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陳亦楠編著的《正義的回響:二戰后BC級日本戰犯審判啟示錄》問世出版。書中還原了二戰后同盟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對日軍戰爭暴行的審判概貌,完整記錄了國際社會以法律手段清算戰爭罪責、重塑國際秩序的歷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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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以檔案形式呈現二戰歷史回憶
這本新書鉤沉4大洲13個國家和地區29所世界級檔案里的史料,系統梳理二戰后中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軍事法庭的審判實況。資料涉及英語、法語、俄語、荷蘭語、日語、馬來語等。其中包括對多位百歲老人的搶救性記錄,揭露“地獄航船”“泰緬死亡鐵路”“活體解剖事件”“父島吃人事件”“大久野島毒氣工廠”“死亡行軍”等歷史事件。以大量庭審參與者及其后人、戰爭參與者及其后人,以及對戰犯、記者和參與者的日記呈現,并搭配300張圖片,圖文并茂地講述各國人民對這段二戰及戰后審判歷史的集體回憶,以及中國人民對二戰勝利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我們此前推出的紀錄片共有8集,在篇幅上是比較有限的。這本新書在紀錄片基礎上,增加了一些采訪的口述,在體量上擴充了1/3,相當于12集。這樣史料更為詳實完整,將以前不被關注的一些審判細節鏈條相對全貌地呈現出來。”陳亦楠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當下一些日本政客逆歷史潮流的錯誤言論和蠻橫態度,本質上是日本右翼勢力企圖擺脫戰后束縛、推動修憲擴軍、重拾軍國主義野心的表現。這本新書重新審視戰爭審判的歷史邏輯,不僅將戰爭罪行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更堅定維護二戰勝利成果。我們應當以歷史鏡鑒,推動國際社會形成尊重國際法以及遵守國際秩序的廣泛共識。
書中還收錄了美國、德國、荷蘭、澳大利亞、俄羅斯、英國、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近30位相關領域的國際政要與專家的觀點。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被譽為西方研究東京審判第一人的大衛·科恩、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中心的顧若鵬教授、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前法官、南非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納維?皮萊博士等。這些國際專家提供了廣闊的國際視野,跨越歷史與當下、審判方與被審判方、戰勝國與戰敗國視角,全面還原歷史真實,推動國際觀眾更深層次認知戰后審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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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新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沈陽法庭現場
講述:一個曾經在日本地圖上被抹去的島
在這本新書中,講述了三個同時發生在1942年中國大地上的事件。日軍不僅在戰場上對軍人使用毒氣,對手無寸鐵的平民也使用化學毒氣。
1942年5月27日清晨,為了打擊八路軍作戰力量,日本陸軍第110師團從定縣(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出發向南掃蕩,與八路軍展開了戰斗,并逐漸包圍了北疃村。李慶祥老人是北疃慘案的幸存者之一,當年慘案發生時,他只有15歲。多年后,他仍然記得日軍在他們躲藏的地道里釋放毒氣、屠殺平民的場景。
李慶祥:“一說日本鬼子來了,誰不怕啊,見人就殺。他們向地道里放毒氣,里頭一聞到味道,你就出不來氣了。我拽著弟弟和妹妹往外逃,弟弟跑到角落就被擠住了,被毒死在那里。我手里的妹妹8歲了,說哥哥我走不了了,你們走吧。光說話彼此又看不見對方。我一出去她就死在那兒了。”
日軍對北疃村的圍攻持續了兩天,向地道施放毒氣后,還在村中繼續屠殺幸存者。北疃村有一口“血肉井”。日軍進村后實行三光政策,殺了1000多人,尸體把這口井和村頭另外一口井都填滿了,“血肉井”由此得名。北疃村中120余戶居民有24戶被滅門。
而日軍在北疃村使用的毒氣,來自日本的大久野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是一座極為秘密的孤島。當時的日本政府為了掩人耳目,甚至故意把這座小島從地圖上抹去。島上建有發電廠,供毒氣工廠使用。在大久野島制造的毒氣被運到中國,作為殺人武器。
藤本安馬在1941年被征召進入大久野島進行毒氣彈生產,當時15歲的他是被小學老師騙去工作的。工廠24小時馬不停蹄地生產,讓這個島完全浸沒在毒氣之中。毒氣慢慢侵入了呼吸道和消化道,給藤本的身體帶來了終身的損傷。2003年,他罹患惡性淋巴瘤,并且被診斷為胃癌晚期。
