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足球遇上社會學：為什么宏大理論讀不懂你的主隊情結？

當我們在球場上為進球嘶吼，沉浸在純粹的感官刺激中時，社會學家卻在冷靜地分析進球背后的“文明機制” 。實際上，用宏大理論來解釋體育總是充滿誘惑力：它許諾能從汗水與碰撞中提煉出人類社會的運行準則，將瞬間的激情升華為一種持久的普遍性。

《追尋興奮》就是這樣一本論文集，其中的論文多數為兩位作者諾貝特·埃利亞斯和埃里克·鄧寧在20世紀60、70年代關于體育運動（尤其是英式足球）的期刊文章。諾貝特·埃利亞斯是二十世紀享譽盛名的社會學家，其成名作《文明的進程》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社會學的走向?！蹲穼づd奮》是兩位作者將文明化研究和型構社會學方法拓展至體育運動研究的嘗試。負責任地說，讀者可以通過閱讀埃里克·鄧寧的導言和諾貝特·埃利亞斯的前言充分理解本書的核心論點：“受控制的興奮構成了體育運動所帶來的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p>

但依筆者見，該作的嘗試并不成功。在把宏大理論和方法挪用到體育研究的過程中，該作把原本經驗的觀察當作了本體的假設，讓形式分析變成了唯一的實在。如果說艦船是原本用來解決海上航行所設計的方案，該作就像是把這個方案當作水上運行的前提，讓艦船進入一個它本不該出現的淺灘：在深水中能提供強大浮力的歷史分析被抽離，使得這艘巨艦的深層假設與條件徹底暴露并擱淺。其結論因而顯得脆弱、牽強，近乎一種循環和同語反復。

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對該書進行評述。首先，筆者將把該書的內容分為前后兩個部分進行簡要概括，同時介紹一些關鍵概念；其次，會說明該書如何在深入主題的過程中逐漸使自己的理論擱淺；最后，筆者將進一步討論社會科學學者和普通的讀者該如何面對宏大理論。

撰文｜方逸騰

《追尋興奮》

作者: [德國] 諾貝特·埃利亞斯 / [英]埃里克·鄧寧

譯者: 何江穗

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文明化研究的體育版本

《追尋興奮》共十章，前六章主要由諾貝特·埃利亞斯所撰，借文明化研究的成果引出體育運動研究當中的潛在命題，后四章則是聚焦于體育運動這一主題尤其是對以英式足球為代表的現代職業體育比賽做了型構社會學分析。

所謂“文明化研究”，指的是以《文明的進程》為代表的諾貝特·埃利亞斯的系列研究。埃利亞斯對近代西歐社會歷史發展當中的文化變遷做了深入探討，一步步描述了近代西歐由上至下的社會和自我控制的加劇，從而揭示了西方社會的“文明”狀態并不是天生就有的道德感，而是中央權力壟斷不斷加強、相互依存的社會網絡不斷發展，經過一個漫長的社會演變才形成的。不熟悉埃利亞斯作品的讀者可以將其理解為用歷史方法重新講述弗洛伊德主題提出的心理控制機制，即現代人自我心理狀態中的沖動-控制這一對辯證法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的。

該書的前六章，基本是站在埃利亞斯的結論之上展開的。作者試圖說明的是，在文明化過程發生的同時，歐洲體育運動其實也經歷了類似的“文明化”：變得更復雜、更專業，也更克制。另一方面，體育比賽也成了現代人釋放被壓抑沖動的一個窗口——人們可以在這里追求刺激，但又不會超出社會接受的限度。前者被稱為體育與文明化之間的“型構相似性”，后者則是“型構互補性”。

