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屜最深處,那封信還在。
它被壓在一疊稅務單據和過期的保修卡下面,藏得并不高明,只是時間蓋住了它。淺藍色的信封,邊緣已經泛起陳年的黃,像秋日銀杏葉的邊沿。沒有郵票,沒有地址,只有兩個字,用黑色墨水寫著,筆跡力透紙背,仿佛把某種決心也一起摁了進去:“啟明”。
我捏著信封的一角,很輕,又很沉。里面是一疊信紙,摸著有點厚度。我把信抽出來,沒有立刻打開。窗外的陽光正斜斜地切進來,落在書桌上,塵埃在光柱里緩緩沉浮。這景象,竟和許多年前那個寫下第一個字的午后,如此相似。
那時我租住在城北一間朝西的小屋里。書桌就在窗邊,下午四點到六點,陽光會準時拜訪,把整個桌面,連同那疊剛買的藍色信紙,都鍍上一層溫暖的金色。我就是在那樣一個午后,鋪開信紙,寫下第一個“啟明兄:”。
墨水是新的,筆尖劃過紙張時,有細微的沙沙聲。寫什么呢?起初并沒有清晰的計劃。只是有些話,像心里漲滿的潮水,需要找一個出口。寫窗外的老槐樹又開花了,香氣能飄進夢里;寫樓下新開了家豆漿店,老板娘有和母親相似的圓臉;寫讀到了一首詩,里面有一句“山河故人遠,燈火近可親”,愣是盯著看了許久。
信,就這么斷斷續續地寫。有時是深夜加班歸來,帶著一身疲憊寫幾行;有時是周末清晨,就著第一縷光寫一段。它成了一種奇特的自言自語,一種無需回應的傾訴。我在信里剖析自己的迷茫,就像在剝一顆洋蔥,一層一層,有時被辣出眼淚。也記錄那些微不足道的喜悅:趕上了最后一班地鐵,煮出了一鍋完美的白粥,在舊書攤淘到一本尋覓已久的書。
時間在筆尖下流過。信紙一頁頁厚起來,藍色信封也漸漸被撐得有些鼓脹。生活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換了工作,搬了家,從城北到了城南。那封信,被我仔細地收進了新家的抽屜,想著“等寫完再寄”。可“寫完”是什么時候呢?我并不知道。有些事,一旦預設了結局,過程反而變得滯重起來。漸漸地,提筆的間隔越來越長。從一周,到一個月,再到一個季節。
最后一次落筆,是三年前的秋天。只寫了半頁,末尾是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今天下雨了,桂花被打落一地,香氣混在濕泥土里,有種說不出的味道。忽然覺得,很多話,或許不說,也是一種說完。”
然后,就再也沒有然后了。信,就這樣“未完成”地停留在了那里。像一個被按了暫停鍵的悠長獨白。
此刻,我坐在完全不同的一扇窗前。展開信紙,那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跡,撲面而來的是一股屬于過去的氣息。我看著那個在字里行間時而雀躍、時而低沉的自己,覺得既熟悉又陌生。有些當時覺得天大的困惑,如今看來已輕如云煙;有些當時一筆帶過的瑣碎,此刻讀來卻沉甸甸地壓著時光的質感。
我忽然明白了這封信為何始終“未寄”。它從來就不是為了抵達某個人而寫的。那個名字,或許只是一個象征,一個傾聽的坐標。這封信真正的收件人,是時間彼岸那個年輕的自己。我用最誠實甚至笨拙的方式,為他(她)記錄下那段漂泊歲月里所有的褶皺與光亮。而書寫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告別與重逢。
至于“啟明”?他或許真有其人,或許只是我心中一盞虛擬的燈。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些獨自成軍的年月里,我曾如此認真地向著一片虛空,投遞過自己的溫度與聲響。那片虛空,以沉默容納了一切,并在此刻,通過這些發黃的字跡,給予我一種奇異的、飽滿的回響。
我把信紙重新疊好,放回信封。邊緣的黃色,仿佛更深了一些。我沒有將它放回抽屜深處,而是把它立在了書架的邊緣,挨著幾本常翻的詩集。
就讓它在那里吧。不寄出的信,才擁有了無限種抵達的可能。它是一枚時間的琥珀,封存著一段液態的過往;也是一面安靜的鏡子,提醒著此刻的我,生命的豐盈,往往在于那些未能說盡的、仍在生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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