同突破的努力，為跨國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思路與啟發。

分組討論競合與秩序：國際權力的博弈

本組討論圍繞國際權力的博弈這一核心議題展開，涉及帝國與殖民地、帝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帝國列強之間的斗爭，揭示了國際秩序演變中規則、權力、競爭和秩序。

華東師范大學侯嘉欣講述了冷戰時期，美國國會黑人議員在缺乏法律支持的情況下，運用聽證會證詞、辯論與演講等常規政治手段，針對美國在南非建立的、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NASA衛星跟蹤站施加了道德、外交及預算壓力，最終成功關閉了該跟蹤站，體現了民權政治在跨國層面的實踐與作用。上海大學孟毓然敘述了在18世紀末，英國為應對美利奴羊毛的結構性原料危機，依托跨國科學網絡與殖民擴張體系，通過走私、交換等手段獲取了美利奴綿羊，并在澳大利亞殖民地成功建立了“帝國牧場”，揭示了生物資源控制作為帝國擴張“無形之手”的核心功能，映射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自然要素、資本積累與權力網絡的深度互嵌。南開大學王予汐闡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控制下的偽滿政權試圖通過實行《滿洲石油專賣法》完全壟斷東北的石油市場，公然挑戰了現行國際秩序。英美方在向日本多次抗議未果后，企圖退出偽滿市場，日方又通過扣留設備等方式希望利用英美資本，雙方的決裂體現了日本逐漸放棄協調主義，走上國際孤立化的道路。宋慶齡學校張珍瑜探討了跨國史與新現實主義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并以中國知識分子在巴黎和會期間的角色與影響作為案例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跨國史拓寬了研究視野，揭示了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作用；而新現實主義提供了分析國際體系的理論工具，這兩種方法結合為研究世界史提供了新路徑。

聯結與構建：世界的時間與敘事

本組討論考察了敘事、文字及其載體，學者們以豐富的史料和多元的案例展現了敘事能夠體現社會觀點的流變，文字能夠反映思想觀念的傳播，它們的載體亦是聯結和構建不同地區的手段。

天津師范大學肖蘇寧解讀了18世紀大西洋兩岸的跨國商業信息交流的主要載體——書信，它兼具私密性和公開性，通過傳遞商業情報、政治動態和商人信譽的信息，成為維系商業網絡、構建信用體系的重要手段和核心工具，在18世紀大西洋兩岸的商業貿易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貴州師范大學楊長紅、王興鋒系統梳理了德國著名思想家約翰·赫爾德的中國觀，并指出其認為的中國形象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既保留了18世紀中葉以前歐洲人贊譽中國的主要方面，又突出了18世紀中葉以后歐洲人批判中國的主要方面，最后揭示了赫爾德觀點在18世紀中葉歐洲中國觀轉向進程中承上啟下的典型意義。上海大學吳浩、曾炯合撰文章認為新政史書寫范式從民族國家本位到跨國敘事傾向的轉變深刻挑戰了“美國例外主義”的觀念，重構了新政研究的時空維度。但當前的新政跨國史書寫仍存在“去西方中心化”有待深入等局限，非西方國家與新政的跨國雙向交流、新政與去殖民化等新興領域的交叉將會是未來新政跨國史書寫值得深入的主題。故宮博物院李珣澤參照清代暹羅國金葉表的實物及相關古籍，對金葉表稱謂、含義及文本內容進行考察，對其跨國流動階段特征及一般過程進行梳理，總結出暹羅國金葉表跨國流動的五個階段和五個環節，揭示了金葉表在暹羅宗教情境中反映了神圣王權，而在中國政治情境中則反映了清廷的“天下”理念。

規訓與治理：殖民權力的多重面相

本組討論以殖民地的規訓和治理為主題，討論了英屬印度、偽滿洲國、法屬越南、港英通商口岸的殖民權力體現和社會治理案例，揭示了殖民地的運作機制、帝國的權力規訓以及雙方的復雜關系。

