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鄭州、武漢、成都和重慶,都擁有百萬人以上的在校大學生群體,從數量上來看,是我國“高校之城”的前5名,合計擁有全國近四分之一的在校大學生,但因為高薪崗位的數量不足、增量不夠,積累的人才紅利有流失的風險。
并不是5城的工作崗位數量不足,而是高薪崗位確實跟不上人才供給的節奏,產業升級和人才需求存在一定的錯位。
人才儲備池,5城的量級優勢有多強?
論高校數量、質量和在校大學生規模,廣州、鄭州、武漢、成都和重慶都排在前列。廣州在2025年的最新統計中,本專科及研究生在校總數達168萬,依托珠三角地區的區位優勢,是華南地區的人才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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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擁有150.8萬在校大學生,每年輸送大量的工科畢業生。武漢在校大學生總數141萬,高校矩陣的均衡性較為突出。成都的高校數量雖不及上述3城,但超過130萬的在校生,加上“蓉漂”政策的加持,人才聚集效應持續放大。重慶同樣擁有超過120萬的在校大學生,支撐著西南地區的人才供給,是西部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重要人才后盾。
對比北上深杭,5城的大學生規模并不遜色。北京在校大學生總數超過110萬,上海與北京規模相當,杭州雖未突破百萬,但這些城市的高薪崗位密度卻高多了。
量級優勢本該是5城發展的核心因素,但因為產業結構、崗位數量等方面的問題,未能完全轉化為發展動能。
本地就業率并不低,高薪占比堪憂。
嚴格來說,5城的高校畢業生,本地就業率并不算低,只是高薪崗位的占比暴露了短板。
成都憑借“蓉漂”等政策,2025年通過校園行活動釋放了3200個優質崗位,最高年薪達120萬,但這樣的高薪崗位在整體就業市場中占比不足3%。多數畢業生仍是年薪8萬至15萬的傳統行業崗位,與長三角地區、大灣區的薪資水平差距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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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大學2024屆的工科畢業生中,45%進入了本地制造業,留在鄭州的平均年薪約10.2萬元,同期深圳同類崗位的起薪普遍在15萬至18萬元。根據《2025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全國本科高薪職業TOP3平均年薪約10.15萬元,深圳作為一線城市,溢價約50%。
武漢的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中,留在本地就業的比例約為45%,2025年上半年,武漢新增高校畢業生就業16.25萬人,80%選擇民營企業,其中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新賽道成為就業熱點,但能給出年薪25萬以上的互聯網核心崗位,武漢僅為杭州的三分之一。
重慶的工業機器人調試、電氣自動化控制等領域,2025年人才缺口達2.8萬人,呈現高薪難聘的態勢,但高校培養的畢業生因理論強、技能弱,部分人需要接受3至5個月培訓才能上崗,初級崗位月薪6000元至8000元。
廣州作為GDP超3萬億的城市,2025年上半年集成電路制造業增長30%,低空經濟異軍突起,但高薪崗位仍集中在少數頭部企業,多數畢業生還是流向了商貿、批發零售等傳統行業,難以觸及高薪門檻。
高薪缺口,產業結構與人才需求存在錯配。
5城的高薪崗位不足,本質上是產業結構與人才供給的錯配。
深圳之所以能輕松開出年薪超50萬的崗位4500個、百萬年薪崗位800余個,核心在于其高新技術產業占比達55%,華為、騰訊等企業的技術崗位需求旺盛。
穗鄭漢蓉渝的產業結構,明顯有些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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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商貿業占比過高,2025年批發零售業銷售額達4.2萬億元規模,這類行業很難產生大量高薪崗位,新興的集成電路、低空經濟等產業還在培育期,尚未形成規模效應。
鄭州的制造業優勢集中在汽車、裝備制造等領域,高端研發環節多在外遷,本地更多是生產、組裝崗位,高薪自然不多。
武漢的光電子產業全國領先,2025年該產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占全市就業的22%,互聯網、生物醫藥等高薪密集型產業核心研發崗位不足,難以消化龐大的計算機、生物專業畢業生。
成都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領域有一定基礎,醫療健康領域就業崗位增長率達18%,相比深圳的產業生態,核心研發崗位仍顯不足,更多是分公司或區域總部,高薪崗位的層級和數量都有差距。
重慶受制于汽車產業轉型的陣痛,新興產業的高薪崗位還在成長階段,難以滿足大學生群體對高薪的預期。
反觀上海、杭州,上海2025年首場高校畢業生招聘會中,AI大模型應用研究員、無線通信算法工程師等崗位,月薪最高達4萬元,平均薪酬超1萬元,高端制造業月薪普遍在2萬至3萬元。杭州的大型招聘會中,科技企業紛紛擴招研發團隊,急需既懂機械硬件又能玩轉AI算法的復合型人才,數字經濟相關崗位平均月薪達8000元以上,高薪崗位的供需對接更為順暢。
人才紅利,流向了長三角地區和大灣區。
但凡人才,都是習慣了用腳投票的。
武漢一直有“孔雀東南飛”的說法,從2025年武漢高校就業質量報告來看,計算機、電子信息等專業的畢業生,超五成流向了長三角地區和大灣區。
鄭州的工科畢業生中,能拿到20萬以上年薪的,多數是進入長三角地區的高端制造企業,本地很難提供同等薪資。
廣州的大學畢業生在珠三角地區確實有的是崗位可以選,但深圳的高薪吸引力讓不少人“近水樓臺先得月”,2025年“百萬英才匯南粵”活動中,深圳光明科學城31家單位赴滬攬才,吸引了大量廣州高校畢業生前往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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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2025年計劃吸引40萬高校畢業生留渝、來渝,市外來渝人數達8.2萬人,更多還是依賴本地畢業生留存,人才凈流入壓力不小。
只有成都在人才留存上表現尚可,近三年吸引了超148萬青年人才,但這背后是“蓉漂計劃”的政策紅利加持,若剔除政策補貼,單純依靠市場崗位的高薪吸引力,成都與長三角地區和大灣區的城市仍有不小的差距。
從培養人才到留住人才的轉變。
穗鄭漢蓉渝要破解高薪困局,不能只靠搶人政策給補貼,更要補產業的短板,讓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能夠精準對接。
深圳的經驗值得借鑒,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投資2025年前三季度增長72.9%,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長42.7%,通過產業升級催生大量高薪崗位,形成了產業引才、人才興產業的良性循環。
武漢可在光電子產業基礎上,加快布局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賽道,依托44家獨角獸企業的產業基礎,讓高校的科研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催生更多核心研發崗位。
成都需促進互聯網分公司升級為核心研發中心,依托電子信息產業基礎和醫療健康產業增長優勢,打造完整的產業鏈,讓高薪崗位從稀缺變常態。
鄭州要推動制造業向高端研發延伸,擺脫組裝加工依賴,在汽車零部件、智能裝備等領域培育本土龍頭企業,讓工科畢業生能在家門口就拿到高薪。
重慶應抓住新能源、工業機器人等產業風口,通過訂單式培養解決產教脫節問題,重點對接集成電路工程技術人員、工業互聯網工程技術人員等高薪新職業。
廣州要平衡商貿與高新技術產業的比例,加大低空經濟、集成電路等領域的投入,讓高薪崗位的增長速度跟上人才供給速度。
人才紅利不是一成不變的存量,而是需要激活的增量。隨著產業升級的持續推進、產教融合的不斷深化,穗鄭漢蓉渝完全有能力將龐大的人才儲備轉化為高薪崗位的供給,讓人才紅利真正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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