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唐朝為何還能維持近 150 年統治？有一套病態系統續

安史之亂雖然給了唐朝致命一擊，但唐朝的皇帝們還是在危局中找到了一套能給帝國續命的辦法，他們為此打造了一套維系帝國運轉的畸形系統，或者說病態的系統。

這套系統涉及到三種關系：朝廷中央對藩鎮、藩鎮對藩鎮、宦官對武將和藩鎮。

而維系這套系統的根基是經濟。

咱們先來說這里面存在的三種關系。

安史之亂打了七年多，當初為了平定叛亂，也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朝廷將權力下放了一部分給地方節度使，比如自主征稅、征兵之類的權力，好讓他們能放開手腳組織兵力平亂。

但是，這些節度使在平亂戰爭中，實力不斷壯大，當安史之亂結束后，唐朝被這場戰爭重創，元氣大傷，朝廷這個時候才發現，各地節度使似乎迷戀上了那種當土皇帝的感覺，不肯上交權力，而唐朝因為元氣大傷，亦無力強硬收回權力。

藩鎮割據由此形成。

而這里面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藩鎮與藩鎮之間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說是天差地別。

安史之亂結束后，長期不服從朝廷管理，頻繁發生叛亂的，主要是河北三鎮（盧龍、成德、魏博），這三鎮是當年安史叛軍舊部，他們身上有著叛亂的傳統基因。

當年平叛戰爭進入尾聲時，河北三鎮原本已經投降，但當時皇帝猜忌武將，平叛主帥仆固懷恩為了自保，上奏朝廷，讓這些投降的叛軍將領繼續擔任節度使，并且地盤不變，由此形成河北三鎮，仆固懷恩接著便與河北三鎮勾結起來，將河北三鎮視作自己對抗朝廷的后援。

后來仆固懷恩起兵謀反失敗后，朝廷方面經歷多年戰亂，無力討伐，只好對河北三鎮采取妥協態度。

簡單地說，就是朝廷承認河北三鎮在自己的地盤上享有獨立的人事、財政和兵權，而河北三鎮只需要向朝廷臣服，奉李唐朝廷為正朔，這實際上就是類似于在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采取的那種羈縻政策，河北三鎮也因此長期處于半獨立狀態。

除了河北三鎮以外，唐朝的藩鎮還有幾種類型。

首先是那些地處邊塞的藩鎮，他們擔負著保家衛國的重任，比如西南邊境的劍南西川節度使，西北邊境的鳳翔節度使、涇原節度使、朔方節度使等。

這些邊塞藩鎮需要長期應對吐蕃等外族的軍事進攻，所以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而且節度使也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對朝廷也十分忠心，但由于他們的主要兵力都要用于防備外族，所以當遇到有其他藩鎮叛亂時，他們沒法為朝廷提供軍事支援。

然后剩下的藩鎮有兩種。

一是位于中原地區的藩鎮，比如宣武節度使、昭義節度使、河東節度使等，他們數量眾多，地盤和兵力配置也差異較大，這些藩鎮跟朝廷的關系，不算好，但也不算壞，整體上是忠于朝廷的。

而朝廷則是利用靠近河北三鎮的那些藩鎮力量，來防范河北三鎮，或者說，把他們當作防備河北三鎮的隔離帶、緩沖區之類的角色，而這些藩鎮也是朝廷與河北三鎮之間博弈的最前線。

至于中原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藩鎮，總體上看熱鬧的居多，如果朝廷與河北三鎮發生武裝沖突，他們一般會選擇圍觀，但如果皇帝開出了豐厚的價碼，他們還是會出兵幫朝廷的。

第二種藩鎮是江淮、江南地區的藩鎮，這些地區沒有經受戰亂，安史之亂也沒有波及到他們，所以總體比較穩定，而且很有錢。

他們雖然忠于朝廷，但軍隊戰斗力不行，自從安史之亂以后，北方遭到嚴重破壞，江淮地區就成了朝廷賦稅的核心來源，所以這些地區都是朝廷實控的，節度使也是朝廷直接安排信得過的人擔任，他們對朝廷也十分忠心。

以上，就是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的藩鎮格局。

那么，皇帝們是怎么對付這些藩鎮的呢？

由于各大藩鎮掌控了大規模的軍隊，擁有和朝廷叫板的本錢，無論這些藩鎮是否有謀反之心，他們的存在，都對皇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為了對付藩鎮，唐朝的皇帝于是著手組建了一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軍隊——神策軍。

神策軍可以理解為皇帝實控的中央禁軍，這支軍隊的規模達到十幾萬人，由朝廷直接供應糧餉，將士們享受的待遇也高于藩鎮武裝。

安史之亂結束后的幾十年時間里，這支軍隊是鎮壓藩鎮叛亂的精銳。

正是因為這支中央禁軍的存在，對各地藩鎮具有威懾力，所以各大藩鎮普遍都不敢有異心。

但是，要養活這么一支龐大的軍隊以及維系朝廷的運轉，需要巨額的資金，錢從哪兒來呢？

這就涉及到經濟根基這一塊了。

唐朝前期采取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與之對應的兵制是府兵制，對應的賦稅制度是租庸調制。

所謂租庸調制，這里解釋起來比較麻煩，不用了解太多，只需要知道，它是按照人頭收稅的，也就是說賦稅可以具體到每一個人身上，只要是在籍人口都逃不掉。

但隨著土地兼并以及戰爭的破壞，均田制其實從唐玄宗時代就已經瓦解了，均田制一瓦解，府兵制也搞不下去了，租庸調制收取賦稅也開始出問題。

所以從唐玄宗時代開始，首先在兵制上放棄府兵制，改成募兵制。

后來安史之亂又重創了經濟，均田制徹底瓦解，由于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加上逃荒的流民不在戶籍上，租庸調制這種制度收取的賦稅難以維持。