上海大學楊川聚焦1857-1947年英國殖民統治對印度現代化進程的影響，這一過程起源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之后英國女王取代東印度公司直接統治印度，廣泛地推廣了英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宗教文化等西式元素，持續到1947年印度完全獨立，這一承前啟后的階段對印度現代化建設及印度人的民族感情產生了深刻影響。吉林大學陳立贏和曼徹斯特大學劉尚麟分析了20世紀初，受到隨著殖民主義傳入東亞的營養科學的影響，日本在偽滿洲國的農事試驗場開展蘋果育種活動并動員“超克”意識，構筑出一種與西方對抗的東亞內部等級秩序，體現了較強的“超越西方”意識，為理解以營養科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傳播提出了新的后殖民主義思路。南京大學程璐從跨國史的視角，探討了法屬時期越南殖民地墨西哥銀元與法郎的主幣之爭、銅輔幣的本土化嘗試、兩次貨幣試錯等，揭示了法國殖民者如何通過貨幣體系鞏固其統治，以及越南社會在經濟戰場上的抵抗與回應，體現了越南傳統經濟體系與殖民經濟體系的文化沖突與融合。上海交通大學盧官一指出1894年香港鼠疫暴發后，港英政府在積極應對本地疫情的同時也與上海及廣州交換信息，并推動了使館與領館、使館與外交部、殖民機構與地方政府等方面圍繞貿易、衛生等問題展開了論辯，促使通商口岸間流行病通報制度化，初步形成了連接三地的檢疫網絡，為英帝國對華貿易提供檢疫情報，標志著英帝國在遠東衛生策略的轉變。

技術與霸權：流動的知識政治

本組討論以流動的知識和技術為議題，探討了中國西北的氣象系統建設、美國德裔科學家及阿波羅計劃、膠澳政府的牲畜檢疫局和美日醫學合作計劃幾個典型案例，揭示了知識技術在全球流動中的雙重本質——既是權力滲透的工具，也是文明傳播的媒介。

復旦大學吳宏韜探討了1930-1940年代為開發西北及建設抗戰后方需要，南京國民政府在氣象科學空白的甘肅建立起以省會蘭州為中心，輻射省內其他縣區的氣象臺站系統，實現了甘肅氣象事業的體系化。但是甘肅氣象事業依賴中央資源的調配，深受政治局勢的影響，與社會需要脫節，導致其戰后隨國家力量的退場而邊緣化，淪為國民政府“西北開發”政治目標的附庸。東北師范大學李帥指出美國政府在納粹德國戰敗、德國頂尖專家流亡海外之時，吸納了V2導彈總設計師馮·布勞恩。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國在太空競賽中處于下風之時，為實現肯尼迪總統提出重振美國聲望的“阿波羅計劃”，帶領團隊研制出重型運載火箭“土星五號”，為阿波羅計劃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青島大學紀佳琪敘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青島出口牛貿易興起與中國重農護牛傳統產生矛盾，膠澳政府陷入外人要求開展牛貿和國人要求禁絕牛貿的兩難境地，因而設立了膠澳商埠牲畜檢驗局作為調和機構，意在抑制貿易，而后隨政局跌宕，該局又成為征稅斂財的工具，揭示了中國政府對外邦理念、貿易要求與本國需求的調試。上海大學呂子敬介紹了美日合作醫學計劃中，美國占據了標準制定等方面的主導地位，并通過資金支持與技術輸出顯著影響了日本的醫學體系。而日本學者雖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卻始終受限于美國的技術標準，揭示了冷戰時期美日醫學合作的不對稱性，美國以“合作”名義將日本納入亞太衛生治理網絡，而日本自主性被削弱，最終淪為美國醫學霸權的附庸。

傳承與嬗變：文化符號的跨域流動

本組討論以文化符號的跨域流動為主題，探討了電影的跨國引進、游戲場的本土實踐、罐頭食品的知識變遷和漫畫藝術的跨界表達等問題，揭示了流動的知識文化既塑造了全球文化的共通性，又被本土實踐重新詮釋與創新。

