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坊｜詩集《鹿群穿過森林》：自然與文明間的智性微光

文｜李恒昌

詩集《鹿群穿過森林》像一面處境之鏡，折射出個體于群體間的生存需求和精神探索。在閱讀解碼中，讀者往往同步完成了“自然”與“文明”間的二元思考。作者從“我”出發對“未知”的探索，如一抹令人心動的微光。

《鹿群穿過森林》

竇鳳曉 著

南方出版社

竇鳳曉往往在日常事物的幽微處輕盈運筆，將個體感知的微妙肌理與存在本質的血管脈絡有效連接，以抽象而精準的語言在某個瞬間突然打開其“思”之疆域——這正是“存在褶皺”的妙處：個體經驗如褶皺里的一道紋路，順著紋路便會觸摸到它，并得知她與整個世界存在唇齒相連。

如《弧（狐）面鏡子》寫道：“孤獨省的版圖陡然暴漲。”一個“省”字便將個體孤獨從情緒升華為具有疆域感的精神存在，在有限的時空內開啟一段意蘊豐富的思之旅。而“我的名字叫‘短暫’”（《大理石時刻》），則用近乎宣言的直白，將個體對時間的體認釘在永恒的坐標上。大理石是堅硬的、沉靜的，近乎永恒的物質載體，而“我”的“短暫”被刻在這樣的載體上，形成了奇妙的對抗與依偎：個體的“短暫”在與永恒存在的對視中，獲得了重量——不是被永恒吞噬，而是成為永恒褶皺里一個清晰的刻度。《此在》的“總會老的，山水，人世”更將這種連接推向極致。個體生命的衰老本是私人體驗，但當“老”被投射到“山水”與“人世”，“一茬又一茬的灰”便有了雙重身份：既是個人生命燃盡后的余燼，也是山水輪回中落下的枯葉，是人世更迭里褪色的記憶。

顯然，作者敏感于對自然界“存在”的思考，以詩歌賦予了面向自然和生命向度時的積極與主動。作者以一種沉思之態，將形色各異的事物進行情感和思辨的雙向解構，讓文本生發出既柔軟又堅韌的意識神經線。

現代社會特有的“孤寂”在竇鳳曉的詩中反復出現。但她不重點渲染幽暗，反以節制的語言探索通往“人性”與“存在”的捷徑，剖開堅硬的巖層，釋放出微小的發光體——這微光，不是用來驅散孤寂，而是讓其成為可感知、觸摸的存在，并在與之共處中生發生命韌性。

《鹿群穿過森林》里“跟你同行，我很快樂”，這句樸素到近乎口語的告白，像一顆石子投進“光亮的線條”里。“長路漫漫”是生命背景，而瞬間的“同行”是打破背景的漣漪。更動人的是“蕩來漾去的時間里，愛是短暫的缺席者”，詩人雖點明了愛的“稀缺性”，卻又讓“同行者的沉默”與“晚霞的交響”交互構成了一副溫柔的鎧甲。《春山記》的“咚咚的胸腔鍛造著遠方”，將孤寂轉化為主動建構的力量。登山的過程是孤獨的：石階、風聲、自我呼吸，構成封閉的場域。但“咚咚的胸腔”不是生命疲憊的告急，而是“鍛造”的錘聲——用對身體的砥礪對抗時光的敵意。當及頂的詩人感到“自己正在飛快成長”，這成長，像一路從山石和巖樹中獲得的教誨：接受土壤的沉默，保持向上生長。

在竇鳳曉筆下，人與自然始終保持著一種微妙的“懸置”狀態——像林間并行的溪流與小徑，既不交匯成旋渦，也不疏離成陌路，只是在各自的軌跡上，用水聲、落葉、晨光里的剪影，進行著無需言說的對話。這種懸置不是疏離，而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消解，讓自然與“人”平等共生，建構一種積極生態，相互映照出彼此的存在。

《植物游戲》用孩童般的想象消解了人與自然的邊界。“讓馬尾草飛起來，變成一株馬尾鐵”，這種跨物種的轉化里，沒有人類對自然的改造欲，只有純粹的驚奇與共情。馬尾草的“飛”不是物理意義的飛行，而是詩人賦予植物的自由意志——在想象里，植物可以突破形態的限制，正如人類可以突破認知的慣性。

《務虛書房》的“園水噴灑于蒙古黑石地面／涌出深灰野兔、大象，斑斕的花豹”，更是將身份懸置推向超驗。水、蒙古黑石，都是文明的元素，而野兔、大象、花豹是自然的符號，當它們從“噴灑的園水”中涌出，自然不再是被圈養的景觀，而是流動的、有生命張力的存在。

竇鳳曉的詩歌，像正在穿過森林的鹿群——帶著自然賦予的野性與靈敏，在林間驚鴻一瞥閃現，留下串串神秘蹄印。她的詩，擅長準確地捕獲“存在”的微妙震顫。語詞間跳動的微光，既是作者的求索之問，也是對每個讀者的溫暖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