《文明的進程》

作者: [德] 諾貝特·埃利亞斯

譯者: 王佩莉 袁志英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型構”一詞和“結構”在內容上并沒有過多差別，實際是作者為了避免固有的刻板印象而重新發明的提法，兩位作者在使用當中也常常混淆兩個概念。按埃利亞斯的定義，“型構”指的是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結形成的關系網絡結構，這種結構跟身處其中的人的心理狀態是密切相關的。型構社會學容易使人想起齊美爾式形式主義（formalist, a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in formal mathematical or logical terms）社會學，但是相比于齊美爾抽象化簡的社會幾何學，埃利亞斯的型構社會學強調具體歷史情境中的整體結構，是一種強烈歷史取向的形式主義分析。

不過，不同于《文明的進程》當中充滿細節的歷史分析，該書的前六章并沒有一步步推導出結論的邏輯過程。它所提出的“型構相似與互補”，并不是因果或歷史性的論證，不涉及機制或者過程分析，更像是一種基于共同心理狀態的形式類比。

該書的后四章更直接地運用了型構社會學的方法。在第七章中，埃里克·鄧寧把現代體育中那種“特別認真”“追求成績”的傾向，解釋成工業化和國家形成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依賴鏈變長的結果（《追尋興奮》第304頁），本質上是“他者導向”的心理狀態和來自結構的壓力的增加。第八、九章中，他用小群體內部自我循環、不斷強化的型構特性，去解釋體育中為什么始終存在暴力——比如缺乏暴力壟斷、社會分化明顯、依賴度低、競爭激烈、男性氣質的強化等等，這些因素會互相加強。最后一章則把類似的邏輯運用在對“體育中的男性氣質為什么能持續存在”這一問題的解釋上。

如果說前六章是現代社會心理狀態在體育運動這個相對微觀領域的類比，后四章的內容則直接是文明化研究的體育版本。鄧寧所使用的宏觀解釋因素——國家形成和相互依存的社會關系的發展——和《文明的進程》當中的歷史解釋別無二致。也正是這種直接移植宏觀歷史理論的寫法，讓這本書在理論和方法上顯得有些“擱淺”。

《足球流氓》（2005）劇照。

文明化研究的封裝和擱淺

學界對《文明的進程》的贊譽建立在其扎實的文獻基礎、創新的視角與持久的啟發性之上，因而并無虛言。從時間上看，埃利亞斯先做了文明化過程的研究，后來才系統提出“型構”這套方法。所以，以《追尋興奮》為代表的闡發型構社會學的一系列作品，其實可以看作是對《文明的進程》的方法論總結。比如，埃利亞斯強調型構社會學注重“整體性”，認為社會現象不能硬拆成政治、經濟這些分開的部門來考察；再比如埃利亞斯認為型構社會學超越了“數量vs質量”“主體vs客體”這類爭論，是一種更能把握具體歷史社會形態的研究方法。確實，文明化研究既宏大又細致，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社會學的爭論。

后驗地看待，這些“宣稱”其實是從文明化研究的成果中總結出來的；但在該書中，它們反而被封裝成了一些現成的“話術”。在這一節里，筆者會說明：該書是如何把“文明化”和“型構”一步步變成黑箱，結果反而暴露了它們的短板，甚至造成扭曲的。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1897 - 199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學”的研究，試圖整合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學科，并以“形態社會”來整合微觀社會學與宏觀社會學、“心理發生”層次與“社會發生”層次的問題，被譽為20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代表作品有《文明的進程》《宮廷社會》《個體的社會》《圈內人與圈外人》等。

之前提到，文明化研究的解釋力主要來自它的整體性和具體性。其實還有一個關鍵：靈活性。埃利亞斯也接受型構中無法預測的變化、意料之外的結果，以及那些超越個人層面的結構性涌現。回想一下他對歐洲文明化的歷史解釋：那么長的一個過程里，并沒有誰是有意要推動“文明”，或者故意加強自我控制——歐洲文明的心理和社會狀態，其實是一種非預期的結果。整體、具體、靈活，這三點才是埃利亞斯式形式主義有血有肉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正是這三者讓他的方法既有說服力，又有某種超越性。