倫敦大學學院劉彥伊溯源了1944-1945年間法國共產黨對美國引進電影的應對與闡釋。在冷戰陰云尚未籠罩的戰后初期，法國共產黨在政治與文化領域仍保有較大靈活空間，其既與蘇聯關系密切，又吸收了大量本土成員，在二戰期間強化了愛國身份的自我構建，這深刻影響了法共對美國電影等"外來"產物的認知，揭示了政治與文化、跨國主義與民族認同之間錯綜復雜的交互作用。上海大學、奧爾堡大學聯合博士生徐欣蕊通過對馬薩諸塞州急救與衛生協會檔案等史料的分析，指出比起將美國游戲場運動視為源自德國的舶來品，其更關鍵的推動力是波士頓本土的生活經驗與當地女性團體的積極實踐，沙子花園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些女性在公共話語中不得不借助更先進的“歐洲觀念為自身實踐賦予合法性，從而掩蓋了其原本的動機與貢獻。華中師范大學毛晶展示了19世紀中期隨著罐頭傳入而進入國人視野的罐頭知識的變遷。早期罐頭知識多以罐頭食品產業介紹為主，體現了清末農學維新的時代特色。民國后出現了專業化的罐頭知識科普，并在傳播過程中呈現生活化的表達形式。罐頭挑戰了傳統飲食認知，但同時也迎合本土市場做出改變，是近代中國社會物質文化變革的一個側面。上海大學徐也可介紹了“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俄羅斯藝術家薩帕祖（Sapajou）的漫畫作品及其中體現的上海特色和政治表達。1923年至1941年薩帕祖一直擔任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的漫畫編輯，他的作品不僅展現了土洋雜糅的上海城市生活，而且描繪了當時上海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后者影響著薩帕祖本人的漫畫立場，反映了流亡藝術家的生存境遇和艱難抉擇。

越界與歸屬：移民治理與身份政治

本組討論以移民治理和身份政治為主題，學者們探討了印尼的出國移民治理政策、東歐猶太人在美國的融入進程、東非南亞移民的公民身份政治、日籍華人的個案研究等問題，體現了作為跨國重要載體的移民在民族國家結構性管控和個體身份構建之間的張力。

暨南大學陳禮豪梳理了印尼政府不同時期在出國移民治理上的舉措，初步證實了這一解釋框架：當民族國家向外接觸出國移民與向內整合不同族群都處在低位時，傾向在出國移民治理中“收緊”民族共同體外延，反之則趨于“拓展”。以此為基礎，將跨國層次的規范擴散與習得納入分析，可進一步豐富相關研究。武漢大學馮佳鈺集中探討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移民美國的東歐猶太人面臨的排猶浪潮、經濟難題和精神危機，在共同利益和“兄弟之愛”的驅使下，德裔猶太人放下成見，推動創立教育聯盟，以英語課程、公民教育和職業培訓為重點，促進東歐猶太人的美國化，揭示了猶太族群內部統一性的形成和東歐猶太移民對于“猶太性”缺失的焦慮。魯東大學張亞慶通過探究殖民歷史背景，進行東非南亞移民的個案研究，深入分析國際局勢、歷史文化、政策調整和社會互動等因素對公民身份塑造和公民權利選擇過程的影響，揭示東非南亞人的移民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復雜性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演化的趨勢，為更好地理解當代公民身份問題提供了獨特的歷史連續性和移民群體視角。東京大學趙楚楚通過整理東京都立公文書館所藏檔案，考察了華僑陳清權、劉富當的生平及加入日本國籍的動機。由于晚清通商口岸開放、清政府未制定國籍法等原因，大量擁有外國國籍的華僑群體隨之產生。1900-1909年大量華人或因個人生存選擇、或因事業發展戰略選擇加入日籍，同時這一時期明治政府對外國人歸化的判斷未成體系，主要依靠申請者所在地方官廳的判斷。

離散與生根：跨境社群的身份構建

本組討論以跨境社群的身份構建為核心議題，通過占族穆斯林的身份調適、歐亞草原的譜系重構、孟買和上海商幫的資本網絡及朝鮮族在跨域流動等案例，揭示了跨境身份認同在制度規訓與個體實踐下的復雜性，展現了身份邊界的流動性與可能性。

