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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調侃、一段戲謔,都可能成為舉報信上的“罪證”。我們不知不覺闖入了一個文革轉基因時代
郭德綱于謙的最新相聲《藝高人膽小》,被指存在“倫理哏和葷段子等低俗內容”,熱心觀眾奮力投訴,政府部門表示正在處理中。
接踵而至,六神磊磊因《〈流星花園〉確實是一部懷念明朝的作品》,被網友以“搞歷史虛無主義”為由舉報,其公眾號陷入“因違規無法關注”的狀態。
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縮影——從大學教授的課堂發言到普通網民的社交動態,從文藝創作的邊緣試探到學術討論的細微分歧,仿佛一只無形之手高懸頭頂,隨時按下舉報之鍵。
我們悄然步入一個“舉報頻發”的時代,那里人人自危,言談謹慎,空氣中彌漫著自我審查的沉默。
舉報本身并非新鮮事物。在歷史長河中,檢舉揭發機制曾發揮監督作用。然而,當舉報從維護公義的利器退化為排除異己的棍棒,從偶發事件演變為日常習慣,其性質已然異化。如今,舉報的理由可以微小到一句話的表述、一個表情的使用、一段歷史的解讀,甚至是一種情緒的流露。
這種“零容忍”文化正在塑造一種奇特的社會心理:我不必理解你,我只需要消滅你;我不必辯論你,我只需要舉報你。
這種文化有著令人不安的似曾相識。它仿佛是那場十年浩劫的“轉基因”——保留著形式上的合法性,卻植入了相同的排異基因;披著現代法制的外衣,卻繼承了不容異見的靈魂。
舉報者不再是基于正義的公民,而可能成為思想警察的幫兇;舉報不再是對明顯違法行為的監督,而演變為對思想差異的清洗。
這種“轉基因”舉報文化,表面看是“依法行事”,實則充滿了道德綁架和話語暴力。它巧妙利用現有機制,達到讓不同聲音消失的目的。
中國歷史上,因言獲罪的悲劇屢見不鮮。明清時期的文字獄,常因一字一句而興起大獄,株連無數。清初“明史案”中,莊廷鑨因編纂明史被控“詆毀清朝”,已故的他被掘墳戮尸,家族男子十六歲以上皆斬,牽連致死七十余人。乾隆時期的“一柱樓詩案”,徐述夔因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曲解為反清復明,遭開棺戮尸,子孫處斬。
這些慘劇的根源,正是權力對思想的恐懼與不容。舉報文化最可怕之處,不在于懲罰本身,而在于它創造了一種自我審查的氛圍,如同無形的牢籠。如同魯迅筆下那些“看客”,舉報文化下的我們可能不自覺地成為了新時代的“文字看客”——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鼠標點擊,用舉報替代思考,用審判替代對話。
胡適曾深刻指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這一判斷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當舉報成為家常便飯,社會將付出怎樣的代價?扼殺一切創新。
唐宋時期的中國,正因為文化上的開放包容,才能創造出璀璨的文學藝術成就。;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正是因為對各種思想的相對寬容,才孕育了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巨匠。
相反,歷史上每一次思想禁錮,都伴隨著文明的停滯與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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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一詞幾乎必然與“試錯”相連。只有當另類想法不再被認為“不著調”,試錯成本不再高企,創新才會蓬勃生長。舉報盛行的社會氛圍必然導致自我審查的盛行,人人謹小慎微,創造力枯萎。
當郭德綱的相聲需要擔心每一個“倫理哏”是否會被舉報,當六神磊磊的幽默解讀需要提防被上綱上線,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笑聲與思考,更是社會思維的自我退化。一個不能容忍諷刺與幽默的社會,如同失去免疫系統的機體,脆弱而僵化。
舉報文化既有“溫水煮蛙”效應,也有寒蟬效應,正在悄然改變我們的社會生態。當最后一只有不同聲音的青蛙因舉報消失,那鍋溫水也就成了思想的墳墓。
我們需要區分真正的違法亂紀與觀點表達、藝術創作之間的界限。郭德綱的相聲或許俗了些,但它是劇場藝術,有其特定的觀眾群體和語境;六神磊磊的解讀或許牽強了些,但它是文學評論,充滿反諷與幽默。
一個健康社會應當有足夠的彈性容納這些不同聲音。大家應該記得武漢醫生李文亮的那句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當我們能夠一起欣賞郭德綱相聲中的市井智慧,品味六神磊磊文章中的歷史隱喻,容忍不同審美趣味和觀點立場,我們才真正走出了歷史的死胡同,邁向一個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未來。
畢竟,文明的高度不取決于我們舉報了多少不同意見,而在于我們能包容多少多樣性。就像通過生物的多樣性,我們可以欣賞這個世界的豐富多彩,而不是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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