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情屬實，那就不是“荒唐”的問題了！

hi，我是胖胖。

魯迅先生文字的前瞻性，在于它常常在多年以后，仍能被現實照出回聲。

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寫過這樣一句話：

“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后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

一百多年過去了，這篇文章里許多觀點仍在現實中被反復驗證。

那種我為你付出，所以你屬于我的群體共識，魯迅早就駁斥過。

他在那篇文章里講得很直白：

父母可以為子女負責，但無權占有子女的人生。

當然，他否定的從來不是親情，而是借親情之名行控制之實的惡行。

凡是以父母之名、以孝道之名、以婚姻之名，反復剝奪一個正常人主體性的行為，本質上都是以倫理之名，行毀滅之實。

這是昨天看到一則新聞，胖胖竟一時語塞，不知從何說起。

潮新聞流傳出一張據稱為當事人朋友圈的截圖，胖胖也在上述曬出來了。

如果那段朋友圈文字屬實，里面所暴露出的價值體系，便讓人心寒：

她不再用我愿意來描述人生，而是用我聽話，她不再用我幸福來衡量婚姻，而是用我完成了任務，她甚至把錢寫成一種與懂事綁定的獎賞，像是某種交易完成后的結算。

我實在是很難去評判這樣一種價值觀：

我比你懂，我比你有經驗，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多，所以你的人生應該按我的理解來排序，你若不照做，就是不孝，就是不懂事，就是讓家里丟臉，就是不講良心。

它把親情變成道德索取，把長者的位置變成天然正確的審判席。

魯迅說父母對子女的恩并不是天經地義的債權，父母生養并不等于擁有，親子關系的核心不該是責望報償，而應是愛。

這在胖胖看來，這才是一種不求回報、以幼者為本位的責任：

你要把孩子送到更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不是把他拴在你恐懼的影子里。

在她的敘述里，幾乎每一個關鍵角色都站在正義的一邊。

每個人都可以用善意包裝自己的推動，可這些推動疊加在一起，最終把一個人推到了窗邊。

你看她說自己對抗了十一年。

十一年是什么概念？

足夠一個孩子從小學走到大學畢業，足夠一個人從青澀變得成熟，足夠把一個靈魂磨成疲憊。

她不是沒有掙扎，她是掙扎到筋疲力盡。

要胖胖，胖胖也覺得：

為什么在一些地方，結婚會被當作個體的最大價值？

為什么親戚可以把指責不孝說得如此理直氣壯？關你什么事？

為什么父母會把錢作為推動婚姻的籌碼？

為什么對象可以在關系中蹬鼻子上臉，而周圍人依舊勸忍？

這些不是某一家的家務事，而是一個社會對個體的評價體系、對親密關系的權力結構、對親情的誤讀方式共同作用的結果。

為什么是被異化了，誤讀了？

因為它不再是對父母基本的尊重與照料，而變成對父母意志的無條件服從，它不再是成人之間的互相體諒，而變成長者對晚輩人生的無限干預。

最荒唐的是，這套邏輯往往還會被包裝成愛。

由此逼迫就成了操心，控制就成了關心，羞辱就成了教育，剝奪主體性就成了為了你好。

要胖胖說，父母一旦把孩子當作延續、面子、養老、交換的容器，那孩子就不再是人，而是一種可以被安排、被犧牲的零件。

這樣一套群體敘事，其實落到個體身上，就是把一個人活著的可能性一點點掐滅。

報道里提到她曾在2022年公開招聘中以筆試第一、綜合第一被聘用為教師。

這意味著她至少在學習能力、考試能力、職業競爭力上都很優秀。

然而現實卻容不下她：

當一個人的主體性被親情和倫理聯手圍剿時，優秀并不能自動帶來出路，反而可能帶來更沉重的期待、更嚴苛的規訓。

我們如何停止制造規訓的牢籠，這或許是每個人，都需要認識到的。

把人逼到只能用極端方式奪回最后一點自主權，這本身就不可取。

作為家長，你可以害怕，但你不能把害怕變成對另一個人的控制。

你可以焦慮，但你不能把焦慮變成對另一個人的強迫。

你可以期待，但你不能把期待變成對另一個人的剝奪。

一個人可以不是好父母，但至少不該成為把孩子推向深淵的人。

其實，有些關系里所謂的愛，實則是對你功能性的肯定：

你能不能按流程完成任務，你能不能把家庭的面子撐住，你能不能把別人想要的生活交付出來。

你一旦不交付，你就不再被愛。

但愛，是不求回報的，是把下一代托舉到光明的愛。

胖胖這個觀點可能有些朋友不認同，但是我還是要說：

把婚姻從任務里解放出來，把個體從價值只能是結婚里解放出來，把親情從債權關系里解放出來，把孝從服從命令里解放出來，你可以希望孩子幸福，但你不能規定幸福的樣子，你可以建議，但你不能強迫，你可以陪伴，但你不能占有。

對一個在新婚當天發生這種事的女孩來說，我覺得任何宏大敘事都顯得遲到。

活著，不是他人的任務，活著本身就值得被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