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沁：功利主義哲學奠基人

（學之智經濟原創）

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公元1748年2月15日—公元1832年6月6日），英國人，功利主義哲學奠基人，是18到19世紀著名的法理學家、社會改革家、法律實證主義先驅。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后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發展，尤其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還深刻影響了社會主義思想發展。

神童與叛逆者

邊沁出生于英國倫敦東城區斯皮塔佛德的一個富裕律師家庭，父親和祖父都是律師，母親是安多弗地方一個商人的女兒。邊沁從小便接受了較好的啟蒙教育，3歲起學習拉丁文文法，6歲開始寫拉丁詩，7歲進入威斯敏斯特學校，12歲時就被牛津大學女王學院錄取，并于15歲和18歲先后取得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這種過早的智力開發使他從小就被視作神童，同時也使他與同齡人格格不入，還讓他對傳統教育體系的僵化有了切膚之痛，并產生了很強的叛逆思想。

在牛津的經歷表面上看非常靚麗，但對邊沁來說是痛苦的。他反感那里彌漫著虛偽、懶惰與毫無生氣的氛圍，并且老學究們在知識傳授上的保守思想。邊沁對大學里的前輩們普遍下了一個結論：有些人放蕩奢糜，有些人抑郁乖僻，大多數人則是呆板沉悶的，簡直就是“老太太邏輯”。他完全不喜歡他的導師杰斐遜，認為導師最關心的事情就是不讓他有任何消遣和娛樂。這段不快的經歷，埋下了他日后猛烈抨擊英國普通法和傳統學術體系的種子。

為了子承父業，1763年邊沁遵照父命進入林肯律師學院學習法律，后來取得了律師資格。此時他還在牛津大學學習，在接觸了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那套為英國法律體系大唱贊歌的講座后，他深感厭惡。他認為英國法律體系充滿混亂、不公和虛構，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下做一個律師毫無意義。于是他放棄了律師工作，轉而研究英國法律中的缺點，試圖建立通用的標準來衡量每一條法律的價值，并立志要為其找到理性的、科學的基礎。

離開了作為律師的法律實務工作，邊沁依靠父親提供的豐厚津貼，專注于法理學研究和社會改革設計。他主張編纂一部完整、清晰、理性的法典，讓每個公民都能理解，從而擺脫法律專業人士的專斷。這也是對牛津大學那種知識壟斷和保守主義的有力反擊。不過，最初他發表的作品較為粗糙，所談論的事情沒有太多價值，難以引起各界關注。

思想形成與代表作品

大約在1769年，邊沁讀到了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克勞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和大衛·休謨等人的著作，從此逐漸開竅。通過閱讀這些啟蒙思想家的著作，邊沁提煉并確立了貫穿其一生的核心思想，鍛造成為體系化的“功利原則”，即最大幸福原理。他認為，大多數成員的幸福是每一個政治社會的標準，法律和教育是塑造人類行為、改善人類道德和幸福的有效工具，最終目標是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1776年，邊沁匿名發表了首部代表作《政府片論》。當時，威廉·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是法律界的權威著作，它以傳統哲學思想維護英國普通法體系。邊沁的《政府片論》是對布萊克斯通這種保守、辯護性理論的猛烈攻擊，幾乎是向整個法律界發起的挑戰，因而采取匿名發表。書中，他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根本原則，用實在、可驗證的“功利”取代了抽象、思辨的“理性”，將其確立為評判法律與制度的最高標準。這不僅猛烈抨擊了為舊制度辯護的保守理論，更在根本上終結了源自柏拉圖的形而上學法哲學傳統，為后世的功利主義與實證主義法學奠定了基石，開創了以社會效用為核心的全新法學范式。

1789年，在構思、撰寫和修改了近15年之久后，邊沁發表了另一部代表作《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這本書系統性地闡述了功利主義哲學體系，包括苦樂計算法、立法原理以及刑法改革方案，為19世紀英國的刑法人道化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撐。本書標志著邊沁的功利主義從一種倫理學說，提升為一套完整的、具有極強實踐性的社會技術與立法方法論。它不僅是邊沁個人思想的巔峰，也是啟蒙運動對“理性萬能”的信念在社會科學領域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之一。盡管“苦樂計算”的機械性后來備受質疑，但它所確立的以后果為導向、以社會福利為依歸的決策思路，至今仍是現代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準則。

社會改革與付諸實踐

1792年，邊沁的父親去世，給他留下豐厚遺產。對邊沁而言，父親的遺產來之不易，不應變成他的享樂資本，而是實現其哲學抱負的絕對物質保障。擁有了經濟獨立，使他得以擺脫職業束縛，成為一名純粹的社會工程師。于是，他毫無間斷、心無旁騖地投身于法律改良，將此作為自己的畢生使命。他力求以功利原則為藍圖，對英國乃至整個文明世界的法律與制度進行系統性改良。

