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中國人居住在日本？

文 | 難得君

東京新宿的街頭，中華料理店的招牌越來越多。池袋的中文標語隨處可見，走幾步就能聽到熟悉的鄉音。

這不是你的錯覺。

截止到2025年3月底，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已經超過了120萬。

這個數字，相當于日本人口最少的七個縣的總和。也就是說，有一個中等規模的“縣”，它的“居民”全是中國人，散布在日本的各個城市里。

他們占到了日本所有外國人的27.6%，也就是說，每四個在日外國人里，就有一個以上來自中國。

回望過去，這個增長速度有點驚人。

1989年，在日本的中國人只有13.7萬。2010年，漲到了68.7萬。而到2025年，突破了120萬。

尤其是在2008年，中國人數量首次超過了在日韓國人和朝鮮人，成了日本最大的外國人群體。

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變化，更像是一個靜悄悄發生的、卻足以改變社會面貌的人口遷徙。

▌數字背后，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這120萬人，不是面目模糊的“群體”。他們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活法。

大約有11萬人，是背著書包的留學生。他們當中，有人是癡迷日本動漫文化，想來圣地巡禮；有人是覺得日本留學性價比高，教育質量不錯。他們畢業后，超過六成選擇留在日本工作。

在東京這樣的大城市，這個比例更高，達到七成。原因不難理解：相比國內一線城市白熱化的競爭，一個既懂中文、又了解日本社會、還會日語的年輕人，在這里的企業看來是塊寶。機會，就這樣擺在了面前。

還有超過2萬人，手里拿的是“經營管理簽證”。他們是來日本開公司、做生意的中國人。全球申請這個簽證的人里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他們在日本設立公司，投資經營，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商人圈子。他們的選擇，背后往往是對另一種生活節奏和商業環境的考量。

近幾年，日本政府為了填補勞動力缺口，推出了“特定技能簽證”。建筑、餐飲、護理、農業等十四個缺人的行業，都向外國人打開了大門。這個簽證待遇不錯，幾乎和日本人同工同酬，甚至還能申請把家人接過來。對于很多國內的普通勞動者來說，這是一條看得見、摸得著的出路。

從地圖上看，將近一半的中國人，44%，都擠在東京首都圈。東京都里住了24.3萬中國人，大阪府8.7萬，神奈川縣7.9萬。

池袋、高田馬場、新大久保這些地方，早就形成了成熟的華人社區。走進去，從手機卡、房產中介到家鄉風味的餐館，生活所需一應俱全，仿佛是一個嵌入日本的“小中國”。

▌日本為什么需要他們？

過去十年，在日中國人數量猛增了61.9%。特別是2023到2025這三年，一下子多了12.8萬人。為什么日本突然涌進這么多中國人？推力，主要來自日本自己。

日本社會正在快速老去。65歲以上的老人，已經占了總人口的29%。年輕人越來越少，誰去工廠干活？誰去工地搬磚？誰去養老院照顧老人？僅僅養老護理這一個行業，2023年的缺口就高達60萬人。

沒辦法，日本政府定下了一個大膽的目標：要在2030年之前，引進600萬外國人才。環顧四周，文化相近、地理不遠、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自然成了最重要的“人才庫”。

政策上，日本也開了不少口子。比如“高級人才簽證”，用積分制算分，學歷高、收入高、工作經驗豐富的，最快一年就能拿到永住資格（綠卡）。

還有前面提到的“經營管理簽證”，以前門檻是500萬日元（大約25萬人民幣），這個數目對不少中國城市中產來說，并非遙不可及。

這兩年日元貶值，在日本生活、購物的成本相對降低了，這也增加了一些吸引力。同時，像華為、字節跳動這樣的中國科技公司，在日本不斷擴張，它們給出的薪水，往往比日本本土企業高出20%到30%，為在日華人提供了更誘人的職業選擇。

所以，這120萬人背后，是一場雙向的奔赴：日本迫切需要勞動力來維持社會運轉，而許多中國人在這里看到了機會和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矛盾中的接納

然而，事情并非一片和諧。日本社會對中國人，呈現出一種非常矛盾的態度。

政府和企業層面，是張開雙臂的歡迎。數據顯示，在日外國高端人才中，66%來自中國。日本商界的精英們公開說，吸引中國人才，對重振日本經濟“至關重要”。

中國游客更是日本旅游業的財神爺，貢獻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旅游收入。所以你會看到，商場里有中文導購，春節期間有專門的促銷活動。

但到了民間層面，卻是另一番景象。有調查顯示，不少日本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歡迎中國人居住在日本”。

這種割裂從何而來？原因很復雜。

一方面，日本社會傳統上比較封閉，對外來文化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再加上近些年來仇日情緒高漲，影響著一些普通日本人對華人的觀感。

另一方面，或許是一種更現實的焦慮：在資源有限的社會里，突然涌入大量外來者，會不會擠占自己的空間？

有日本學者則稱：如果真到了資源緊張的地步，社會可能會優先保障有勞動能力和生育潛力的群體。這種潛在的生存邏輯，讓表面的接納之下，始終暗流涌動。

▌未來的十字路口

這120萬人的故事，還在繼續書寫。有媒體預測，到2026年，在日華人將成為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外裔群體之一。

日本政府的心態也在發生微妙變化，開始提高一些簽證的門檻。比如，經營管理簽證的注冊資本金，可能要從500萬日元大幅提高到1500萬甚至3000萬日元，審查也會更嚴，想把那些純粹投機的人擋在外面。

與此同時，那些人口流失嚴重的日本地方城市，卻給出了更優惠的條件。像福岡市，給定居的家庭最高100萬日元的補貼；札幌市提供房產稅減免；還有的地方把空置的傳統老屋，免費或低價給新移民住。

日本社會，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一方面，他們需要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來填補勞動力的空洞，注入經濟活力；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又不得不艱難地調試心態，去適應一個日益多元、外國人隨處可見的新現實。

東京新宿街頭，越南餐館和中華料理店開在一起，不同語言交織。這景象，就是這場靜默變革最日常的注腳。

這120萬個選擇，是120萬個人生。有人為了夢想，有人為了生計，有人為了孩子，有人只是想要換一種活法。他們匯成一股涓涓細流，緩緩改變著兩個國家的社會肌理。

這不是簡單的“崇洋”或“逃離”，而是一個復雜時代里，個體基于現實做出的理性權衡。他們用腳投票，選擇了一個壓力或許不同、機會結構各異的社會。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當中國日益強大的今天，卻仍有如此規模的人群選擇東渡，這就是全球化時代個體自由的真實呈現。日本需要他們的勞動力和消費力，他們則需要日本提供的某些機會和生活方式。

這種雙向需求，構成了當下東亞人口圖景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部分。它無關宏大的主義，只關乎普通人對更好生活的樸素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