換句話說，型構社會學——如果它真是對文明化研究方法的恰當總結——它的解釋力其實是扎根于具體歷史情境的經驗分析中的，靠的是研究者的視野、對細節的把握，還有對偶然與變化的敏感。所以型構社會學只能是一種開放的“啟發法”，而不是一套機械的方法論。而像該作那樣試圖把它方法論化，反而消解了文明化研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把經驗觀察封裝成了本體假設，把形式分析當成了唯一的實在。

埃利亞斯最初提出“沖動-控制”的辯證關系和社會控制加強，是建立在大量歷史材料與他個人視角的結合之上的。他對這種結構的敏銳洞察，才塑造了型構社會學的核心命題。但后來對方法論的過度追求，反而把這種主觀經驗封裝成了一種本體論假設：原來在文明化研究中作為一個核心觀察的“沖動-控制”命題，在型構社會學里被上升成了關于“人”的根本看法。弗洛伊德的主題原本只是埃利亞斯個人偏好的觀察角度，但當它被當作方法論框架固定下來，這個主題就變成社會結構唯一可還原的“本質”。

這本書的前六章就是這種錯誤的典型代表。埃利亞斯和鄧寧幾乎就是把文明化研究的主題原封不動地復制到體育領域，把現代社會心理與結構之間的張力直接套用在體育運動中。作者一邊說“體育研究還沒進入主流社會學視野”，一邊卻硬把體育現象塞進“心理-結構互構”這個預設框架里。與其同語反復地說“體育讓人興奮是因為它讓人在控制中追求興奮”，不如去問“這種興奮到底是怎樣和一些具體實踐、系統、結構聯系起來的？”或者“不同主體的心理、行為和他們之間的型構到底是什么關系？”——這些才更接近文明化研究原本要回答的問題。而把理論和方法封裝的結果就是：任何新的經驗都不重要了，本體預設已經畫好了要射的靶。

《個體的社會》

作者: （德）諾貝特·埃利亞斯

譯者: 翟三江 陸興華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03年10月

進一步地，這種對人類心理的本體論假設，還會反過來消解埃利亞斯方法中那些有血有肉的部分——整體性、具體性、靈活性變成了一句句空話。舉例來說，原本的“整體性”指的是研究者要在搜集和分析材料時保持全面視野，讓每一個假設都經受多方面的檢驗；但當整體性被方法論化之后，因為命題起點已經被設定為本體性的，“整體”就成了一句口號——還沒開始分析，檢驗就已經通過了。也就是說，埃利亞斯式的形式主義被封裝成了一種純粹的形式主義（formalism，excessive adherence to prescribed forms），對型構社會學來說，唯一實在的只剩形式本身，再也談不上什么對能動與變化的包容了。

再看后四章，鄧寧對“局部紐帶中暴力產生的機制”和“功能紐帶中暴力限制的機制”所做的型構分析，就完全倒向了這種純粹形式推導。作者先反駁“體育變得更暴力”的觀點，提出“體育總體上更文明”的反題，然后用很少的篇幅，畫了兩張網絡圖來展示那兩種“動態機制”。型構在這里變成了一堆內部自洽的屬性組合：在暴力頻發的型構中，屬性包括“缺乏有效的國家控制”“男性主導”“母親為核心的家庭”“缺乏成人監督”等；而在抵制暴力的型構中，屬性則是“穩定有效的中央控制”“性別平等”（但愿如此）“平等家庭”“成人密切監督”等。這種分析顯然很荒謬：屬性之間是靜態的、忽視變化的、自我循環的和同語反復的——對體育暴力的分析完全成了一場基于形式特征的幾何游戲。在這個意義上，形式變成了唯一的實在，而經驗現實只是形式的復制品罷了。