海南師范大學周雅慧考察了1975年逃往馬來西亞的占族穆斯林的生存策略。當馬國政府以宗教身份審查為工具，將占族納入“馬來人”范疇，通過公民權與教育資源傾斜推動同化。難民群體則一邊通過經濟嵌入、社會適應和文化重構融入主流社會，一邊在家庭內部以語言傳承維系文化邊界，展現了東南亞移民“在地化”研究里宗教認同視角下的新實證。內蒙古師范大學烏日格木樂結合歷史文獻研究與多點民族志田野調查方法，基于清代盟旗制與哈薩克玉茲制對歐亞草原同源部落血緣結構的差異化改造，探討這一歷史分野衍生出的現代轉型，并考察了在民族國家建設、資源競爭、文化爭奪等語境下，姓氏譜系如何成為多元主體協商與重塑身份認同的彈性邊界。柏林自由大學翟心格闡述了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孟買和上海分別作為印度西部和中國長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前者在其所在區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作用有限，后者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種差異除了交通和制度等結構性因素外，主要源于本土實業家的社會網絡與政治態度，這一機制可用“推拉模型”進行概括：孟買和上海各自具備對商業資本不同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二者在區域經濟體系中的不同作用。中央民族大學焦洋、管雨晴梳理了作為跨境民族的朝鮮族在不同歷史時期身份認同的困境。1992年中韓建交后，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水南村朝鮮族跨境勞工的經歷與心路歷程，揭示了受經濟利益驅使赴韓務工的中國朝鮮族受到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持有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同時也擁有與韓國民眾有著微妙差別的復雜心態，并隨著年齡層的差異呈現出返鄉、定居不同的流動結果。

秩序與象征：帝國權力的實踐空間

本組討論聚焦帝國的秩序與象征，通過王室巡游的文化滲透、醫療制度的種族邊界、殖民流放的刑罰制度以及青年會的跨文化網絡等案例，揭示了帝國權力如何通過空間秩序的塑造與象征符號的布展來實現統治，并最終在殖民性與現代性的交織中形成復雜的歷史遺產。

南京大學王楊清雅通過研究1860-1901年間英帝國在其殖民地的文化擴張戰略、王室形象塑造等內容，分析了王室巡游中的人員遷移網絡、文化傳播機制和身份認同構建過程，揭示了帝國時代跨國流動性的復雜特征：不僅促進母國和殖民地的雙向交流，也催生了新的跨國身份認同，但也暴露了帝國內部的權力不平衡和文化沖突。江西師范大學熊林芝考察了從二戰至民權運動時期，美國黑人醫學組織和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等民權組織竭力推動廢除醫療領域的種族隔離的行動，直至1963年西姆金斯案勝訴從法律層面宣告醫院對黑人醫患的種族隔離違憲，醫療領域的種族主義開始動搖，并為未來的平權行動奠定了基礎。北京師范大學許宸睿展示了19世紀中葉法國在新喀里多尼亞等南太平洋島嶼建立起的殖民地罪犯流放制，該制度具有刑罰和殖民的雙重特性，意在緩解社會壓力，也試圖將流犯改造為定居者，服務法國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受限于自然環境、管理弊病等原因，建立農業殖民地的構想最終失敗了，但罪犯流放制度深刻塑造了南太平洋的族群構成和社會結構。武志華探討了1891-1913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創立和發展歷程，該會由北美協會派遣的路義思至上海創建，最初即設有西人、日人等五個部門，是中國最早的都會青年會、上海西僑基督教青年會與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的前身，其組織架構由西方中心模式轉向各部聯邦制，揭示了其實為近代上海東西方政治與文化交流與沖突的產物。

總體而言，本次研討會展現出四個特點：跨學科——不限于歷史學科；跨邊界——學者來自世界各地高校；跨時空——國內外線上線下相結合，展現“天涯共此時”之妙；以及年輕化——與會者多為青年學者，為跨國史研究注入新鮮血液。學者們的研究在視野上突破了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敘事框架，在方法上融合了多學科視角，在敘事上揭示了歷史并非由封閉實體構成，而是由無數跨越邊界的動態過程所塑造，拓寬并深化了歷史學研究的邊界與內涵，為理解全球社會的形成與演變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與歷史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