到唐德宗時代，宰相楊炎開創兩稅法，這項制度為李唐續命百余年。

兩稅法的核心就在于，它不再按人頭收稅，而是按照每戶的資產總量和田地面積作為納稅的標準。

朝廷每年會進行人口普查，同時還會登記戶籍，評估每戶的資產等工作，最后“依貧富分等征稅”，實際上就是按照貧富差異，按照不同的等級征收資產稅和地產稅。

這種新的賦稅制度，給了底層窮人喘息的空間，而富人和地主因為資產多，地產也多，要交的稅也多，所以是不樂意的，但在皇權之下，他們只能乖乖交稅。

經過楊炎主導的賦稅改革，使得唐朝的賦稅收入大漲，國庫日益充盈，朝廷也有了充足的錢糧養活神策軍和維系朝廷的運轉。

而江淮地區，則逐漸成為了朝廷收取賦稅的核心區域，這些地區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為朝廷輸血續命。

現在，我們再來看，唐朝的皇帝是如何讓這個系統維持運轉的。

前文說過，唐朝中后期雖然是藩鎮割據的局面，但并不是每個藩鎮都想造反的，不服朝廷的也就是河北三鎮而已，其他地區的藩鎮雖然有發生叛亂的情況，但比較少。

當河北三鎮或者其他地區有藩鎮叛亂的時候，朝廷會派出神策軍，同時征調各地藩鎮出兵，與神策軍組成聯軍討伐叛軍。

為了能高效調動藩鎮軍隊，朝廷還規定，藩鎮軍隊離開本鎮，為朝廷征戰期間，由朝廷提供糧草，并且有額外的賞賜，這種慣例直接調動了藩鎮節度使出兵協助朝廷的積極性，而且藩鎮節度使出兵還有可能搶到新的地盤，所以也愿意出兵。

這套全新的系統，簡單地概括就是，兩稅法這個輸血系統，讓朝廷中央有錢去養活神策軍，有錢去讓各地藩鎮為朝廷出兵賣命。

當叛亂發生的時候，皇帝會用從江淮收來的賦稅錢糧，供應神策軍和為朝廷征戰的藩鎮武裝，驅使他們去打擊叛亂的藩鎮。

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而病態的系統補丁——宦官。

自安史之亂以來，唐朝屢次發生武將謀反的事情，比如仆固懷恩之亂、周智光之亂、李懷光之亂、涇原兵變等，頻繁發生的武將叛亂事件，讓唐朝的皇帝從內心深處極度排斥和猜疑武將。

所以，神策軍作為皇帝實控的中央禁軍，絕對不能交到武將手里。

而宦官作為無根之人，哪怕權勢滔天，也沒有篡位的資格，所以成了最合適的人選，為了制衡藩鎮和武將，從唐肅宗時代開始，就不斷重用宦官。

到了后面，皇帝干脆把神策軍的兵權交給宦官掌管，唐朝的宦官為什么比歷朝歷代都囂張，甚至敢弒君？就是因為宦官掌握著兵權。

但無論宦官怎么掌權，怎么架空皇帝，宦官和皇帝之間，天然存在著共同利益，如果李唐江山被顛覆了，宦官也得玩兒完，所以掌權的宦官是非常不希望李唐江山改姓的。

而且宦官在無法篡位的情況下，無論怎么折騰，皇位最終也是李家人的，這就是李唐皇帝的安全感，武將就不一樣了，武將掌管兵權后，可以造反，一旦造反成功，李唐的江山就沒了。

所以權衡之下，宦官掌權比武將掌權帶來的風險小。

因此，唐朝中后期，宦官長期把持兵權，專擅朝政，雖然有時候受到皇帝打壓，但皇帝們總會再給他們機會掌權，因為皇帝打心里不相信武將。

宦官專權，也因此成了唐朝皇帝在藩鎮割據的局面中，維持帝國運轉的一個病態補丁。

而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是黃巢起義。

黃巢起義席卷了江南地區和黃河流域，一次性打崩了唐朝的輸血系統，江淮地區遭到嚴重破壞后，經濟凋敝，無法再像以前那樣供應大規模賦稅。

而朝廷掌控的神策軍由于承平日久，戰斗力下滑，再加上腐敗等各種因素，在這場平叛戰爭中損失殆盡，與之相反的是，藩鎮軍閥在鎮壓叛亂的過程中，不斷壯大。

等叛亂結束后，朝廷沒了神策軍，加上藩鎮武裝遠遠強于朝廷，以至于朝廷失去了對藩鎮的威懾力，朝廷中央的權威從此一落千丈，各地藩鎮也不再將朝廷放在眼里。

這個時候，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藩鎮割據，畢竟以前的藩鎮那是聽朝廷調遣的，而現在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都忙著割據一方，搶占地盤，朝廷的文書跟廢紙沒啥區別。

神策軍沒了，輸血系統崩潰了，唐朝也進入了滅亡倒計時。

到了末期，藩鎮軍閥朱溫，屠了90%以上的宦官，才算終結了唐朝長達一百多年的宦官專權局面，但此時的唐朝，也快完了。

朱溫屠了宦官后，把皇帝變成了徹底的傀儡，不久之后又屠了李唐宗室以及一批忠于李唐的大臣，最后弒君稱帝，建立后梁，歷史由此進入五代十國亂世。

而五代十國實際上是唐朝藩鎮割據的延續，五代十國的大多數割據政權，都是由唐朝的藩鎮軍閥演變而來，而且五代十國時期，一直沿用唐末以來的制度。

一直到趙匡胤稱帝，建立宋朝后，對重構了底層制度，在制度設計上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制衡體系，才結束了唐末以來的藩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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