《我，花樣女王》劇照。

我們如何面對宏大理論？

盡管關于后現代的討論早就把宏大理論解構了好多遍，但其實我們離它們并不遠。這些大理論并沒有真的消失，而是被“封裝”了起來——包裝成一種看似常識的社會學觀點，然后反復出現。就像埃利亞斯的理論核心是“沖動-控制”的心理機制與社會結構張力之間的對應，馬克思關注的是勞動價值生產與社會結構分化的互動；而如今，埃利亞斯的觀點被封裝成了一種仿佛唯一正確的社會結構本體論，馬克思的宏大敘事也變成了一種關于物質現實的迷思。結果就是，不管是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都容易陷入一種條件反射：一看到現代體育當中的暴力，就認為是小群體內部心理機制的問題；一遇到體育中的社會沖突，就馬上歸結為階級問題——仿佛這些形式主義的答案能解釋一切。

本文對文明化研究被“封裝”的批評，也揭示了這種“常識社會學”是怎么運作的。筆者想用一個簡單的比方來說明：別把大船開進淺水區。艦船是一個復雜且成功的物理系統，但不是萬能藥。如果硬把它拖進吃水不夠的淺灘，那些被封裝的理論要素不僅派不上用場，還容易讓整條船擱淺。問題在于，作為研究者或讀者，我們到底該怎么對待宏大理論？

首先，宏大理論所涉及的方法是一種啟發法而非刻板的方法論?？铝炙乖谒麑EA激光器的研究中就指出，光靠操作手冊是復制不出一臺復雜機器的，因為真正的知識是“具身”的，離不開人的參與。知識社會學對工程科學的反思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那些經典研究中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宏大理論當中依附于內部關系哲學的部分——例如埃利亞斯和馬克思都強調的“整體性”——并不是靠研究方法手冊來復刻的。對社會問題的理解，首先來自研究者個人的眼光和品位，宏大理論中的方法要素也是如此。這些后來者總結的啟發性方法，描述的是“機器運轉的結果”而非“機器制造和操作的過程”，是研究者的選擇而非后來者的行動綱領，所以最多是啟發思考的工具箱，而非指導研究的方法論。

《一球成名》（2005）劇照。

與之相關的是，宏大理論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不能只摘取形式而忽略內容。理論的形式原本是為了回應具體的經驗問題而產生的，因此，如果研究者想借用它的形式，就必須同時關注經驗層面的差異，尤其是從宏觀轉向更微觀的研究時。如果只剝離形式、忽視原本的宏觀歷史過程，那么分析就很容易變成空洞的自我循環，除了不斷復制形式之外，并沒有真正的進展。我們要意識到，理解宏大理論和親自考察現實之間是有鴻溝的。沒有哪個理論能解釋所有社會問題，即使用宏大理論來給自己的研究“貼金”，理解和研究社會終究還是一個需要切身實踐（hands-on）的事情。在這一點上不無諷刺意味的是，很多社會科學家嘴上總掛著“主體性”，實際上卻心甘情愿把理解現實的任務交給了前人的智慧。

最后，對于所有的宏大理論的讀者來說尤其重要的是：宏大理論不能指導生活。拉圖爾著名的實驗室研究提出了“黑箱”的概念，當下社會科學對平臺和數字問題的研究對這一概念多有延伸，但對社會科學知識來說，“黑箱化”其實釋放出一個更危險的信號：不管是吹捧還是解構宏大敘事，一旦理論被封裝成符號、立場變成指導原則，我們就失去了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如果說自然科學在儀器和圖表中被“黑箱化”，那社會科學中濫用宏大理論的做法，已經讓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也變成了黑箱。理論不應該主導生活，保持開放和啟發雖像一場冒險，但有趣和不安本就一體兩面。如果我們還想要自由——不管是學術上的還是生活中的——那它一定來自我們愿意在不確定中，親自尋找屬于自己的答案。

那么，現代體育中的“興奮”到底有什么樣的型構？它又來自怎樣的心理和實踐？回答這本書的核心問題，其實和面對宏大理論的方法是一樣的：整體地看待某一項具體的運動也許是有幫助的（整體性、具體性），型構的形成當中可能存在一些涌現性質的變化（靈活性），但問題的答案最終來自研究者或讀者自己的切身實踐，且這些答案本身對他們參與的下一場比賽并無損益。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轉發。作者：方逸騰；編輯：李永博；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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