在發表理論基石《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之后，邊沁的寫作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產期與廣度爆發期。他的筆觸不再局限于法理學基礎，而是涵蓋了憲法改革、議會改革、司法證據、監獄管理、濟貧法、教育、高利貸法、公共衛生等幾乎所有的社會領域。他堅信“最大幸福”原理是一個普適性的工具，必須應用于社會機體的每一個器官。從宏觀的國家政體到微觀的公共衛生，每一處制度的缺陷都是對總幸福的損耗，因此也都成為他運用理性進行剖析、批判并為之設計更優方案的對象。這種全方位的著述活動，標志著邊沁從一位理論哲學家，逐漸轉變為一位致力于將功利主義哲學付諸實踐的、永不疲倦的社會改革家。

與此同時，邊沁并不滿足于僅僅使用筆桿子、理論家，而是將改革思想付諸于實踐。其中，最著名、也最能體現其思想特質的一次實踐，便是他傾注了巨大心血與財富的“圓形監獄”項目。圓形監獄的核心設計是一個環形結構，中央是一座監視塔。由于巧妙的光線設計，看守在塔內可以看清所有囚室，而囚犯也能擁有敞亮的生活空間。這是功利主義效率的極致體現：只需少數看守便能監控大量囚犯，極大地降低了運營成本，具有極致的經濟效率與管理效率；同時也是最佳的人道主義考量，替代了陰暗、混亂、依靠肉體折磨的傳統監獄。盡管邊沁為此項目建設墊付了大量資金，并且奔走呼吁長達數十年，得到了議會的初步支持，但最終因國王的反對和政治上的復雜性，未在英國完全建成。

盡管邊沁親自推動的許多具體改革項目在英國本土的實踐中屢遭失敗，但他所構建的功利主義思想體系卻吸引并凝聚了一批才華橫溢的追隨者，從而塑造了下一代改革家的世界觀。他的著作在歐洲大陸盛傳，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和立法者高度推崇，將他視為能夠提供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國家藍圖的思想導師。

晚年與不朽遺產

邊沁的晚年未能出版超越《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那樣系統性的理論巨著，但他的聲望與日俱增。他的學說從邊緣走向主流，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與此同時，他的政治主張也愈發大膽和徹底，展現出毫不妥協的改革姿態。

1823年，在邊沁的資助與精神指引下，《威斯敏斯特評論》 創刊。這份刊物并非普通的學術雜志，而是被明確設計為“哲學激進派”的政治喉舌與思想武器。它的首要任務，便是與代表當時主流輿論的輝格黨《愛丁堡評論》和托利黨的刊物進行論戰。通過這一平臺，邊沁及其追隨者（如詹姆斯·密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得以系統性地宣傳功利主義原則、抨擊腐敗的貴族政治、鼓吹普選權、法律改革和自由貿易，極大地推動了民主改革思想在公共領域中的傳播與接受。

邊沁晚年傾注心血的著作《憲法典》，清晰地表明了他超前的民主理念。他主張普選制，所有成年男性都應享有選舉權（在時代局限下仍未包括女性）。還主張秘密投票，以保障選民免受脅迫，自由表達真實意愿。為了確保議員對選民高度負責，還主張短期議會，例如一年一屆。這些主張在當時是極其激進的，試圖徹底消除既得利益集團，建立真正對人民負責的民主政府。

1832年邊沁逝世。他在遺囑中要求將自己的遺體進行防腐處理并公開展示，以繼續“促進人類利益”。他的遺體被精心制作成“自我肖像”，穿著生前衣物，手持手杖，至今仍坐在一個特制的木質櫥柜中（后來轉移到了玻璃柜里），存放于倫敦大學學院。他要求以這種方式出席學院的重大會議，被記錄為“到場但未投票”，這成為他功利主義信念的最后一個、也是最奇特的實踐。他將自己變成了一個永恒的象征、一個激勵后人的工具、一個推動公共福祉的永久性物質載體，成為不朽的遺產。

廣泛而復雜的思想遺產

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哲學支撐。邊沁強調個人幸福，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為古典自由主義提供了哲學支撐。他提供了個人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是虛構的團體，共同體的利益是“組成社會的若干成員的利益總和”。經過功利計算，他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自身才是其幸福的最佳判斷者，自由競爭和契約自由被證明是能帶來最大繁榮和幸福的有效機制。因此，政府的角色應主要限于保護安全與財產，僅在為了糾正市場失靈時，干預才是正當的。

對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的思想啟發。當自由市場的發展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問題時，改革者們從邊沁那里找到了干預的合法性。圍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目標，天然要求關注大多數貧困階層的福祉。他們主張，為了實現真正的“最大幸福”，國家必須提供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

對現代經濟學的奠基性貢獻。邊沁本人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但他的思想為后世的經濟學家提供了哲學基礎和改革藍圖。其中，最具奠基性的貢獻在于他將“效用”概念確立為衡量價值與福利的核心尺度。這為后來微觀經濟學“邊際效用”分析鋪平了道路，成為經濟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現代數理經濟學轉變的關鍵理論思想和計量手段。邊沁將人視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個體，成為了標準經濟學模型不可或缺的“理性人”核心假設，至今仍是全球經濟學教材與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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