次年,在懺悔中度日的藤本于78歲之年來到北疃村,見到了李慶祥。藤本聽了他的遭遇,向他謝罪。藤本安馬在證詞上說,為了殺害中國人,我制造了毒氣。我是加害者,是罪犯。李慶祥說,你是被迫制造毒氣的,也是受害者。我們同為被害者,要讓加害者謝罪并賠償,并讓加害者保證不再挑起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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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特空襲美國飛行員(中)被日軍押解
地獄航船駛向戰爭罪惡的無盡深淵
1942年10月2日凌晨,浙江舟山東極島,傳來一聲巨響,海洋上一艘巨輪搖搖晃晃沉入大海。這艘巨輪便是“里斯本丸”號,當時,它正載著1816名英軍戰俘、800名日本士兵,以及日本侵略者四處掠奪的大量物資從香港駛往日本橫濱。途經東極海域時,“里斯本丸”號因為沒有懸掛運輸旗幟,遭美軍魚雷攻擊而下沉。英軍戰俘們不得不沖上甲板,冒著被機槍掃射的風險跳海逃生。危急時刻,198名中國舟山漁民舍命救海難。
丹尼斯·莫利是被中國漁民營救上岸的“里斯本丸”號幸存者,他閃著淚光回憶道:“在船只被魚雷擊中后,日本士兵將艙門釘死,切斷了戰俘們唯一的逃生之路……是中國漁民的出現改變了一切,是中國人救了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回到英國的莫利對于這段慘痛經歷都只字不提,因為回憶只會讓他痛苦到窒息。
“里斯本丸”號這樣日軍運輸戰俘的船只,在二戰期間被稱為“地獄航船”。戰俘們被關押在無通風和衛生設施的貨倉,像牲畜般被轉運。這些船上條件惡劣,戰俘常因虐待、疾病死亡,最后尸體被拋入大海。
使用“地獄航船”是日軍慣用的伎倆,同樣被“地獄航船”運送的還有中國戰俘,其中就有參加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八百壯士”。“八百壯士”被俘后,在他們中有57人,被“地獄航船”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拉包爾做苦力,從事戰時隧道的修建工作。在火山頻繁爆發,瘧疾肆虐的艱苦環境中,這部分“八百壯士”經受著非人的待遇。一旦生病,為了不浪費藥品,他們將會面臨被日軍帶到砍頭池斬頭的下場。而據幸存者回憶,唯一支撐著他們活下來的是掛在腰間的“謝晉元章”及對祖國親人的思念。
在他們中,最終幸存的只有36位。在二戰勝利后,除1位身患肺病、另1位精神失常留在當地醫院治療,其余34人由澳大利亞政府派船只送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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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久野島上的毒氣工廠遺址
感謝當年您的父親救了我的父親
1941年12月7日清晨,350多架日本飛機對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實施了偷襲轟炸,毫無防備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受到重創。
為了重振美軍的士氣并鼓舞民心,美國決定對日本本土實施空中轟炸。1942年4月18日早晨,美國航空母艦“大黃蜂號”搭載著16架B-25轟炸機行駛在太平洋上。在轟炸機起飛前,海軍教官教給飛行員們一句中文“我是美國人”,他們計劃在轟炸結束后飛往中國。
16架轟炸機貼近海面低空飛行了5小時后,于東京時間正午時分飛抵日本上空,轟炸了東京、橫濱、名古屋等地的軍事和工業目標。轟炸機隊返航時,除一架飛機因耗油過大轉向在蘇聯降落外,其余15架轟炸機在中國東部地區上空耗盡燃油,飛行員們只能棄機跳傘或迫降,其中就包括蘇珊的父親查爾斯·奧祖克。
查爾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降落傘被勾住,在深山里的樹上掛了兩天。他的左腿受傷了,竭盡全力從降落傘中掙脫出來后,爬到山上。他被中國村民廖詩元發現的時候是匍匐在地上的,廖詩元叫人一起幫忙解救他,這樣才救了查爾斯一命。
在查爾斯去世后,他的女兒蘇珊多次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她每次來到中國,都會去探望恩人廖詩元的兒子廖明法老先生。蘇珊總是緊握著廖明法的手念叨: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幫助,就沒有現在的她。
廖明法回憶道:“當時爸爸兄弟四人用竹躺椅把查爾斯從山上抬下來,送到家里。眼前這個美國人身上到處是刺,特別臟。媽媽幫他洗臉擦身,換了干凈衣服,然后煮雞蛋給他吃。媽媽拿筷子給他,他用不來,再給他勺子,他不敢吃。后來媽媽重新拿了個小碗,吃給他看,他才吃。”
在廖家的老宅里,至今還保留著查爾斯當時睡過的那張床。為了讓查爾斯好好休養,廖詩元讓兒子把自己住的房間讓出來給查爾斯住,叫兒子去閣樓上打地鋪。
蘇珊說自己知道中國人民為了救助這些美國飛行員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是她會銘記在心一輩子的事,她一輩子都感激中國人民。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恩杰
編輯/胡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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